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闻一多的诗歌成就及其研究现状

本雅明（1892—1940）在他的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概念》中曾提出浪漫主义关于艺术作品判断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即“判断的调和原则，进行等级价值判断的不可能性原则，和低劣作品的不可批评性原则”[1]。根据其中的最后一个原则，低劣作品是不值得批评的。因此，本节考察的一个问题是，闻一多的作品是否值得批评，或者说闻一多的作品是否具有可批评性。

首先我要批驳一种江湖流言，说什么闻一多的诗其实写得并不怎么样，只是由于他的死才出了名，这自然是不懂诗的俗见。闻一多以其壮烈的死给后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而且他恰好死于两个政党激烈斗争的夹缝里，这就使他再也摆脱不了和政治的干系。讨论闻一多的诗而不涉及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本文仅限于讨论闻一多诗中的政治，而无意全面分析闻一多的政治观。我的基本判断是，对于闻一多来说，政治只是一个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遭遇到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闻一多并非一个政治诗人，更不是一个因为政治而获得或增强诗歌声誉的诗人。在我看来，闻一多的政治观主要体现为一种现实感，其核心是民主观念。如果把闻一多视为政治诗人或服务于某个政党舆论的宣传诗人，这种观点貌似对闻一多的推崇，其实降低了他的意义。诚如谢泳（1961—）所说的，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反对任何专制的知识分子：

他本来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的人，但最终却为政治缠绕，以致在很多人眼中，他已不是一个学者，而成了一个斗士；他已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一个战士。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闻一多，真正的闻一多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同一的人。[2]

诗歌与政治其实是闻一多早期文艺救国思想的两个方面，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可以视为其诗歌热情的延续或变相表现形式。五四期间，他从事的是宣传工作，并未参加游行。他早期对政治的参与主要是一种热情的参与，诗性的参与，《提灯会》可以为证。“大江”时期的闻一多仍然主要停留在文艺救国的层面上，他的主要活动无非是编杂志、写诗歌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无才干，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3]。直到后期参加民盟，他才真正介入了政治活动，并于1944年12月25日第一次参加游行。[4]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太尖锐了，在他看来，除了行动，别的途径一概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他挺身而出，“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并因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考虑闻一多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自然无法理解闻一多的某些诗歌。尤其是晚年，闻一多甚至认为“政治是最尖锐的人生”“政治乃是诗的灵魂”。[5]但与诗歌相比，闻一多对政治的热情并不持久，他选择的是时而参与，时而远离。如果那个时代的矛盾不太尖锐，闻一多可能会满足于他的诗歌政治和书斋生活。在1944年的五四历史座谈会上，闻一多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如果用“不懂得政治”来概括闻一多的一生也许不妥，但它至少可以证明闻一多是个政治热情大于辨别力的人，他最后走向政治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意味，或者说是“时代的逼迫”与“思想的觉悟”相遇的结果：“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今天客观的情势不是在逼迫着每一个中国人，为他自己生存的条件和生存的权利，不得不加入一个团体来奋斗吗？”[6]当然，闻一多走向政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由于他目睹了太多的黑暗与苦难。正如他的学生许芥昱所说的：

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义感太强，不是一个革命家，没有一套具体行动的方案。他很猛烈的抨击中国的传统，那并不能证明他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他到死为止都还是一个想象丰富的诗人，不是一个社会的分析家。他最后一次态度的转变主要的也是一个对当时急转直下的政治经济军事而发的强烈情感反应。[7]

据闻一多本人讲，他是抱着一个“傻念头”从事政治的：“用教育的手段和教育态度来改造政治，把整个国家社会变成一个学校，我们相信政治本来就应该照我们这样做，不照我们这样做的政治，本来就不应该存在。”[8]与其说这是政治观，不如说是书生之见。不过，值得称许的是，闻一多投身的政治是一种站在底层申诉意愿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为了加入上层集团，对他人实施奴役的官僚政治。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他拒绝了老同学顾一樵（1903—2002）推荐他到教育部任职的好意，因此妻子还和他闹了一场不小的别扭。“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9]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之所以谈论闻一多的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只是想表明闻一多的诗歌声誉不是建立在政治因素上的，更不是用他的死换来的。

