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23年的鲁迅

1923年，是鲁迅两个创作高峰间相对沉默的一年。在这之前，是“五四”高潮时期“一发而不可收”^[1]的《呐喊》的写作，其后，则开始了《彷徨》和《野草》的写作，而在这一年，鲁迅却几乎停止了创作。除了没有间断的日记，现在所能见到的作品，是收入《鲁迅全集》中的《关于〈小说世界〉》（1月11日）、《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1月13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该文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和《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3年11月）四篇，并撰《明以来小说年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手稿现存，未印），前二者是两篇声明性质的短文，后二者是学术性质的。此外还有致周建人、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胡适、马幼渔、钱稻孙、李茂如、孙福熙几位熟人的信（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入致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的四封信）。以上所列诸篇，除《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皆为其生平所未亲自收集者。另外，该年5月之前鲁迅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三篇作品。^[2]

除此之外，不应忽略鲁迅还可能花费精力对将于该年12月及次年6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进行了编订。《中国小说史略》基于之前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讲授小说史的讲义，先后有油印本和铅印本，前者可能自1921年起多次油印。据李雪考证，单演义藏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约成于1922年初，许寿裳藏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印成于1923年6月初。^[3]《小说史大略》与《中国小说史大略》之间，“铅印稿是在油印稿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修订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4]，“改动处甚多，远不只是篇幅的大小论述的详略”^[5]，说明在油印稿基础上编订《中国小说史大略》，会花去一定精力和时间^[6]。而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与新潮社版《中国小说史略》之间改动不大，后者比前者增二篇，一为“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但该部分在最早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已有雏形——“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二是将“明之神魔小说”由铅印稿的上、下两编增至正式出版本的上、中、下三编，两相对照，“全书的叙述和对一些问题的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内容有增加，文字有修改”^[7]。所增加者，也仅限于个别段落，这说明《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以《中国小说史大略》为蓝本的，由《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不会花费多大精力。鲁迅1923年日记中有三次寄送许寿裳小说史讲义的记录，最迟在6月6日“午后寄季巿《小说史》三篇”^[8]，可能据此，李雪认为许寿裳藏尚未装订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印成于1923年6月初，如果情况属实，则可以说6月前鲁迅已基本完成编订工作。但此一判断可能有误，《中国小说史大略》不是一次印成，而是分篇印刷，随课程进度以散页发给学生的，鲁迅寄送许寿裳，就是分成几次。鲁迅的编订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可能6月以后编订告一段落，直到10月8日和23日，日记才又提到寄小说史稿给孙伏园^[9]，此稿当为交由孙伏园付印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部分。12月1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写道：“附上讲稿一卷，明已完，此后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附排印，下卷则起草将完，拟以明年二月间出。此初稿颇有误，本可不复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出者日内可装成，其时寄上。”^[10]这里所说的内容，日记未载，所寄许寿裳的“讲稿”，应该还是《中国小说史大略》铅印本的后一部分，而不是12月新潮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所谓“先已俱呈”，指的就是以前陆续寄的铅印稿（即信中所言“此初稿”）。据鲁迅日记，恰巧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他下午刚寄出给许寿裳的书和信，才收到孙伏园寄来的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11]到12月20日，日记中记下“夜草《小说史》下卷毕”，说明《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已基本写好，至1924年3月4日日记“夜校《小说史》下卷讫”，下卷始告完成，于8日寄孙伏园付印。由以上梳理可知，鲁迅于1923年确实在从事小说史的编订工作。

小说史的编订固然费时费力，但若将鲁迅停止创作完全归因于此，则未免夸大。何况小说史的修订，也许在192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鲁迅1922年日记散佚，散失了其中证据，但见1921年日记书账，鲁迅于宋人说部类书籍多有搜购，与往年不同，联系后来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相比于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增添部分主要有“第十二篇宋元之拟话本”，则鲁迅1922年左右即开始编定小说史的可能性也很大。但即使算上小说史的修订，鲁迅1923年的文字，与1918年后的任何一年相比也都少得多，小说与散文创作则全部停止。所谓沉默者，当指表达性质的创作的停止，如果说鲁迅在这一年几乎陷入沉默，大概也不为过吧。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恰在1923年的“前夜”——1922年12月3日夜，鲁迅编定自己此前最重要的成果——小说集《呐喊》，并作了著名的《〈呐喊〉自序》；走出1923年的1924年2月7日，鲁迅开始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祝福》的创作，仅2月就写了三篇^[12]，又一发而不可收。年前的总结和年终的开口，正好衬托出这一年中黑洞般的沉默。

