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卫莎士比亚：一个反虚无主义的案例

与虚无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相对应，反虚无主义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过程。几乎与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同时，以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文学批评家Ап. 格里戈里耶夫、斯特拉霍夫等人为首的一批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虚无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此之为“反虚无主义”思潮。由于反虚无主义阵营并不统一，彼此之间也多有分歧，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旗帜鲜明，而且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因此对于他们的观点收集整理起来较为困难。本书在此仅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的反虚无主义言论做一归纳。下文将会对其进行专门的分析。

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为虚无主义者代表，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人为反虚无主义代表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则是相对模糊的，需要视情况而定。他曾在信中说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的分析文章会产生强烈的效果，主要是能谈到重大的问题。两种对立的思想，都要刮它们的鼻子。这才意味着真理……”[1]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根基派”思想。该思想流派整体上既反对斯拉夫派的陈腐和守旧，也不赞成西欧派的盲目模仿西方。它主张知识分子在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接受西欧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最终服务于俄国现实。应该说，根基派走的是一条综合折中之路。不过在苏联研究者看来，凡是不赞同虚无主义的，便是反虚无主义，为了论述方便，本书暂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入“反虚无主义者”行列，但其中之差别，还是需要指出的。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是虚无主义者之一分子，他于40年代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积极讨论改造俄国之大业，不过苦役生活使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虚无主义风行一时之际，作为一个曾经的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比较独特的。首先，作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关注现实不同，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心灵，是道德和伦理的虚无主义。如研究者指出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虚无主义首先是道德-哲学秩序，意味着人类心灵的疾病，丧失了道德的底线和标准，陷于虚假理论的矛盾困境之中，远离了民族‘土壤’和‘活生生的生活’。”[2]其次，虚无主义对作家来说并不纯粹是一种“心灵的疾病”，而是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1863年，作家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文中提及了屠格涅夫及其创造的巴扎罗夫形象，他称后者“虽然宣扬虚无主义，但却被不安和忧闷包围着（这是伟大心灵的标志）”[3]的。这就说明作家对虚无主义并不是一味予以否定。在1863—1865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打算着手撰写“虚无主义小说”并为此做了些准备工作。后来由于家庭等种种原因，这个设想并未完全实现，陆陆续续地体现在《作家日记》《罪与罚》（1866）、《群魔》（1871—1872）等作品中，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几乎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Ап. 格里戈里耶夫也对虚无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时，格里戈里耶夫这样评论道：“《现代人》上接连出现了某个叫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严重侮辱了任何美感和历史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还有您的以及所有严肃文艺家的）——那些轻率的评论以其无节制甚至艺术嗅觉的愚笨使具有高尚和优美渴望的人们震惊。《现代人》上的文章虽然充满对真理、艺术和人民真诚、热烈的爱，但一般没有明确严肃的批评观准则。而这位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却援引自己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的‘可爱’思想对这些正确的文艺理念进行谩骂，说什么艺术和鞋匠的手艺一般无二，——我和德鲁日宁先生根据天才和艺术任务的严肃程度来评判文艺活动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却根据清晰度和好斗程度来评判！难道这不是令人可笑，甚至比建立巴比伦塔还要糟糕的事情吗？”[4]

斯特拉霍夫是反虚无主义阵营里立场较为坚定的一位，他不像格里戈里耶夫那么早逝，也不像列斯科夫或皮谢姆斯基后来发生思想转向，虚无主义是其一生关注的目标。到了80年代，在闻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遇刺之后，斯特拉霍夫甚为震惊，他一口气写下了《论虚无主义之书简》，4封书信先后发表在阿克萨科夫（И.С.Аксаков，1823—1886）的《罗斯》报纸上。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虚无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他认为：虚无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疾病现象，其依据在于“抽象的思想、虚幻的愿望及幻想的目标。”其次，他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这不是简单的罪恶，亦非一般的暴行。这既非政治犯罪，亦非革命火焰。也许，我们能将其上升到与心灵良心法则对抗的高度。虚无主义——这是先验之罪；是我们今天充斥人们大脑的非凡自尊之罪；这是可怕的心灵扭曲，它使恶行成为美德；屠杀变成善举；毁灭成为生活最好的保障。人以为是自己命运的完全主人，认为必须纠正全世界的历史，应该改造人的心灵……这是诱人的极度疯狂，因为披着勇敢的外衣赋予人类全部激情自由的空间会使之成为野兽，还自认为神圣。”[5]

