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中世纪俄罗斯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俄罗斯的中世纪指14—17世纪，它显然比西方结束得要晚。

基辅罗斯瓦解（1242年）后，随着蒙古鞑靼人金帐汗国的建立，罗斯教会出现了分裂：部分神职人员受到金帐汗国的册封而为汗国效力，而另一部分神职人员则依然坚守拜占庭传统。公元1380年库利科沃会战后，莫斯科公国在罗斯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罗斯教会中拜占庭的学说思想也随之大行其道，传统的宁静主义思想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并与莫斯科罗斯的“禁欲主义”（нестяжательство）思潮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本特点。

2.1　拜占庭和莫斯科罗斯时期的宁静主义思想

传统的拜占庭宁静主义，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将个性因素加入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实践之中；二是以耶稣的名义祷告。这是独立于希腊教父学所固有的“纯否定”（чистая апофатика）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宁静主义者意识到，否定的神学较之肯定的神学更接近于上帝，但也存在不足，因为它“与生命体（其中包括人本身）相隔绝”。（Мейендорф 1997：279）

这一时期，拜占庭教会的两位神学家——格里戈里·帕拉玛（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1296—1359）和格里戈里·西纳伊特（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13世纪60年代—14世纪40年代）的宁静主义思想对罗斯宗教哲学的影响较大。

格里戈里·帕拉玛依据上帝是灵与肉统一体的认识，对神学否定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由于灵魂把自身最强有力的能力——智慧注入了肉体，因此它是被肉体用作工具使用的。智慧的容器是心，因为意由心生。智慧在融入“肉体家园”（телесный дом）后，就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感觉、激情和推理建立起“应有的规则”（должный закон）：感觉确定感知外在事物的控制度，激情将灵魂提升至最优状态——即爱情，推理给灵魂提供“清醒剂”（трезвение），并据此将一切有碍追随上帝的思想从灵魂中清除出去。由此，灵魂才有可能“触摸到上帝之光，获得超自然的神的显现，当然，此时上帝的实体是看不见的，但在上帝显现（与人的视力相当）中却能看见”。（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1995：62）显然，格里戈里·帕拉玛的上述解释将神学推进到了否定界限的灵魂深处。在他看来，尽管上帝依然是不可知的，但具有智慧的灵魂却能帮助人认识上帝行为——太阳放出的光芒，而智慧本身就应该视作人生的光芒。可见，他把人的智慧和灵魂的作用比作具有上帝般超自然的力量，无疑是对自然、人、上帝三者之间关系的最好诠释，其中人的智慧起着认识自然、了解上帝的关键作用。

格里戈里·西纳伊特也对灵魂的激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激情源自实体以及世人的愿望和意向。“激情的意愿展示着激情的实体……实体本身生成简单的意愿……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激情：肉体的和灵魂的；淫欲的、刺激的和思维的；智慧的和推理的等。这些激情彼此间的组合各不相同，但它们相互作用，并由此发生着变化。”（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1993：191-193）他提出，世上共有八种内省事物：一是上帝——看不见的和不显现的，无冕的和非生就的，是一切存在之因以及三位一体的统一和化为现实的神；二是智者的礼仪和祈祷；三是获得可见实体的概念；四是治家言说的宽厚；五是普遍的复生；六是骇人的基督二次降世[1]；七是永恒的痛苦；八是天国。前四个是过去的和已经做过的，后四个是将来的和尚未显现的。（Григорий Синаит 1993：213）由此可见，既属于过去，又属于将来，且都是看不见的那些“内省的事物”，就构成了格里戈里·西纳伊特对宁静主义的内涵诠释。在他看来，上帝是不能永驻在现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取而代之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实体。因此，真正的神学与真实地认识这些实体是同一回事，都是在情感上展现聪慧的上帝。在这里，我们似乎清晰地看到了格里戈里·西纳伊特格外强调的对现实认识的重要性，以及客观存在对人的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的神学思想与格里戈里·帕拉玛的神学思想有较大的区别：前者强调在否定之后把一切都留存在“现在”框架内，而后者则把灵魂视作知晓不知事物的东西，注重的是在智慧深处使灵魂生根。无论是强调“现在”的重要性，还是注重“灵魂”的作用力，都无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火花。