1923年也是鲁迅前期成果开始收获的一年：6月，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2月，所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同时，下册也已编定。这些成果，包括小说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几乎囊括了走出会馆以后各方面的所有成果。诸多收成在同一年获得，从象征意义来看，大概意味着他前一时期工作的告一段落吧。

1923年，发生了两件对鲁迅人生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事。7月19日，鲁迅接到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一封绝交信，曾经誓言永不分离的周氏兄弟突然失和。^[13]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11号；同样是7月，因好友许寿裳的关系，鲁迅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于10月13日开始授课。如果说兄弟二人的分裂让鲁迅前期的家庭生活告一段落，那么，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因为涉及女师大事件及许广平的“闯入”，则拉开了他此后新的人生大幕。应该说，这两个偶然发生于同月的事件，恰恰在鲁迅的人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以上事实至少象征性地说明，1923年，对于鲁迅是颇有意味的一年，问题是，1923年对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与竹内好对S会馆中迷人的沉默尤感兴趣一样，我想了解的是，在这一年的沉默中，鲁迅又孕育了什么新的东西？

沉默之后留下的只有行为，我们先看除了上述象征性事件外，鲁迅在这一年主要做了些什么。

要探寻鲁迅的日常行止，其日记是最好的传记，我们还是以日记为主要依据。可以看出，1923年所记，大多是与此前日记相似的日常琐事，如果细加分辨，可以发现，7月19日兄弟失和之前鲁迅的日常行止，和以前所记略同，如信件书刊的寄收、老友学生的造访、同友人在外餐饭、“往大学讲”“游小市”“购书”“夜修补古书”等，所不同者，这年的日记中少了此前（“五四”时期）常见的对夜间创作的记载，这本来是鲁迅的习惯，有所创作一般都在日记中记下一笔。还值得一提者，3月25日日记记有：“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14]，似乎预示着该年运气有点不好吧。如果不计较这些，则7月19日之前日记大概也和以前任何一年的日记没有什么区别。但是，7月兄弟失和以后，日记中出现了此前包括以后都没有出现过的内容，并成为日记的主要内容——对搬家、寻屋、购房和装修的大量记载。7月19日二人失和，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书籍入箱”。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31日“上午访裘子元，同去看屋。……下午收拾行李”。8月1日“午后收拾行李”。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说明鲁迅在7月19日对周作人“后邀欲问之，不至”后的绝望、愤怒与果决。砖塔胡同是临时租住，为了买到可以长期居住的房屋，此后的鲁迅转入频繁的看屋行动中。从8月16日“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始，至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旧屋六间，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共外出看屋二十多次，此后，又多次出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间，9月24日“咳嗽，似中寒”，鲁迅因兄弟失和的打击及连日操劳，肺病复发，其后有多次服药和上山本医院就医的记载，直至11月8日，记下“夜饮汾酒，始费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才告初步痊愈。但即使在卧病期间，鲁迅还坚持亲自看房、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装修等。这一年对于鲁迅，确实是琐事缠身的一年。

这些琐事都产生于兄弟失和，可见这一事件对鲁迅生活的影响，其对鲁迅内心的冲击，应该说更大吧。我觉得，在其拼命忙碌的背后，是一颗试图极力掩藏起来的流血的心。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由于无法找到实证，至今仍像谜一样吸引着人们的猜测，但可以肯定，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且二人对原因都讳莫如深。在事情发生十几天前的7月3日，日记中还有“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的记载，当周作人十多天后突然拿来绝交信的时候，至少鲁迅是始料未及的吧；如果真如传言所说，周作人的理由是认为大哥对弟媳非礼，则无论是真是假，这样的原因对于双方都是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事。7月19日收到绝交信的第二天，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夜半大雷雨”。在日常生活中，兄弟失和也是不少见的，但这件事发生在周氏兄弟之间，其影响非同寻常，这是由二人后来的人生所证明了的。对于鲁迅，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及精神气质，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其人生中的精神事件，兄弟失和亦应作如是观。充分估量这一精神事件对鲁迅自我的影响，尚需体贴地了解鲁迅当时的精神世界，以发现这一事件在其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及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还得先走进1923年时鲁迅的心态。

