第四节
第二次绝望

《呐喊·自序》以自我回顾的形式让过去告一段落，同时又借此倾诉了此时此刻的绝望。这篇名文其实标志着，鲁迅陷入了其启蒙事业的第二次绝望。人是一个需要意义的存在，鲁迅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志于道”的传统使命意识及民族危机的召唤，使他首先把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放在为民族振兴而启蒙的事业上；当然，除此之外，他也有着中国人所普遍存在的人伦意义的寄托，在这一层面上，家道中落和婚姻不幸使他把对此一意义的寻求集中在孝顺母亲以及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上，尤其是二弟周作人，因年龄和思想的接近，鲁迅对他爱护有加，从南京到日本到北京，都是鲁迅去在前，周作人随其后，二人曾立誓“兄弟怡怡，永不分离”。“五四”时期，鲁迅购置西城房产八道湾，将全家安置在一起，彼时周氏兄弟荣为新文坛“双子星座”，二人共处，思想交流与写作互通有无，可谓其乐融融。可以想象，当“五四”落潮，《新青年》解体时，周作人的存在，对于鲁迅，既是《新青年》解体后身边的最后一个战友，也是人伦生活中的莫大寄托，甚至说周作人是此时鲁迅人生意义的最后寄托之一，恐怕也不过分。巧合的是，周氏兄弟的分裂恰恰发生在1923年，而且，这一分裂是出于令人尴尬的猜测和无法沟通的误解，揭示了二人内心已经形成的可怕裂痕。周氏兄弟的分裂，对于鲁迅是致命的，至此，鲁迅丢失了曾经支撑他前期生存的几乎全部意义，只剩下黑暗中的自己。鲁迅一生经历了两个人生的低点，一是我们都熟知的S会馆时期，一个就是1923年，亦即两次绝望的时期，但我觉得，如果说会馆时期的第一次绝望还留有余地，其现实生存尚有整个家庭的寄托，那么，1923年的第二次绝望则连现实生存的寄托也没有了。1923年应是鲁迅人生的最低点，1923年的沉默，就是鲁迅第二次绝望的标志。

和S会馆时期鲁迅以“钞古碑”打发寂寞一样，这时期的鲁迅投入到没完没了的琐事当中。现在无法知道，在繁忙和疾病背后，他到底想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自觉意识不会停止。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最终走了出来，不过这次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1923年12月26日，鲁迅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标志他再次由“沉默”转向“开口”；1924年1月，又赴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演讲“未有天才之前”；2月7日，开始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祝福》的创作，在2月一口气写了三篇；在9月一个无人的秋夜，又开始了《野草》的写作。值得重视的是，在写于1924年2月的《在酒楼上》的结尾，“我”开始向颓唐不堪的吕纬甫告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这一次的打破沉默，没有任何人劝说，他自己走了出来，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从此超越了自日本时期就开始的绝望情结。值得一问的是：既然第二次绝望比第一次绝望更严重，鲁迅为何这么快就打破了沉默？他是靠什么实现自我超越的？在这一年的沉默中，他又孕育了什么新的东西？

但打破沉默的秘密，正在沉默之中。在这里首先可以说明的是，鲁迅如此快地打破沉默，大概有两个心态上的因素，其一，是与鲁迅既已走上言说的道路，不得不言说下去的习惯有关。鲁迅后来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1]又拿起笔，不管是为了卖钱养家，还是为了个人抒怀，这已是职业习惯，也是阵营解散后唯一可以寄托的本业。这一心态在当时同陷于绝境的周氏兄弟那里是相同的，《新青年》解散后，周作人将自己的本业定位在文学上，认为“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2]，并于20年代初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文学。“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由《新青年》解体后鲁迅小说发表的刊物可知，1921年1月的《故乡》之后，鲁迅发表小说不再是像以前那样集中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而是分散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语丝》周刊、《莽原》半月刊，和上海《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可知此时的“游勇”状态。其二，第二次绝望后，鲁迅反而获得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心态，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创作。第一次绝望后与《新青年》的合作，“听将令”的姿态使他并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这一点表现在《呐喊》和同时期的随感录中，木山英雄就敏锐地看到鲁迅“五四”时期的文章略显空洞的地方：

