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素与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蒋梦麟

罗素来华讲学的背景颇有意味，竟然主要是由文化界代表保守势力的梁启超(1873—1929)等人出面张罗的。正如冯崇义所评价的：“也许有点令人沮丧的是，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创办《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头阵从而博得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雅号的陈独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宗旨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供舞台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发出振聋发聩之音的鲁迅，不是呼唤‘赤旗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从而将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也不是因为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而且，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人们通常也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1]不过在一定意义上，罗素来华的得以实现，恐怕虽以梁启超为主，但还是梁启超与蔡元培(1868—1940)的互补联手行动。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动作。由梁启超的进步党演变来的研究系，后又有张东荪等人的加入，曾企图形成第一大党而参与1918年的国会选举，但败于段祺瑞皖系军阀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转至思想界，并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任主编。1920年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梁启超在给张东荪的信中提到，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2]。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3]既然从政治运作转为思想探索，组织职能就得为宗旨服务。梁启超本来对哲学很青睐，再加上研究系中张东荪、张君劢等都对哲学也极感兴趣。据说当时邀请的第一人选是这些人最感兴趣的“生命哲学”的开山始祖柏格森，但因故未能成愿。于是王敬芳、傅铜等提议以罗素代之，梁启超认可，并与成立讲学社的决定同时推出。当时为促进新文化运动而设立机构主要有：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的读书俱乐部；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多种书稿，并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的共学社；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发起的讲学社，它计划每年邀请一位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讲学。[4]

为什么说罗素来华是梁蔡联手的结果？有一种说法：就连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之任也是梁任公力荐之果。这两位当时被誉为“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年思想”的领袖人物，尽管社会理念不尽相同，但在文化与教育救国的目标下，逐渐走到一起。1918年冬，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力图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有利国际形势，拜请梁启超在游欧时，敦促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现代教育的重建与振兴。梁启超肩负众望极力游说呼吁，但竟惹上麻烦，被控“干扰和会，企图卖国”。幸亏蔡元培等联名在《申报》等各报上为梁启超辩诬，从而扭转舆论，洗清了后者的不白之冤。

饱受挫折的梁启超下决心摆脱官场上那种“迷梦的政治活动”，而“换了一个新生命”，这就是用思想文化进行中国社会的重建。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转变不仅仅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也与蔡元培开新北大改革之风，促使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有关。从这以后，梁启超及其手下便与蔡元培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如当商议怎样办好上海中国公学时，蒋百里提议：“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不久，梁启超等计划创立编译新书的“共学社”，邀蔡为发起人之一，后者报以积极回应。接着，梁启超发起成立“讲学社”，为此，徐新六向任公建言：“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实际上指的是蔡元培、胡适等北大学者教授。果然，蔡元培被聘请为讲学社董事。就在这一期间，作为京师大学堂转变为中国现代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在出发去欧洲考察临行前做了一个重大的举动，就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大哲罗素来华讲学。在梁蔡两人为主的倡导下，当时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如“罗素研究会”的创立与《罗素月刊》的创办。蔡元培出国前还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专程去长沙参加学术演讲活动。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蔡元培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得十分投机。”[5]

1929年初，蔡元培在上海祭吊梁启超的挽联写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并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因梁启超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政府应明令褒扬抚恤。对此反对的胡汉民，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故使此案未获通过。40年代初期，梁漱溟曾说：“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梁漱溟还说，在个人风格上，任公热情天真，蔡先生则含蓄深厚，因而，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任公在空间上大过蔡，而在时间上不及蔡。

虽然罗素来华主要是由梁启超一派所为，当时左翼力量也有推波助澜的架势。1920年7月11日，《申报》披露了罗素来华讲学的消息，并将罗素列为世界四大哲学家之一，称其是大数学家转而为大哲学家，“现在欧洲主张社会改造学说，风动全世界”。《新青年》杂志8卷2号和3号比较集中地介绍了罗素的生平、思想以及被译成中文的罗素的著作；在前一号的封面上刊有罗素的半身像，图注是“很快就要来到中国的大哲学家”；在后一号上登载了张申府编辑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执牛耳者，是新文化运动指导性的刊物，它对罗素的介绍当然会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一些刊物如《东方杂志》《民铎》《改造》《晨报》等也都集中力量对罗素进行了很有力度的宣传和介绍。

