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氏情性说所蕴含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黄庭坚情性说最易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对诗与现实关系及其政治功能的独特理解。中国传统诗歌思想一直是十分重视诗歌补察时政、讽谕现实的功能，虽然黄庭坚对这一传统诗歌思想的原则并没有直接否定，他的使“闻者亦有所劝勉”的说法，就是承认诗歌具有某种社会及政治的功能。但他对此功能不是强调，而是淡化，他认为诗的基本功能是抒写情性、平衡心理。在这一淡化诗歌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的逻辑思路上，黄氏有目的地消解甚至否定讽谕派中最激烈的一种，即完全以诗为谏争、泄愤之工具的一派。在诗歌思想发展史上，这样明确地否定这一类诗歌及其创作思想，似乎还是第一次。这是对中唐至北宋革新派诗学发展方向的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黄庭坚这种诗学主张，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所处的党争激烈的现实政治背景。尤其是他的这篇短文是在元符元年责授涪州别驾戎州安置时写的。在此之前，他曾亲历了一场严峻的政治迫害，起因是新党认为他承担《实录》编修官时诽谤新政，乃至有诽谤先帝神宗的言辞。其实黄氏在熙宁、元丰年间担任叶县尉、大名府国子教授及太和县令时，也陆续地写了不少议论新政的诗，其锋芒虽不像苏轼讽谕诗那样显露，但含意似更见深刻。因修《实录》而遭到处分这件事，自然会使黄庭坚联想起自己的那一批讽谕诗。元祐九年底，他被招入京对质，受审《实录》编撰之事，勒令在离京不远的陈留住下来等候检查，这时他继续编辑自己的诗集，删去了不少早期作品，其中大概包括那批讽谕诗，然后取名为《退听堂集》。这一番经历对黄庭坚的诗歌思想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他对讽谕诗学的反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元丰初受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使他第一次对“诗祸”有了现实的体验。但创作上的明显转变，则在元祐时期，完全抛弃了讽谕，归于他自己所理解的雅正、情性之诗。

北宋中晚期以新旧党争为主要内容的严峻政治现实，对北宋诗学的转型产生了深刻、显著的影响。它使诗歌的精神从单纯的开放转向内省，诗人们重新反省诗的宗旨，调整了用诗来做党争工具的做法。表现在讽谕方面，表达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强调微婉之讽、兴托之讽，如魏泰就曾以李、杜作品为例，提出“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1]。魏氏早年与山谷有唱酬，诗学不无相互影响，后来转为与山谷立异，但微讽的宗旨，其实相去不远。从创作上看苏、黄等人元丰以后的诗歌，政治情绪表现确实更趋于微婉托兴。尤其着重于用诗抒发情性，表现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以及与这种境界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生活。诗与文人画、书法、禅悦、茶饮等一道，构成了北宋中后期文人独特的精神生活风貌。黄庭坚本人尤其重视道德的内省和精神上的超越，他对诗歌精神的理解也建立在两者之上，所谓“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即是一个道德内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精神。同时，他又追求超越，尤其赞赏苏轼作品的超逸脱俗的精神。如《跋东坡乐府》说：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2]

又《跋子瞻醉翁操》：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轶绝尘耳。[3]

又《跋刘梦得竹枝词》：

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异曲也。昔东坡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4]

这里所说“高妙”“超轶绝尘”或“奔轶绝尘”有两种意思，有时指精神境界，有时指艺术造诣；但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有精神上超越的人才能达到艺术上的超轶绝尘。

正是在上述的精神追求上，黄庭坚对失去诗旨的“强谏争”之类的诗歌及其创作思想做了反思。所以，这里带有消极的、回避现实矛盾的因素。但不是简单的回避，更不能看作是纯粹恐惧心理的反映。苏、黄一派的诗人，其精神是刚毅无畏的，不是仅为身家性命考虑的畏葸小人，所以主要是一种深化，是对诗与现实政治关系认识的深化。诗歌无疑是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尤其是从诗中能够感觉到诗人所处的现实政治气候，黄庭坚并不否认诗的这一功能，反而是充分肯定它的。但他反对将诗歌与政治关系工具化，反对在诗中无节制地宣泄个人的政治情绪、直陈党派的是非恩怨。尽管这种诗歌思想削弱了诗歌干预现实、补察时政的功能，反映了他个人在政治上的退却、回避的心理；但他作为从“诗旨”“诗美”的前提出发，维护了诗歌艺术的独立性出发，因此在审美上是进取的。

但是，黄庭坚“情性说”中所包含的政治色彩，在深层意蕴上，却是一种对当时政治现实持批判态度的诗歌理论。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寻找黄氏“情性说”在理论上的直接渊源。本书认为黄氏上述理论的基本构架来自《毛诗序》中的这一段话：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5]