走进1923年的鲁迅虽然还没有开始《彷徨》的写作，其实心境早已进入“彷徨”时期。1921年胡适写信给《新青年》的各位编辑，征求主编陈独秀离京后《新青年》的续办方案，标志着曾经盛极一时的《新青年》团体开始解体。虽然鲁迅在代周作人的回信中，语气显得颇为豁达^[15]，但他也许已经感到，曾默默寄予希望的思想阵地又将散失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打击，在《新青年》的同仁中，恐怕对于鲁迅是最大的。我们知道，当《新青年》在北大渐成声势时，鲁迅对它却并没有表示怎样的看好^[16]，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份杂志聚集了一些和自己年轻时一样颇有抱负的青年，但日本时期的绝望经历，使他觉得这必将又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行动，因而表现的态度是“隐默”；鲁迅的加入《新青年》，是在钱玄同的劝说下，因在理性上不能否认希望之“可有”而加入的，换言之，是对《新青年》未来的希望的可能性期许，使他在绝望之后又一次勉为其难地开始了启蒙的行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新青年》的失败将给他带来又一次的绝望，而且连仅有的希望的可能性也勾销了。因此，虽未列名编辑，但《新青年》的解体，对于鲁迅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只是在后来才描述了当时的境况：“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教作随便谈谈。”^[17]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又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云流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18]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的解体，对周氏兄弟的打击似乎都是毁灭性的，周作人1921年的一场大病，或也与这一事件有关，在西山疗养期间，他对“五四”时期的言行进行了深入反思，其后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折，自此拉开了序幕。对于鲁迅来说，如果说他在日本时期经历了第一次绝望，那么，以《新青年》的解体为标志，鲁迅开始进入了第二次绝望，而且是一次无法走出的绝望。

其实，虽然加入了《新青年》，鲁迅仍然是有所保留的，这就是他之所谓“我自有我的确信”^[19]。深深的绝望如一根伏线，潜藏于出击身姿背后，站在边缘“呐喊几声”，正是近乎折中的姿态。早在写于1920年10月的《头发的故事》中，他就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对“黄金世界”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质疑，而在此前，他已对这位俄国的“个人的无治主义”者^[20]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兴趣，着手翻译阿氏小说，20年代对阿尔志跋绥夫的翻译介绍，除了鲁迅一贯坚持的文化引进的启蒙动机，应有正是在其中找到可以交心的对象的内在因素。《新青年》的解体，只不过使他又一次确证了“绝望”的发生。1921年1月，鲁迅作《故乡》，在这篇感伤小说的结尾，忽然提到“希望”，在“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自我解脱式的解释中，似乎透露了面对希望的无奈。该年年底，鲁迅开始写作《阿Q正传》，在这篇被视为其启蒙文学的代表作中，却写出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国民的魂灵”，这一展示，与《狂人日记》里对“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严峻追索，已拉开了距离，同时，充满戏谑和杂语的语体也与启蒙文学的严肃性有一定差距。《阿Q正传》后，鲁迅明显加快了《呐喊》的创作进度，1922年6月，鲁迅完成了《端午节》和《白光》两篇；10月，接连创作了《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三篇；11月，作最后一篇《不周山》。1922年的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剩下的六篇，从小说题材看，大多是身边生活的速写，没有此前小说对主题及题材的精心设计，最后一篇是神话题材，属于后来的《故事新编》的题材范围。这些似乎表明，鲁迅想尽快结束《呐喊》的创作。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2] 分别为可能译于1月1—2日的《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3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的短篇小说《爱字的疮》以及译于4月21日的短篇小说《红的花》。

[3] 李雪：《鲁迅〈小说史大略〉等五种的完成或改定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1期。

[4]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5]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6] 由《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大略》变动较大，原来的17篇扩至26篇，具体为：新增第九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二篇“宋元之拟话本”、第十九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第二十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三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大略》之十一“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扩为《史略》之第十三篇“元明传来之讲史”和第十四篇“明之讲史”两篇，《大略》之十二“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扩为《史略》第十五、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下）”两篇，《大略》之十三“明之人情小说”扩为《史略》第十七、十八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下）”两篇，《大略》之十七“清之谴责小说”扩为《史略》第二十一篇“清之讽刺小说”和第二十六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两篇。材料与论述也有调整。

[7]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8] 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9] 10月8日日记：“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23日日记：“寄孙伏园小说史稿一束”。（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468—469页。）

[10] 鲁迅：《书信·23121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0页。

[11] 鲁迅日记1923年12月11日记有：“下午寄寄市信并讲义一帖。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

[12] 三篇为《祝福》《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

[13]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日日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指周作人送来的决裂信，信的原文尚存，全文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的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梦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14] 日记引自《鲁迅全集》第14卷，下所引日记同。

[15] 参见鲁迅：《书信·210103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1页。

[16] 周作人回忆说：“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新青年》的了，可是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页）

[17]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18]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1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20] 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称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的赛林和绥惠略夫的形象表现了“无治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无治主义”（《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