对闻一多诗歌成就的一个著名评价来自朱自清（1898—1948），他不只一次谈到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10]。“唯一”自然是强调，暂且撇开不谈，问题是何谓“爱国诗人”？具体地说，闻一多爱的是什么国？他爱的是杜甫的国，岳飞的国，陆游的国，还是生活于其间并最终暗杀他的中华民国？事实上，在闻一多生活的那个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未真正形成，闻一多生前对此已有所警觉。1945年，闻一多在和一个学生谈话时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11]这无疑颠覆了“爱国诗人”这个说法。许芥昱曾就此发表过精彩论述：

多半讨论闻一多的人，无论是批评他的或是盲目赞美他的，都把闻一多的爱国心看做他个人道德最突出的一点，很少注意到闻一多对他祖国的感情包括了好些个因素，而这些因素所发生的作用强弱不同。在念书的时候，他的爱国心受了岳飞的爱国诗词的鼓动，岳飞尽忠的对象是帝王。他又受了陆游那些爱国诗的鼓动，而陆游的诗是因宋朝受金人的侵略而起。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诗把闻一多献身的对象从祖国转移到别的目标上去了。除了他积极鼓吹大江会的政治主张那几年，闻一多成年以后的爱国心是一直隐藏在别的观念的底下的，最后他的注意力转向政治，那时他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操也不过是一个很纯朴对同胞受苦难的同情心而已。[12]

把爱国情操归结为同情心，貌似降低了爱国的分量，其实可能恰如其分。因为闻一多在《文艺与爱国》中也曾将爱国视为“伟大的同情心”[13]。一个可资比较的对象是屈原。在《读骚杂记》中，闻一多谈到屈原自杀的三种原因：泄忿说、洁身说和忧国说。他认为：“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14]也许这是一切伟人的命运，因为他们已经被偶像化了。最近，学者们倾向于将闻一多界定为“文化爱国主义”者[15]，把闻一多所爱的对象从国家转向了文化，这显然更符合闻一多作品的实际：“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甚至认为东方文化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16]本书把闻一多界定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人。尽管闻一多的诗歌有鲜明的文化倾向，并在纪念方玮德（1908—1935）时提出诗人应成为“文化的代言者”的观点，但他并非一个文化诗人，他的诗歌声誉也不是由于诗中包含了文化因素而获得的。

除了朱自清之外，吴晗（1909—1969）是另一个和闻一多关系密切的人。他将闻一多和美联系在了一起：“一多一生都在追求美，不只是形式上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早年搞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有变化，目标却从来没有变。”[17]许芥昱也持这种看法，他认为闻一多一生追寻的美有两种：理想的美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18]在我看来，这是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尤其是对闻一多早期来说；闻一多早期是个追求唯美主义的诗人，后来的活动不能说与美无关。但《死水》出版前后，他事实上已经转向了现实主义，美作为一种内心倾向不能说消失了，但受到了抑制，至少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唯美到底。说他晚年努力于民主革命是为了美并不错，但过于迂回，直接的说法也许应该是为了抵制现实中的某些黑暗因素。上述情况表明，如何评价闻一多作品的成就也许对我们还是一个考验。

相对来说，倒是一个汉学家对闻一多诗歌成就的评价值得注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1924—）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闻一多在世，他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也就是说，闻一多的诗歌成就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他的诗歌本身。2005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专访马悦然，马悦然认为闻一多的诗集《死水》是已经达到“世界文学顶尖水准的作品”。他说：

闻一多，1946年被枪杀了。他的《死水》和《红烛》很好，非常好。他的《死水》我认为是非常伟大的作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死水》是闻一多在诗歌构建方面最成功的实验，是五四运动期间诗歌中最悲哀的一首诗，是现代中国文学中韵律最完美的挽歌式的诗歌。他的诗有一种建筑的美，他是个诗歌建筑家，他的诗歌都有一个美丽的形式，非常好。他有一些短诗诗意很像唐朝时代的绝句。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他的诗歌都是用民间语言写出来的，像《飞毛腿》，完全是用北京的拉车夫的语言写的——“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管保是拉了半天车半天歇着”，这首诗非常好。[19]

