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虚无主义小说的意义

反虚无主义小说自出现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然而对它的研究却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应该说，对反虚无主义小说本身的研究及对接受史的研究，都颇具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反虚无主义小说，并非简单地寻章摘句，从故纸堆里做翻案文章，而是希望通过对那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的发掘和回顾，重塑一个真实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原貌。说到底，文学上的虚无及反虚无主义之争，折射的其实是俄国社会思潮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反虚主义及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出现是对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一种反驳和反思，直接影响了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进程。但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反虚无主义在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中被斥为异端和反动学说，苏联时期出版的大多数专著均颂扬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观点，同时贬斥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人的反虚无主义思想，造成了文学史上的某种缺憾。事实上，文学总是在矛盾对立中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只有主角的文学舞台，且不说，那作为主角的是否真的是主角。尽管我们不可能原样复制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但我们将在不断的发掘研究中努力接近这种主角配角同时在场的真实。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多人提出重新审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吴元迈先生曾提出：“现在该是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时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了。”[1]汪介之先生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否，远不是视研究对象本身的‘新’与‘旧’来确定的，而是要看能否在人所共见的文学现象面前有新的发现。”[2]笔者所从事的反虚无主义文学研究，事实上也是对这一呼吁的一种回应。

其次，仔细考察反虚无主义小说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虚无主义，或者说所谓“革命思潮”的真实面目。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反虚无主义，实际上都是对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农奴制改革后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的答复：即俄国向何处去？每个人的回答因其各自所受教育、经历等因素而各不相同，有激进，有温和，也有保守。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将激进、革命等同于进步，正义，殊不知，事物之发展既有革命式的飞跃，也有改良式的渐进，忽略或者贬低任何一种，都容易造成文坛的“冤假错案”。从这个角度上说，反虚无主义小说恰如一面镜子，可从矫枉过正中照出革命虚无主义之缺陷。

再次，仔细考察反虚无主义小说有助于我们深入当前俄罗斯思想界的走向。众所周知，普京总统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里将俄罗斯思想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而大力提倡，这充分说明了当今俄罗斯社会对新精神支柱的渴求。事实上，普京所强调的“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等论点，很多都能从十九世纪的保守派思想（反虚无主义为其中之一）中找到原型。普京为首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2009年的11月21日第11次党代会上通过纲领：“党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这是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避免停滞和革命，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社会革新的意识形态。”[3]这充分说明了俄国当局对保守主义路线的回归。苏联解体之后，曾有一段时间俄罗斯精英的关注焦点在于西方文化，索尔仁尼琴返俄后所受的冷遇及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大行其道便是两个再好不过的例子。然而叶利钦执政的近十年内，一味西化的政策已被证明行不通，“双头鹰到底面向何方”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俄罗斯掌舵人的普京必须提出新的治国理念。因此，作为俄罗斯道路的另一种可能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回潮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但引起当今俄国学术界的重视[4]，同样也成为目前俄罗斯执政党的选择，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出版的对话集《新保守主义；对俄国的挑战》中，对话方之一的德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莫泽尔（Г.Рормозер）在论及保守主义回归的原因时，列举了以下因素：“其一，在俄国的千年历史中，保守主义精神有其深厚的根源，俄国人民对保守主义具有本能的感觉。其二，一切试图改变文化的计划都会遇到有力的抵抗。文化发生深刻变革需要很长时间，在俄国类似变革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其三，存在着人类学常数，即某种保守性的固定值。人类本性之中存在某种‘保守核心’，人们因此反对任何改变它的尝试，仅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这种改变。这一点成为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其四，历史的危机向保守主义精神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这些危机大大缩小了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的生存空间。”[5]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卡特科夫、斯特拉霍夫等大量保守派作家、思想家著作的出版，也证明了今天俄罗斯人试图从十九世纪先辈那里获得指导和启迪的迫切心情。

最后，从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历史命运而言，也能给我们某种启示。如上文所叙，反虚无主义小说本来是对俄国现实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但从其出现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学术界，绝大部分作家学者都将其作为反动作品加以抨击、封杀。列斯科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他并非看不到专制制度下的黑暗，但他试图依靠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自发道德力量来逐渐改良社会。但针对列斯科夫的这种观点，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却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做法，攻击、辱骂乃至诽谤，迫使作家在文学界无立足之地。[6]在这种情况下，列斯科夫不得不和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暂时合作，以求谋生。这样一来，更为革命派小组增添了口实。这种非此即彼，粗暴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我们并不陌生。今天我们再看那些被遗忘的经典，同样可以促使我们反思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力争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中以对话争论的开放形式来取代之。

高尔基曾这样谈及反虚无主义作家：“这些作者对俄国历史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固定的、合乎逻辑的看法，他们也有自己的发展俄国文化的工作计划，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是真诚地相信祖国不能走另一条道路。……他们同激进主义进行的斗争，有时是粗暴的，有时像皮谢姆斯基那样是卑劣的，但始终是坦率的、激烈的。”[7]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真理总是愈辩愈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永恒的真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今天我们要与经典对话、甚至争论之意义所在。

[1] 吴元迈：《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再认识》，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第6页。

[2] 汪介之：《十九世纪，一个不应匆匆“告别”的时代》，载于《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第125页。

[3] 转引自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俄罗斯保守主义”》，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110页。

[4] 从1997年开始，俄国科学院历史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沃罗涅什国立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所纷纷召开研讨会，先后以论文集或专著方式出版了大量著作：《俄国的保守派》（1997）、《文学、文化、哲学和美学中的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1998）、《俄国与世界的保守主义：过去与现在》（2001）、《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社会思想中的俄国保守主义》（2003）、《俄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哲学》（2009）、《俄国保守主义：价值依据与发展策略》（2010）、《启蒙保守主义：俄国思想家论俄国文明发展道路》（2012）等。此外，昔日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政论家的著作纷纷再版，名目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比如，莫斯科文明学院近年来出版的“俄罗斯文明”丛书，收录的都是一连串陌生的名字：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П.）、谢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 А.Г.）、缅什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М.О.）、梅谢尔斯基（Мещерский В.П.），当然也有熟悉的名字，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阿克萨科夫兄弟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说是当前俄国学者的一种“复古”思潮。

[5] Рормозер Г., Френкин А.А. Нов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ызов для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 1996.С.107.

[6]根据作家雅辛斯基（И.Ясинский，1850—1931）回忆：“1870年，当我第一次进入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库罗奇金的文学小组时，每个人都把列斯科夫的名字挂在嘴边。大家都是带着蔑视和厌恶在谈论他，甚至相信他是第三厅的密探。”参见Ясинский И. Роман моей жизни. Л.: 1926.С.194. 皮萨列夫也说：“其一，除了《俄国导报》，你还能在俄罗斯找到一家杂志敢于出自斯捷布尼茨基（这是列斯科夫的笔名——引者注）之手并署名的大作吗？其二，还能在俄罗斯找到一个无视自己声誉，敢于同意在用斯捷布尼茨基作品装点自己的刊物上工作的诚实作家吗？”参见：Д.И.Писар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4 т.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Т.3.С.262—263.

[7] ［俄］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