他相继把中国人的国粹主义、迷信、祖先崇拜、野蛮、折中主义、双重思想、非个人的群体的自大意识之类，纷纷举到锋利的批判枪口上，但并未提示任何取而代之的东西或者改革的具体方案，只是一意催促思想的觉醒和改革的决心。作为“新文化”的实绩，陈独秀曾积极地打出各种口号，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的名目下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胡适则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显示了改革方案的具体性。与这些论客为伍的鲁迅似乎也以“人”“进化”“世界”“科学”“爱”等语词阐述着自己的新思想，当然，仅用这些新的语词便能使青年感奋，正是所谓的“五四文学革命”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总之，鲁迅并没有给这些语词注入应有的内容而予以充分的阐释，则是不争的事实，在鲁迅来说，这些词语只不过是在与之正相反的中国现状中被逆向性的规定了的，专为否定用的相反概念而已。^[3]

可以说，鲁迅在那时并未完全获得自己。而这次彻底的绝望，使他失去以前所寄托的一切，只剩下孤独的一个人，这样的处境反而有助于使他摆脱不必要的束缚，真正拥有自己。这从鲁迅复出后对胡适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作为《新青年》同仁，鲁迅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当初是较为融洽的，胡适是《新青年》团体的主将，在思想立场上，鲁迅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有所保留，“听将令”的他也要与其保持同一阵营应有的同一步调，同时，在小说史研究领域，他们之间也曾有过较为密切的来往，从鲁迅书信可知，二人之间的学术来往一直保持到1924年，1924年8月后，通信便中断了。在复出后的演讲中，鲁迅开始对胡适公开提出批评。1923年12月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对胡适“五四”时期所译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的主题作了颠覆式的重估，已透露此中消息，接着，1924年1月的演讲“未有天才之前”又对胡适几年前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出批评，把它列为社会上“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的几种“论调”之首^[4]。试想，如果在《新青年》时期，这是不可能说出的，如果没有此时期的自由心态，鲁迅也不可能发表真正属于自己的言论，1924年的演讲标志着鲁迅在言论上离开了《新青年》时期的暧昧，真正获得了自己。空前自由的心态使鲁迅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自由，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我们可以理解，鲁迅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多产的创作高峰，并在20年代以自由个人的身份展开了与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著名论争，在论争中他使思想和文章开始迸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光彩，由此初步奠定了杰出杂文家和战士的名声。必须指出的是，20年代中期，在其出击奋战的跃动身姿的背后，隐藏着尚未愈合的内心伤口，因此出现了两个不同文本中的鲁迅：一个是中期杂文中手拿“投枪”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战士鲁迅；另一个是《彷徨》《野草》中手拿解剖刀进行严酷的自我拷问和自我挣扎的鲁迅。当我们把写于1925年6月18日的《忽然想到（十一）》和写于1925年6月17日的《墓碣文》，以及写于1925年11月18日的《十四年的“读经”》及《评心雕龙》，与分别写于1925年10月17日和21日的《孤独者》及《伤逝》，放到一起，大概很难判断是出于同一时期的同一人之手。如果说论战的文字确立了鲁迅杂文家和战士的形象，那么，《彷徨》尤其是《野草》的自我拷问和自我挣扎，则标志着通过对旧的自我的总结和清算，鲁迅开始走出第二次绝望，迎来了真正的新生。出击奋战既伴随着这一艰难的自我反思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这一自我反思过程的成果。

[1]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2] 《文学研究会宣言》（此文为周作人所作），转引自《文学研究会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 〔日〕木山英雄：《〈野草〉的诗与“哲学”（上）》，赵京华译，《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

[4] 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