1920年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第二天，有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和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团体联合设宴为他接风。罗素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是在研究系把持的中国公学举行的。11月19日，罗素到达北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致欢迎辞，说道：“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弱，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这番话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异曲同工之妙。接着，他又举出邀请罗素的两个理由：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二、罗素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最后，梁启超风趣地比喻道，我们不仅要罗素点的“金”，更要罗素像吕洞宾那样点石成金的“手指”，即把“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

在此以后，罗素的讲学地点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学，虽然实际的事务工作多由讲学社中如总干事蒋百里及梁的其他一些重要助手来处理。罗素回忆说：“我讲课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十分优秀的高等学府。校长与副校长都是热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士。”[6]中国最初留给罗素的印象无疑是美好的，他回忆道：“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一至此我才了解，文明的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们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的、平和的气氛。”“中国应当保存文明和礼貌、坦诚和谦和的脾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此外还需加上西方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中国的实际问题。”

梁启超本人当然对罗素访华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后来他指出：

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象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些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悽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7]

中国近代思想泰斗章太炎(1869—1936)先生也与罗素有过一定的来往。1920年，章太炎在长沙与当时正在那里访问、讲学的杜威、罗素不期而遇，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师，他们也最有资格进行一次最高水准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对这次对话，当时有一段记载：“昨日下午二时，雅礼会与湘雅医学会在湘雅医院欢迎杜威、罗素、章太炎等名人，到会者有中国军政教各界长官及学绅两界重要人物、外国各领事、教师、教员、医士等共数十人。在医院三层楼聚会，随意取用茶点，完全照外国人聚会办法，并无中国开会的一定仪式，男女杂沓，极尽谈笑之晤乐。会中章太炎先生与罗素先生讲译员谈话。章先生主张各省分权，即外交权亦应归之各省，不应由中央独揽。如山东问题，尽可由山东人自己向外人交涉。较之中央代谋，当胜一筹。罗素先生谓先生之言甚有兴味，鄙人领教甚多，但初到中国，情形未谙，尚不能置答。章先生又谓北京空气甚坏，此次晋京，幸勿为其所惑。罗素先生答谓，幸希望北京教师不同北京各界空气一样。张溥泉先生随用法语与罗素先生交谈资本问题，因有他人与罗素先生谈话，未得结果而散。会者偕杨君绩荪旋与张溥泉先生谈自治问题。张谓对于自治问题，只有最简单之一语，即县知事民选，倘闻事不能办理，无自治之可言……”[8]同日晚六时，湖南教育会等湖南演讲会组织单位为了欢送当晚将离开长沙的罗素，特在教育会内举行欢送宴会，列席者除演讲名人外，尚有军政各界高级官员、各团体代表及湖南绅士若干人，由长沙曲园餐馆提供西餐六十余份。[9]作为湖南方面的重要客人和重要的演讲者之一，章太炎应该参加了这次欢送宴会，只是他没有机会再与罗素等人交谈而已，或曾经交谈而不曾记录下来。[10]不过，章太炎与罗素的这次对谈对双方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二人似乎从未提及过他们的会面，以致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这两位东西方首屈一指的学术大师曾在长沙有过短暂的会面。可以说，由于双方知识背景、学术关怀的不一致，致使这次原本最有意义的东西方学术大师的对话索然无味。[11]

蒋梦麟(1886—1964)，中西学养俱佳的杰出教育家，他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被诬“煽动学生”，蔡元培愤然辞职，而由一向稳健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之职。蒋梦麟曾总结道：“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他还如此回忆道：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毋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官员。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罗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可救药。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12]同为杜威的弟子，但蒋梦麟与胡适不同，因其没有故意对罗素冷落。在罗素访华期间，他负责接待，并始终给予相当热情的捧场。后来，罗素离华后，蒋梦麟在参加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后，取道欧洲归国；在英国停留时，还专门与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等人多次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1]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2、102页。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7—919页。

[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516页。

[4] 汪大燮为招待会主持人，蒋百里任总干事。杜威、罗素、泰戈尔、杜里舒等国际知名认识来华，均由讲学社出面邀请的；杜威是北大邀请而由讲学社转请的。

[5] 陈军：《北大之父蔡元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6]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8)，英文版第183页。

[7]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3年1月13日），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8] 《雅礼会与湘雅医学会欢迎中外名人纪事》，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8日。

[9] 《演讲会今晚置欢宴》，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7日。

[10] 《教育会欢宴各讲演名人》，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8日。

[11] 马勇：《章太炎1920年长沙之行考实》,《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2]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