由此来看，闻一多的作品绝不低劣，符合可批评性原则。事实上，闻一多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到目前为止，研究闻一多的论文达4657篇，硕士论文20篇，博士论文1篇，专著21部。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不能不让人深感“愧对闻一多”。因为许多闻一多研究者处于闻一多的水平之下，所以研究者普遍陷入对研究对象的仰视状态，不少论文停留在对闻一多观点的复制、分类、梳理、引用、赏析和比较的层面上，在创造性地开掘推进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闻一多研究的进程。研究闻一多的专著以传记为主，有些专著尽管有特定的角度和问题意识，也采用了传记的结构模式，这些专著直接论述闻一多诗学的地方并不多，但为闻一多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以闻一多诗学为中心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美]许芥昱著，卓以玉译，香港波文书局，1982年），《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俞兆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闻一多诗学论稿》（[台]李子玲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诗人闻一多的世界》（唐鸿棣著，学林出版社，1996年），《闻一多与饶孟侃》（王锦厚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闻一多诗学论》（陈卫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壁垒间的桥梁——闻一多与艾略特诗论启示录》（吴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其中初步建构闻一多诗学体系框架的著作是《闻一多诗学论稿》和《闻一多诗学论》，以及《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

《闻一多诗学论稿》是李子玲的硕士论文，书中研究的重点包括两方面：“一、研究闻氏的诗论及其所受西方的影响；二、研究闻氏如何把诗论实践在其诗歌创作中。”[20]全书七章，其重心是三至六章，三、四章分别探讨闻一多前后两期的诗歌理论，五、六章结合《红烛》与《死水》分析它们所受的西方影响。《闻一多诗学论》是陈卫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全书分五章：意象论、幻象论、情感论、格律论和技巧论。从总体上看，《闻一多诗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从闻一多诗论到所受的西方影响（横向），又从闻一多诗论到他的诗歌创作（纵向）。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因为闻一多诗学既受到西方诗学的影响，更受到中国传统诗学的滋养。对于一个以研究《诗经》、楚辞和唐诗卓然成家的诗人来说，不把这些丰硕成果纳入闻一多诗学体系显然是不完整的。相对而言，《闻一多诗学论》的体系性不强，该书仅仅铺陈了闻一多诗学的五个方面，却不曾侧重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全书看起来像一个四分五裂的平面，只能称得上建构闻一多诗学的一个地基。[21]《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尽管并非研究闻一多诗学的专著，但诗歌美学在该书中占据中心位置。全书理论性很强，并初步建构了一个闻一多诗学体系的框架。到目前为止，也许它仍然代表着闻一多诗学研究的高度。

[1] [德]本雅明：《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概念》，见《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 谢泳：《血色闻一多》，同心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 闻一多：《致家人》，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4] 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513页。

[5] 闻一多：《在诗歌朗诵晚会上的发言》，见《闻一多萃语》，闻黎明编，岳麓书社，1996年，第65页。闻一多在读《整风文献》的笔记中写道：“政治是最尖锐的人生，人生观即政治观——反对政治与不管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动物即是政治动物。”见《闻一多萃语》，第283页。

[6] 闻一多：《民盟的性质和作风》，《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446页。

[7] 许芥昱：《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卓以玉译，波文书局，1982年，第167页。闻一多的话可以证实这种观点。

[8] 闻一多：《民盟的性质和作风》，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441、446页。

[9] 闻一多：《致高孝贞》，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16页。

[10]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11] 何善周：《千古英烈 万世师表》，见《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第264—265页。

[12] 许芥昱：《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卓以玉译，波文书局，1982年，第196—197页。

[13] 闻一多：《文艺与爱国》，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4页。

[14] 闻一多：《读骚杂记》，《闻一多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5] [法]Perrin Viviane Wenqian：《闻一多文化爱国主义话语的追溯》，见《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陆耀东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7页。此外，还有人将闻一多界定为“民族主义”者或“文化民族主义”者，见朱华阳：《闻一多：民族主义的文化表达与思想实践》，《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陆耀东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16]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21、123页。

[17] 吴晗：《闻一多的道路·序言》，转引自《艺术家闻一多论纲》，闻立鹏、张同霞著，见《追寻至美》，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8] 许芥昱：《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波文书局，1982年，第197页。

[19] 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58期。早在1983年，瑞典就出版了由马悦然翻译的闻一多、艾青诗合集《死水与黎明》，见《艾青全集》第5卷，第679页。

[20] [台]李子玲：《闻一多诗学论稿·序》，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1] 在方法论上，该书倒有一个整体构想：“本书将采用三个视点对闻一多进行多观照：一是对闻一多的诗学观念作本义上的寻源和阐释；二是用他的诗歌创作来印证补充他的诗学观念；三是运用现代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现状去验证闻一多的诗学观。”（见《闻一多诗学论·引言》）但这种方法论并不能代替、也未促成论文的体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