这是事后的总结，而在60年代，斯特拉霍夫对虚无主义的评价虽然还算客观，但也谈不上正面肯定。相反，他将之视为毫无前途的一种思潮。他说：“在虚无主义之中没有任何思想的种子。这不是思想上的转折，而是一种无结果的思想动摇，不能也不打算形成什么。这种动摇很快会沿着革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早已走过的道路，即走向否定的，也是随便的，常常是公开的方面，但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积极的结果。”[6]应该说，斯特拉霍夫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绝大多数对虚无主义不满的人中很有代表性。

在1863年的《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上刊登了列斯科夫致编辑部的一封信，题为《小说〈怎么办？〉中的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信中首先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小说是非常勇敢，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极为有益的现象。”并且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懂得应当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而非它应有的面目来接受世界。他说得简单又明了，在这种模式下聪明人会变得坚定起来并为自己决定怎么办（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他那篇关于《怎么办？》的评论中，列斯科夫还直接将虚无主义者贬为“俄罗斯文明的畸形人”。[7]对于列斯科夫的反虚无主义立场，托尔斯泰做了高度评价：“他是60年代第一位基督教类型的唯心主义者，也是第一位在自己《无路可走》中指出唯物主义进化之不足、不道德者对自由与理想之危险的作家。”[8]

在关于莎士比亚的问题上，俄国的反虚无主义力量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从十九世纪初到60年代前后，莎翁及其作品在俄国颇受欢迎，不但所有剧本都已有了俄译本，有的剧本甚至有好几种译本，其中有诸如Н. 波列伏依、М. 弗隆钦科等著名的翻译家及其堪称经典的俄译《哈姆雷特》，同时还涌现出莫恰洛夫、卡拉蒂金、史迁普金这样以扮演莎剧人物而知名的演员。莎士比亚剧作中流露出的平民气息，民主精神都引起了沙皇专制下俄国文学界的深深共鸣。俄国文坛权威如卡拉姆津、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都对莎士比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赋予了其艺术史上高度的评价。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才在1864年纪念莎翁诞辰300周年的大会上宣称：“对于我们来说，莎士比亚不只是一个有时远远地表示景仰的响亮而显赫的名字；他已成为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的血和肉。”[9]这可以视为自卡拉姆津以来俄国社会对莎士比亚接受的一种总结。

然而，在俄国社会接受并将莎翁奉为权威之时，一股反对莎翁的潜流正在逐渐形成。这种反对首先是理论上的，体现在俄国思想界对现实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之中。在这其中，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作为当时文坛的权威偶像，往往被他们拿出来作为批驳的靶子。对于这种批判，俄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Ю. 列文（Ю. Д.Левин，1920—2006）的解释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明显体现出‘60年代人’对莎士比亚态度的突出变化，他们的活动完全服务于社会政治任务——俄国广大农奴的解放事业、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10]

平心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并非不知道莎士比亚的意义与价值，只是这种意义与价值在与解放俄国人民这样的“社会政治任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要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854）一文中，已为艺术确立了新的标准：“艺术，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诗（只有诗，因为其他艺术在这方面的作为还很小）在读者群中传布了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认识了科学所取得的概念，——这就是诗对生活的伟大作用。”[11]艺术与审美无关，它的主要职能是传播知识，这可视为艺术功利化的第一步。在此后影响更大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一文中，批评家发展了这一观点：即艺术作用有限，因而低于现实，“很明显，诗的形象比较起现实中与它们相呼应的形象来是无力的、不完整的、模糊的。”[12]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利于莎士比亚，批评家指出：“时兴风尚使得莎士比亚的每部戏剧有一半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享受。……莎士比亚讲究辞藻，流于浮夸。”[13]

在当时的俄国，对莎翁表示不满的，不仅是批评家，甚至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文学家。1858年，尚处在流放之中的他在信中向哥哥抱怨：“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中没有修改的痕迹，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有许多荒唐和枯燥无味的地方，如果花些力气，就会更好一些。”[1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虽仅限于私人通信，关注的也是莎翁艺术上的不足，但也透露出俄国文学界部分人士的某些腹诽之意。