上述宁静主义思想在莫斯科罗斯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誉为“伟大苦行者”（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жник）的尼尔·索尔斯基（Нил Сорский，1433—1508）。较之格里戈里·帕拉玛的思想，他更青睐于格里戈里·西纳伊特有关顺从意志、灵魂的自我内省的学说。作为一位宗教感觉论者，他从灵魂与智慧的关系出发，提出了智慧是灵魂的“视觉力”（зрительная сила）的思想，该力量既指向上苍，也指向人世。他认为，智慧不仅能将灵魂提升至神的内省，且本身还负荷着“心里的争斗以及胜利和失败”，即人世间的意愿。这些意愿是由感觉生成的，并经历了由“授意”（прилог）→“组配”（сочетание）→“并合”（сосложение）→“折服”（пленение）→“激情”（страсть）等若干发展阶段。授意即简单的意愿或所发生事物的形象，是刚刚被心灵接受的和出现在智慧里的东西，也就是带给人智慧的某思想；组配即与显现的授意进行富有激情的或冷静的对话，换言之，是对带给智慧的某思想进行思考；并合即灵魂对显现的意愿或形象的接受；折服即强制地或不由自主地使心灵服从，或与显现的意愿继续进行组配；激情即长期积蓄在灵魂中的，犹如习惯转变为性情一样。（Нил Сорский 2007：33-38）如上可见，依照尼尔·索尔斯基的观点，激情的生成完全受制于对外在实体的内省。激情起端于授意，如果一个人不能被授意所驯服，他就不会有任何罪恶；但如果授意因某种原因开始操控智慧，那么就会有危险，因为从对智慧的兴趣中可以爆发出激情的深层活动。总之，尼尔·索尔斯基在解释激情的生成机制中将个人的经验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他一方面提出圣书对认识上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又强调可以按照个人的经验来认识神。“在我要做某事前，首先会去研究圣书。如果找不到与所做事情的想象相一致的东西，我就会放弃做这件事。如果能找到，就用上帝的恩赐大胆地去做。”（Нил Сорский 2007：146）在这里，尼尔·索尔斯基提出的用个人的标准来对待圣书的观点，正是其推崇的人文主义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强调人及人的内省，这不仅预示着莫斯科罗斯的宁静主义的特点和趋向，更为别具一格的俄罗斯哲学的发端提供了土壤。

2.2　莫斯科罗斯时期的禁欲主义思想

15—17世纪，莫斯科罗斯社会中还盛行一种称为“禁欲主义”（нестяжательство）的思潮。该思潮源自东正教会的“禁欲派”（нестяжатели）的学说思想，是由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僧侣们发起的一场无私说教运动所引发的。该思潮是在与东正教会中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2]的辩论和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想是：人的生命不取决于人的外在世界，而在于内在的人自身；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生命，是人的精神生命；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要求人获得不受外在世界（包括人世间的各种幸福、物质享受、土地、财产等）支配的生命自由。为此，人就要设法完全摆脱外在世界的束缚，以使外在世界不妨碍人之内在禀赋的自我完善等。由此可见，东正教义中有关禁欲的说教正是源自于该思想。

在莫斯科罗斯的东正教界，坚定推行禁欲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马克西姆·格列克（Максим Грек，1470—1556）、阿尔捷米·特罗依茨基（Артемий Троицкий，？—1571）。