《毛诗序》完全是从政治和现实的角度揭示诗歌发生的原因。它根据不同的政治现实，将诗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道未衰时的风、雅、颂，它们是王道政治的产物，其中雅颂以颂美为主旨，“风”则有影响、风刺的作用，是对偶有缺失的王道政治的一种补弼。《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后世主张诗的讽谕、讽谏功能一派的诗学主张，就渊源于此。另一类则是变风变雅，它是现实政治恶化的产物，它的主旨在于吟咏情性，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尽管诗人在这时对于现实仍然十分关切，并且发生一种哀伤的情绪，但这时他的心态已经由直接再现现实、直接干预现实的外向精神转为通过表现自己的性情来间接地反映现实的内向精神。黄庭坚的情性说，正是对《毛诗序》“吟咏情性”说的发展。他没有采取前一类积极性的风、雅、颂创作模式；而是采取后一类的变风变雅的创作模式。这正反映了黄氏对自己所处现实的一种批判态度。换言之，他从心底里是将他的时代看成是不景气的时代，类似于《毛诗序》里所说的“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那样一种时代，这就是黄氏“情性说”中所包含的批判现实政治的深层意蕴。

关于黄庭坚对现实的态度，本书认为黄庭坚虽然在政治方面没有表现得像苏轼那样激烈，但从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对当时现实状况，总体上看是持一种不满的态度。北宋自真、仁时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亦众，佛老塞外，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日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6]。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力图革除积弊，更张政治，于是在北宋中期形成了一种革新政治的思潮，并且由此而造成了崇尚气节、豪迈开放、力求进取的士风。但庆历新政的失败，对当时主张革新的一派士人有相当大的打击。一些人开始对革新持慎重的态度，尤其反对大幅度的革新措施。熙宁初王安石开始实行新政时之所以遇到那样大的阻力，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系的。随着新政的实行，出现了不少的弊病，同时党争之局也愈演愈烈。毋庸讳言，这种局面导致了士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化，也使社会风气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于是，士大夫中的一些人，转而缅怀起仁宗时期的“太平景象”。尤其是像黄庭坚这样少年时代在仁宗朝度过，并且对仁宗朝的社会矛盾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更容易对仁宗朝产生一种幻想。这种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缅怀过去，美化过去的社会心理，是带有普遍性的，其实《毛诗序》的作者也是在这种心理影响下建构他们的诗学体系的，他们缅怀王道盛时雅颂之风，也未尝不是对自己所处朝代王道崩、诗教衰的一种批判，黄庭坚因不满于熙、丰以降的紊乱多变、政争激烈的现实，就带有幻想性地缅怀仁宗朝的“盛世光景”：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于耆老，安乐田里，不忧不惧，百姓皆如刍狗，无谢生之心……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陨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呜呼！可谓有德君子者耶！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是非进退大臣，而百官修职，四夷承风，臣亦不能识其所以然。（《仁皇帝御书记》）[7]

从黄庭坚所述的“至今父老言之”数句可知，当时士俗上下，确有一种缅怀仁宗朝的社会心理在流行，它与其说是在美化仁宗朝，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批判仁宗以后的时代，尤其是神宗时期的变法政治。如果说，苏轼、司马光那两辈人，对于政治革新本身还是认为有必要的，那么黄庭坚这一辈中的一些人，对于政治革新本身已经失去了兴趣。山谷政治热情不高，与他的这种认识不无关系。这也许是苏黄两人的主要差别所在。黄庭坚的诗歌思想及一般的审美理想之形成，与他的这种政治态度也是密切相关的。

王安石新政的确引起很多社会矛盾，首先是士大夫阶层内部的矛盾。对此，黄庭坚早期的诗歌中是有充分的反映的。他的诗中塑造了像苏轼、谢师厚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也塑造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固穷守节的一批下层官吏和读书人。这些人物都是以当时政治现实为基本背景的。他对新政局面中士风衰薄的现象也有不少批评。总之，他的早期诗中，确实有不少是写风衰俗怨主题的作品。他不仅反映了上述社会矛盾，而且还通过对自己厌倦仕途、宦情冷淡、希望归隐的情绪的表达，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态度。他明确地说“出身世丧道，解缓饥驱我”（《外集》卷三《二月丙寅率李原彦深谢愔公静游百花洲……》），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无道之世，说自己是因为谋生而不得不从官。他还同友人发牢骚说“策名日已污轩冕，逃去未必焚山林”（《外集》卷六《饮韵答张沙河》），表示了对世俗功名的轻蔑。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庭坚之所以继承《毛诗序》中“吟咏情性”派的观念，是以他对现实的上述认识判断为基础的。同时还可以看出黄庭坚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活动的一种角色定位：即非太平盛世的雅颂派，也不是政治上有为时代的讽谕干预派；而是风衰俗怨时代的吟咏情性派。这就是黄氏诗学与儒家传统诗学的联系之线。

[1] 《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19页。

[2] 《正集》卷二十五。

[3] 《正集》卷二十五。

[4] 《正集》卷二十五。

[5] 《毛诗正义》卷一。

[6]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7] 《正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