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素以“一切都不再神圣”而著称的虚无主义思潮兴起。虚无主义的领袖Д·皮萨列夫将这一思潮发展到了极端。尽管皮萨列夫并不贬低莎士比亚本身的艺术价值，甚至称之为“天才般的伟大人物”[15]。但他还是指出：作为一位经典权威，莎翁及其戏剧已经过时了，至少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俄国国情。因为在当前的俄罗斯，大众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距离遥远的历史剧或爱情剧，对生活真实的渴求已成为读者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如果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这位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将自己才华的最好部分奉献给历史剧，那么现实主义批评完全有权严厉批评这种情况，即巨大才能脱离了活生生现实的利益。”[16]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莎士比亚、普希金等这些诗人在当时的俄国文坛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正在成为众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皮萨列夫看来是有害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为此，皮萨列夫在《普希金和别林斯基》（1865）一文中对以普希金（自然也包括普希金所尊崇的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权威进行了激烈的指责。皮萨列夫认为别林斯基完全高估了普希金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普希金之辈所谓权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普希金究竟发现了哪些人类痛苦而必定要讴歌一番呢？第一是无聊和忧郁；第二是不幸的爱情；第三是……第三……没有了，在二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里居然再也没有别的痛苦了。”[17]然而，皮萨列夫所关注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普希金这样的权威本身，他更希望读者关注那些旧权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发出号召：“要以自己的观点更仔细地看看那些陈旧的文学偶像，我们的那些十分凶残而又怯弱的压迫者便躲在他们之后。”[18]在这里，普希金、莎士比亚是作为“陈旧的文学偶像”而遭到否定，他们被看作是纯艺术论者的保护伞。因此皮萨列夫不无所指地说：“普希金的名字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文学庸人们的旗帜。”[19]1837年去世的普希金既已过时，比他更早的莎翁显然更是老古董了。

如此过时权威，自然留之无益。另一位更激进的批评家扎伊采夫（В.А.Зайцев，1842—1882）便据此宣称：“最好的戏剧，莫里哀、莎士比亚和席勒及其他人的戏剧都不能带来任何益处。”[20]因为没有好处，所以扎伊采夫的结论是：“一切手工业者都比任何诗人来得有用，就好像所有正数，无论它多么小，都比零来得大。”[21]此等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它归纳成“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一公式。这类言论在今日看来颇为荒谬甚至可笑，但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却颇为流行。皮萨列夫甚至开玩笑地说：《怎么办？》里的拉赫梅托夫并不需要看莎剧这种审美活动，“他只有一个缺点：一包好烟，舍此则不能好好思考。”[22]这种对比背后折射的实质上是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对立：艺术、唯美让人联想起贵族式的浪漫生活情调，而皮靴、香烟则代表了底层民众生存之基本要求。这种现实的对比，对当时的热血青年们来说，极富有暗示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遭受此等命运的不独是莎翁，还有歌德这样的历史大家，也有狄更斯这样的当代巨匠。此时的俄国，“歌德已不再是构成当代文学的迫切因素。他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名垂史册，却不与时代趣味直接联系。”[23]而曾经风靡一时，此时尚在人世的狄更斯也未能幸免。对于俄国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狄更斯小说中的离奇情节和圆满结局，而是摆在每一个俄国人面前的残酷现实。

几乎是与此同时，针对上述否定莎翁的声浪，以屠格涅夫、德鲁日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学家、批评家纷纷著文加以驳斥，对这股否定浪潮做了再一次的否定。