马克西姆·格列克出生于希腊，青年时代曾生活在意大利，与意大利的著名人文主义者马努齐奥（А.С. Мануций，1450—1515）、波利齐亚诺（А. Полициано，1454—1494）等有过交往，并深受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1505年剃度为僧，1518年受全罗斯国君瓦西里三世之邀来到莫斯科，目的是帮助“校对”俄文祈祷书。他的禁欲主义人文观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严格区分了“教会内在哲学和神赐哲学”与“外在辩证科学”的关系，认为前者是“甜言蜜语”（сладкие слова），而后者是“逆言苦语”（горькие слова）。“甜言蜜语”是神意阐释者和圣徒们向上帝念诵的经文，而“逆言苦语”则是古希腊人在自己著述里留下的值得敬仰和伟大的东西，即外在科学。外在科学是美好的，为人之生命所需要的，但也“藏匿着渎神行为和卑鄙龌龊之事”，因为它们在“真理和神赐”眼里是智慧的温床。在马克西姆·格列克看来，人的智慧的主要缺陷就在于易被“嫉妒、痛苦和愤怒”所击溃，原因是智慧本身具有局限性，而这一点上帝早就预见到了。为此，上帝把神界和圣界的所有美德都投入到人的智慧之中，它们就是仁慈、慈悲、温顺、真实和爱，但并没有一下子全部都给了智慧，其目的一是为了使智慧“不飘飘然起来”，二是为了使智慧不失去得到其他美德的强烈愿望。（Максим Грек 2007：39）二是充分意识到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研究基础上的外在科学的重要性。马克西姆·格列克在给费多尔·卡尔波夫（Ф.И. Карпов，？—1540）[3]的信函中曾写道：我反对占星术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反对你去学习可以为人增添光彩的语文科学……难道我曾何时何地禁止过你去学习医学和哲学知识了吗？甚至对天体的观察及其天体运动的认识等，我都没有劝阻过，因为这对确定一年四季的某一时间具有意义。（Максим Грек 2007：204）如上两点可见，一定意义上讲作为都主教的马克西姆·格列克是一位实证主义者，因为相对于神学而言，他更加崇尚外在科学，并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该科学。这是他从智慧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诉诸于世界，又指向对神（上帝）的观察中得出的有益认识。在他看来，对人的生命一切有益和有害的东西，都是由智慧的第一种功能所引发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给智慧筑起一道预防激情因素的围墙，以使其只保留与神赐不相矛盾的正面意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走向消除辩证科学（即逻辑思维）的神赐哲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西姆·格列克提出的上述禁欲主义人文观，为尔后的直至“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形成之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阿尔捷米·特罗依茨基的禁欲主义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精神、肉体、激情等关系的诠释中。他认为，如果把激情看作人性的肉体因素的话，那么“言语表达”就属于内心的东西。但是，人性的实质并不只包含上述两个部分，还有最重要的第三个部分——精神因素，该因素占据着人性的最高层级。精神因素与“超自然”即上帝相关联。就肉体存在而言，人与其他的动物并无区别，如同内心只渴望“吃喝”，而唯有精神才渴望走向“悲伤家园”和关注永恒一样。然而，上述三个部分的密切关联性并不总会有好的结果，因此保持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至关重要。为此，“缜密的智慧”（стройный ум）可以助其和谐相处，因为该智慧不受一切谬误的束缚，并可以从圣书中获得。智慧的区别性特征是能够区分善与恶，并能依据对善的认识行事。恶是不会进入“缜密的智慧”界说之中的，因为上帝既没有施恶，也没有造恶，恶只属于“虚无缥缈的智慧”。（Артемий Тройцкий 1878：1233）无疑，阿尔捷米·特罗依茨基在这里提出的有关智慧的学说，其核心是“精神高于一切”的人文主义思想，而这种精神完完全全又是属于东正教的，这就足以说明俄罗斯的宗教（东正教）哲学较之西方传统哲学而言，更加注重人的因素，而俄罗斯语言学对人文性的崇尚，显然与其宗教哲学的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性。

2.3　“正教复兴哲学”流派的理性主义思想

除上之外，在中世纪俄罗斯哲学中，还不得不提到与“正教复兴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流派有关的“人的智慧”“人的灵魂”“人的意志”等理性主义思想。[4]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基里洛·特兰克维利翁—斯塔弗罗维茨基（Кирилло Транквиллион-Ставровецкий，？—1646）、卡西安纳·萨科维奇（Касиан Сакович，1578—1647）等。

基里尔·特兰克维利翁—斯塔弗罗维茨基的复兴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四形式世界”理论（теория четырехформенного мира）中。他认为，存在着四种不同形式的世界——上帝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人的世界和鬼神的世界。（Кирилло Транквiлiон-Ставрoвецький 1988：212-237）其中最具争议、也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他关于对人的世界的界说。他强调，人就其身体属性而言如同上帝创造的世界（由火、空气、水和土等四成分构成）的所有物质的组合：人的肉体源自土，血源自水，呼吸源自空气，取暖源自火。人的生长能力与树木相似，人的起性和淫欲与不会说话的动物相似，人的指甲和头发与所有无生命的东西相似（因为人剪指甲和剃发并不感觉到疼痛），人的智慧、自由意志以及区分善与恶的能力与理性的和言语表达的实质相似。由此，人被称作小世界。但尽管人的构成成分小，却拥有上帝奇异的卓越智慧。人实际上就是天和地：从肚脐到头是天，下面的部分是地。在上帝所居住的高不可攀的天上，浮现在眼前的是理性的力量——天使；在人的天上，即在头脑中或白色的、无血的大脑中是智慧——灵魂的首要力量……人还拥有理性灵魂的其他力量：意志、记忆、善、思想、智力、计谋、理想、判断、快乐、爱情等。智慧靠这些力量行事，如同国王靠奴仆行事一样。除这些力量外，人还有听觉、视觉、嗅觉和味觉。如同眼睛能看见世界上的一切美景一样，灵魂中的智慧就是一个多视觉的窗口，它能看见一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可以看见天上和地上的所有美景……（Кирилло Транквiлiон-Ставрoвецький 1988：237）不难看出，基里尔·特兰克维利翁—斯塔弗罗维茨基关于人的世界的思想显现出理性主义的特征。由此，他使训诫式的神学具有了更为抽象和世俗化的性质，也就是说，他把宁静主义神秘伦中的“智慧行事”变成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智慧世界”，而现实的人又具有探索真、善、美的能力。

