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1950年生于吉林镇赉铁路公寓，4岁搬到农田环绕的小乡镇坦途火车站，一家八口住在铁道西附带半亩菜园子的一间半土房内，一直住到18岁。我至今依然记得，还没到入学年龄，我就经常跑到绿树环抱的坦途三完小，趴在教室窗户外听课。1957年，距上学年龄还差一年，我就自己做主到学校报名上学。结果，有一天老师真到我家来了，我远远看到，就飞也似的跑回家洗脸，想给老师一个好印象。1963年我小学毕业，获优秀毕业证书，升入邻校镇赉三中。不论小学还是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但学得最好的并不是语文和政治，而是数学。当时校长吴国兴教数学，他对我很好奇，因为我小小年纪，竟然重新编写数学教科书，而且一贯不做数学习题，只靠领会原理，但每次考试几乎总是第一。一天吴校长来我们班讨论，他微闭双眼，静静听我们发言。会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下数学学习体会，给全校学生做个报告。我那时只有16岁，报告的题目居然是“我走过的路”。幸好还没有交给校长，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开始了；否则，他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
这场运动不仅要了这位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学校长的命，而且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它，我或许会成为数学家。然而，当其时也，举国上下，差不多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形状犹如心脏的红牌子，牌子上写个“公”或“忠”字。不论挂着“忠”还是“公”的牌子，每个人都必须积极参加“公字化”和“忠字化”运动。
“公字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国各级单位都必须大轰大嗡开展大立“公”字、大破“私”字、狠斗“我”字、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的“公字化讲用会”。讲用会最流行的话就是大庆人的豪言壮语：“离我远一寸，干劲增一份；离我远一丈，干劲无限涨；我字若全忘，刀山火海也敢上。”就连书呆子数学家陈景润，也万分激动地真诚呼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
“忠字化”主要是“三忠于”和“四无限”运动。每个人必须天天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和无限热爱毛主席。登峰造极之时，全国人民都要跳忠字舞。当时我还在部队当侦察兵。我们的副团长是战斗英雄，脖子打歪了，胸前弹伤累累，也一边满脸庄严肃穆、笨手笨脚地跳着忠字舞，一边瓮声瓮气、信誓旦旦地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但人人必须跳忠字舞，而且人人饭前必须祝福：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每个人每天还必须毕恭毕敬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诉说自己的“活思想”。
我自然也必须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但内心异常苦闷和困惑，遂决心研究这些问题。但部队没有研究条件，要进行研究和写作必须离开部队。可是，当时部队很器重我，全师士兵只挑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送往锦州机要学校学习两年，前途无量。究竟是在部队争取当将军，还是回家种地著书立说？我反复考虑了近一个月，最后选择了后者。当我以红绿色弱为由申请中途退役而未被批准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让我现在还后悔和心痛的可怕决定：绝食。
我整天躺在床上，不吃饭，只喝水，除了撒尿，从不下床。这对于食欲旺盛天性好动的我来说，是极度痛苦的。但我当时想，只要坚持三两天，就可以回家了。然而，到第三天，我眼巴巴盼望着批准我回家的通知，一直到晚上也没有消息。三天没吃一点东西，难受极了，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我想第四天一定会来通知的，一定坚持到第四天。第四天果然来人了，但我抖抖精神，定睛一看，来的怎么全是白大褂：他们都是军医呀！
领头的长相凶狠，牙齿外露，手里拿着带有长长胶皮管的漏斗，一边比划一边严肃地问我：“到底吃不吃饭？不吃就把这个管子插进你的鼻孔和食道，往里灌鸡蛋汤，那可难受极了！”他一听我的回答是不吃，就对另外几个人说：灌！他们一下子拥上前来，按住我的四肢和脑袋，一个管子就插进我的鼻孔和食道，我一阵痉挛作呕，接着就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进来，我心里想，那就是鸡蛋汤吧。完事了，他们又劝慰一番，吓唬一阵，说铁打的部队绝不会对你一个人妥协，否则岂不都绝食了？
然而，我想无论如何也要退役著书，除了绝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决定坚持绝食。每天我都在想，再坚持一两天就能胜利。靠着“再坚持一天就能胜利”的信念，竟然一直绝食24天——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要绝食24天我绝不会选择绝食——每5天左右他们就来三四个人将我结结实实按住灌一次鸡蛋汤。到第25天，团政治处干事田守宽跑来，笑眯眯地向我摇动着手里的一张纸喊道：同意啦！我一下子坐起来，抢来一看，真的是批准王海明半年后中途退役通知书，还盖着3150部队的大红公章呢。我高兴极了，立刻吃饭了。期限快到了，我找田守宽询问怎样办手续。这个好人一听，哈哈大笑，说哪里有什么中途退役的事！那是他为了挽救我偷偷盖上的公章。我一听呆若木鸡，不可能也不愿意再绝食，只好再等一年半兵役期满复员了。