屠格涅夫属于俄国文学界中的西欧派，久居国外的他对莎翁的了解自然高于一般人。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刚刚面世时，敏感的屠格涅夫就看出了此书的潜在危险，对此大加批判：“至于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他的主要罪状是：在他眼里，艺术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但在我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或者就算是有，那也是莎士比亚发现的，并使他成为共同的财富。”[24]艺术来自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虽然屠格涅夫在这里不是特地为莎士比亚而论战，但这里，读者不难发现他对莎翁的高度评价。在此后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中，尽管屠格涅夫强调了堂吉诃德的自我牺牲精神，完全否定了哈姆莱特的自私自利，但仍对哈姆莱特的创造者赋予了极大的敬意：“……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天才而惊叹，他本身与他所创造的哈姆莱特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把他与自己区分开来，并把他的形象交给后代去进行永世不绝的研究。”[25]哈姆莱特尽管未必适合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创造者是一位大师。在之后的短篇小说《够了》（1865）当中，在提到“人民性、权利、自由、人类、艺术”那些永恒的字眼时，屠格涅夫仍坚持了他对莎士比亚的肯定：“是的，这些字眼存在，许多人以这些字眼为生，为这些字眼活着。但我仍然觉得，若是莎士比亚再生，他无论如何不会抛掉他的哈姆雷特，他的李尔王。”[26]作为一位深受西欧思想影响的作家，屠格涅夫何尝不知道人民、权利、自由等主题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的那些人物就必须抛弃，要知道：“米洛斯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或者八九年的原则更为实际。”[27]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屠格涅夫还是选择了前者，尽管他曾怀着最敏锐的政治关注，描写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社会中从多余人到新人的这样一个转换过程。

虽然身为俄国文学批评家中的英国通，德鲁日宁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和接受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多次对莎剧的艺术性表示质疑，但和其他批评家不同，并没有将这种质疑无限放大，乃至彻底否定莎士比亚。他始终认为“我们自己不可能一下子就理解莎翁全部的惊人伟大。”[28]因此，他一直在努力地读懂莎士比亚，甚至亲自翻译了包括《理查三世》在内的4部莎剧，成为俄国莎学的经典译本。当反对莎翁的浪潮出现之后，出于对艺术纯洁性的捍卫，德鲁日宁再三撰文为莎翁辩护。在《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最新版本》（1855）一文中，德鲁日宁虽然主要褒奖的是普希金，但同样也不忘为莎翁正名：“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是世上第一流的诗人，他是拜伦、歌德，也许还有莎士比亚的亲兄弟。”莎士比亚才是“真正的诗人”，普希金仅仅是“因为死亡才没有成为俄国的莎士比亚。”[29]在该文中，莎翁的名字被数次提及，与但丁、歌德、弥尔顿等人并列于世界性文学天才的行列。在《论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及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态度》（1856）里，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美艺术”传统，德鲁日宁专门列出了三位大诗人：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其中，莎士比亚是“远离一切教诲思想”的“伟大诗人”“诗歌中的奥林匹斯山之神”，在生活中，莎士比亚是一个“现实的人，现代哲学家，冷眼乐观周围变故的观察者。”[30]这样的人物，在德鲁日宁看来，现在没有过时，从来也不会过时。

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称得上是捍卫莎士比亚最积极的人物，虽然他在青年时期也曾对莎翁的文字略有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莎翁由衷的热爱。西伯利亚流放的经历使之对俄国社会中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潮有了全新的思考。莎士比亚以及他笔下那么多的人文形象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自然也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虚无主义思潮的有力武器之一。

在关于《群魔》的记事本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高度颂扬莎士比亚的伟大意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宣称，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高于人民性，高于社会主义，高于人民，高于满足他的需要，高于几乎人间的一切——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果实——是为之而生的一切，缺少了它，我也不愿意活。”[31]人不是机器，打破“二二得四”这个理性之墙的桎梏，这是作家自《地下室手记》以来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为此，人必须要坚持生活中诗意的一面，坚持“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一切”，因为精神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这一点，恐怕是作家捍卫莎士比亚的最直接原因。在作家看来，理性主义的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思想的简单化。“思想落在大街上，而采取了最具有街道特征的形态。”这种简单化的思想实际上满足了民众寻求思想依靠的心理。“简单恰恰蕴含在对达到虚无的渴望中，这也是一种安心，因为还有什么比零更简单和让人安心的？……简单是分析的敌人。”[32]如此，有思想的作家便不受欢迎，而大呼口号的街头哲学则成为主流。作家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只有莎士比亚，只有拉斐尔才遭受到这样的批评和怀疑吗？”[33]正如前文所指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最后的结果，神人将会被人神所取代，便出现“一切都不再神圣”的虚无主义。