卡西安纳·萨科维奇曾任基辅同盟学校（Киевская братская школа）的校长和教授[5]，是乌克兰同盟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生前写有《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又名《人的本性问题》（Аристотелев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или Вопросы о природе человека）、《灵魂论》（Трактат про душу）等著述。他认为，哲学的起点是对人的自我认识，因为“最大的智谋、最高的哲学和最重要的神学就在于认知自我”。（Сокович Касiян 1988：445）他认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灵魂是自然肉体的形式”的观点，但认为灵魂有“植物的、知觉的和理性的”三种形式。植物的灵魂具有生养、成长、繁殖的特性；知觉的灵魂包含着外部体验和内部体验两种形式：视觉、听觉和触觉属于外部体验，而一般感觉、幻想和记忆等则属于内部体验。由此，他认为知觉的灵魂与植物的灵魂相同，都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物质原因生成的；理性的灵魂不是由水、火、空气、天和血等形成的，也不是由阳光中的原子和尘土形成的。尽管上述这些物质对人来说是必需的，但它们都是纯物质的东西，不仅变化无常，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可能成为人的肉体的形式或灵魂，因为人的灵魂究其本质而言是不会受到任何损害的，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Сокович Касiян 1988：450-457）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性的灵魂呢？卡西安纳·萨科维奇在详细分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观点后认为，理性的灵魂的作用就在于对人的生命全过程和人的意识进行掌控，这就如同上帝一样：无论是无处不在的上帝，还是永远留驻在人的肉体内的理性的灵魂，它们只是在人的大脑中和心灵里的存在方式不同而已。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理性的灵魂具有神的形象性和相似性，但它依然是人的自然属性，并按照人的意愿行事。对此结论，他引入“自由意志”（свободная воля）的概念加以论证：（1）假如某人拥有自由意志，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但人是不可能随心所欲行事的，可见人并没有自由意志。（2）受他人支配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人受上帝的支配，因此人不拥有自由的意志。（3）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但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想还是不想，而是取决于上帝。（4）做不了自己意愿主宰的人，就不拥有自由意志，而人并不是自己意愿的主宰。（Сокович Касiян 1988：471-476）如上可见，卡西安纳·萨科维奇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他所坚守的自由意志的原则，构成了其神学观的基本内容。在他的学说中，人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福音书箴言所界说的范围，而成为了需要认真和细心研究的现实对象。他首先把人视作有理性的生物，该生物仅仅在起源上与上帝有关联，但却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和自己的意愿表达行事的。我们知道，东正教的教义并不否定自由意志的原则，但却将其限定在体现道德义务的唯一形式上，而卡西安纳·萨科维奇则将意志的自由视作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普遍基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由思维个性和批判性思维个性这一启蒙运动范例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俄罗斯哲学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而走向世俗化。

[1] “基督二次降世”的说法，喻“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

[2] 所谓“约瑟夫派”，即以沃洛克拉姆斯克男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的宗教—政治运动，流行于15—16世纪，与当时的禁欲派思想相对立。该派别坚持宗教教义的稳固性、教会的利益不受侵犯以及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等主张。

[3] 费多尔·卡尔波夫是中世纪时期莫斯科罗斯的著名外交家和政论学家，他与当时的都主教马克西姆·格列克有信函来往。

[4] 众所周知，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经历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14—17世纪），而该时期正是西方人文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兴起和成型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与俄罗斯文化完全依附于正教传统和拜占庭遗产有关。但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并不代表不受到该强大思潮的影响，其中影响较深的是东正教界，由此便生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哲学的一个新兴流派——“正教复兴哲学”。

[5] “同盟学校”是15—18世纪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捷克东正教会下属的民族宗教和启蒙性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