后来我常想，如果当初田守宽不弄虚作假，我会一直绝食下去吗？很有可能。忍受此等极端痛苦、付出此等极端代价，究竟是为那般？只为一件事：撰写解析“公字化”和“忠字化”的著作。荒谬之极！偏执之极！然而，此乃我的“长江”之源头也！从1968年4月绝食后第一天吃饭开始，一直到今天，45年来，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吝啬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这16425个日日夜夜，我几乎谢绝一切社会交际和亲朋往来而只做4件事：著书立说、锻炼身体、睡觉和应付工作。吾师杨焕章和魏英敏早有警告：如此独往独来岂不注定前途坎坷多难！诚哉斯言！但我惜时如金，无论如何也要将一切时间都尽可能用到写作上来。著书立说就是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实在比性命还重要：坎坷和磨难又算得了什么？
就这样，到1970年2月复员前夕，我写出两篇论文：《反对“公字化”：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和《反对“忠字化”：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到1983年，经过14年的孤注一掷，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八十余万字的《新哲学》书稿。1984年，我开始在这部书稿有关“公字化”等道德哲学部分的基础上，撰写《新伦理学》；虽然置一切于不顾，竟然也一直写到2006年11月26日，这部一百五十余万字的书稿才最终完成，历时二十二年。
接着，我运用《新伦理学》关于国家制度道德原则——亦即国家制度根本价值标准“公正与平等”和国家制度最高价值标准“人道与自由”以及国家制度终极价值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理论，在《新哲学》书稿有关“忠字化”等政治哲学部分的基础上，撰写我四十年来一直关注、思考和研究的国家理论。2012年6月29日，在海南琼海官塘“忘机轩”书房，完成了与《新伦理学》字数差不多的《国家学》，历时五个寒暑有余。是日也，雨过天晴，恰有彩虹高悬，瞬间消散。当此风云变幻之际，不禁思绪万千。遥想为研究“公字化”和“忠字化”而绝食之时，没有料到竟然要绝食二十四天，更未料到这一研究的完成，要我放弃功名利禄地位尊严而孤独寂寞潜心著述四十余载：十四载《新哲学》、二十二载《新伦理学》和五载《国家学》。
我把这两部巨著放在书桌一角，日日相看，初时不胜欣慰，后来竟然悲从中来。因为两本书虽然近三百万字数，结论却可以一言以蔽之：民主是唯一好的国家制度。然而，我已六十有三，退休后来漳州九龙江边开荒种地，远离政治舞台。幸有女儿道道（王见大），有极高思辨天赋。一日，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寒舍，餐桌上与道道对话，惊喜之极，竟然跪倒在地，高举双手大笑大叫：妙哉！尔后，曙光遂根据道道妈妈（孙英）整理出的道道2～5岁之时与大人的对话进行编辑点评，并于2006年在南方出版社出版，书名就是《道道语录》。现在就从该书选一段道道与王曙光的对话：
道道最羡慕的事情是会飞。道道觉得神仙有两条：一是长生不老，二是会飞。
我说：“是像风筝那样飞吧。”
道道说：“不是。风筝是不自由的。”
我大惊失色。“为什么风筝是不自由的？”我说。
道道说：“因为风筝有根线，人往哪里拽，风筝就往哪里走，所以它是不自由的。”
我顿时觉得5岁道道的思维水平远在我之上，于是在谈话中再不敢以孺子视之。
我挑战道道：“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
道道说：我想想。
过了一会儿，道道说：“我想好了。自由就是幸福，自由就是快乐。”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你听过有5岁的小孩说出这样“哲”的话来吗？
“自由就是幸福”，简直有罗素的味道。
我听完，惊得差点扑在餐桌上。[1]
我女儿有如此高的思想天资，又如此热爱自由，我觉得可以将我未竟之事业托付于她，嘱托她以伦理学与政治学为专业，一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民主——而奋斗。今年，她考入北大附中高中；适逢北京大学出版社杨书澜编审邀我写《写给中学生的伦理学》，此举正中下怀：我正想给女儿讲授《新伦理学》。于是，我时不时看着女儿相片，以她最易理解的语言，将每个理论问题都化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案例，通过解析各个案例而系统展现伦理学博大精深之原理：遂成此书。此书虽是写给我的女儿和所有中学生，并且只有二十余万字，却是我一百五十余万字数的《新伦理学》之精粹。窃以为，中学生读它或许会觉得浅；但教授读它必定觉得深（正像清华大学韦正翔教授看了超星数字图书馆《新伦理学》视频，评价只有两个字：深刻）。我每天上午写《写给中学生的伦理学》，下午则耕种于九龙江边，其间曙光来访，赠诗一首，诗曰：
访漳州重游鼓浪屿呈吾师王海明先生
王曙光2013年3月30日
躬耕陇亩在闽南，
锄罢曝书对青山。
醉沉伦理求大道，
复返婴儿任自然。
群贤阔论追亭禊，
沧海踏歌叹逝年。
春花依旧漳州好，
月下长吟伴陶潜。
我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杨书澜编审，让我实现了为中学生写本伦理学的愿望；特别感谢责编闵艳芸老师，她是我遇到的最认真负责的好编辑，本书字字句句都凝结着她的辛劳。
王海明
2013年8月25日
闽南师大白鹭园闲快活书斋
[1] 舒旷整理：《道道语录》，南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