所以，捍卫莎士比亚从另一个程度来说就是反对虚无主义。1862年，批评家索洛维约夫（Н.И.Соловьев，1831—1874）在《时代》发表文章，认为：“艺术中的虚无主义意味着简单粗暴地否定艺术及其现象，将其视为某种生活绝对不需要的、没必要存在的东西。”[34]生活与艺术的直接对立导致了物质压倒了精神，皮鞋高于莎士比亚这样荒谬的结论。针对激进派对诗的贬斥，索洛维约夫更指出在艰难岁月里，诗对于人们精神生活之重要：“苦难不会彻底消除，幸福也不会成为世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不会共同富裕……正因苦难不可避免，人们才需要诗，否则人就成了殉难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在我们没有欢乐的生活中给人带来了慰藉。”[35]

不妨借用这场争论中一位二流作家说的一流评语：“莎士比亚不曾是进步的骑士，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他只是一位未与同时代科学同步的可怜的保守派，他从事的是表现人类的愚蠢（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如爱情、嫉妒、民族典型……”[36]进步也好，保守也罢，作为读者，我们更关注莎士比亚所表现的内容本身。须知，我们的生活固然需要皮靴，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只靠面包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作为人类情感的最优秀表达者之一，也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必然的结论。在很多时候，争论本身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直至二十世纪，高尔基还念念不忘此事，说皮萨列夫“曾经公开说过：‘一双皮鞋比莎士比亚更重要。’”[37]这个时候，即使是底层出身的高尔基也知道这一论点的荒谬，虽然他并不想加以驳斥。又过了数十年，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再次谈及这一论争：“人们的确将会注意到，在这场莎士比亚与鞋匠的斗争中，抨击莎士比亚或美的人并不是鞋匠，相反是继续在读莎士比亚而不会去做鞋子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干这一行当。”[38]

可悲的是，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俄国，恰恰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读懂了莎士比亚，自命为鞋匠们的代言人，把“莎士比亚或皮靴”这样的问题摆到俄国公众面前，看似为民请命，满怀正义，实则却造成了文化与社会的脱节，到二十世纪差点毁灭了文化。“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是极其简单甚至幼稚的，但它的提出以及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议，作为一段历史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2] Н.Ф.Буданов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Тургенев: твор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Ленинград, 1987.С. 47.

[3]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满涛译，载《赌徒》，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4] Григорьев Аполлон.Письма.Москва.1999.С.107.

[5] Страхов Н. Н. Письма о нигилизме. //Страхов Н. 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н. 2. Изд. 3. Киев.: 1897.С.61.

[6] Страхов Н.Н.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б И.С.Тургеневе и Л.Н.Толстом（1862—1865）.4-е изд.Киев.: 1901.Т.1.С.13.

[7] Н.С.Леск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в 11 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 1958.Т.10.С.14、15、17.

[8] Лев Толстой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Т.2, Москва.: 1958.С.136.

[9] ［俄］屠格涅夫：《莎士比亚三百周年诞辰》，载于［俄］屠格涅夫：《文论·回忆录》，张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10] Ю.Д.Левин. Шекспир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 в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8.С.201.

[11]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载于［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4页。

[12]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学位论文）》，载于［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第104页。

[13]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学位论文）》，载于［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第81、84页。

[14]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15]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Москва.: 1956.Т.3.С.62.

[16] Там же.С.107.

[17]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357.

[18] Там же.С.364.

[19] Там же.С.363.

[20] Ю.Д.Левин. Шекспир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 века. С.217.

[21] Там же. С.215.

[22] 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Т.3.С.11.

[23] Жирмуский В.М. Гёте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1981.С.29

[24] 《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书信集，张金长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4—205页。

[25] ［俄］屠格涅夫：《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载于［俄］屠格涅夫：《文论·回忆录》，第201页。

[26] 《屠格涅夫全集》第7卷，中短篇小说集，张会森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27] 《屠格涅夫全集》第7卷，中短篇小说集，张会森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28] Ю.Д.Левин. Шекспир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 в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8. С.211.

[29] Дружинин А.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Сов.Россия.1983.С.74.

[30] Там же.С.152.

[31]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381页。

[32]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1.Т.23.С.142—143.

[33]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217页。

[34] Ю.Д.Левин. Шекспир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 века.С.218.

[35] ［俄］Л. 普罗特金：《皮萨列夫》，高惠群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36] Ю.Д.Левин. Шекспир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 века.С.218.

[37] ［俄］高尔基：《文学写照》，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38] ［法］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载《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