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解读与实证分析

2013年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2013年9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创新驱动，即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创造力和持续创新的原动力，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驱动社会经济发展。^[1]创新驱动蕴含着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等要素，其中创新能力是创新驱动的核心。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学、艺术和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2]创新驱动不只是解决效率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技术、专利、文化、品牌等无形要素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创新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生产要素。^[3]创新驱动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文化、品牌的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科技、文化、品牌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其主要表现方式为利用创新带来的生产要素变革实现智能型、集约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4]从此意义上来说，创新驱动发展，实质内涵实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来的。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活力即创新力。^[5]产业的发展只有从自然资源禀赋和资本驱动阶段跃升到创新驱动阶段，才能促使国家从国际贸易的价值链低端跃升到价值链顶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创新驱动力的经济学理论解读

创新为何能够驱动发展？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各学派经济学家给出了许多答案。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智力和技术等。制度经济学派则强调经济体制创新和制度环境在要素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但无论哪一学派均认为，经济发展是各种要素，诸如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物质要素与技术、企业家才能等非物质要素投入的结果。无疑，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生产要素，然而仅仅依靠这些要素的投入无法回答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6]每一单位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说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并且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物质性生产要素是无法无限量供应的，长此以往，经济发展将趋于停滞。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这一问题呢？熊彼特在其1912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回答说，发展是经济循环轨道的改变，是对均衡状态的打破，这种“改变”和“打破”，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解决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刘易斯也对此作出了解答，他认为，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作用下，自然资源和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是递减的，所以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智力和技术。^[7]Ruttan（2001）在其著作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中从三个环节分析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是技术发明本身促进动态效率的提升；二是技术的扩散、转移和运用促进了经济部门整体效率的增进；三是技术创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共同构筑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8]

张来武（2013）认为，创新具有以下两大功能：一是创新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来抵消因为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单一要素或者全部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二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突破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或资源短缺所造成的瓶颈。^[9]创新之所以具有两大功能是因为创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无论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技术，还是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改变原来的经济发展轨道，进而打破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突破要素和资源的瓶颈。熊彼特的创新经济思想将创新理解为经济发展的源泉，这是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精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刺激了人们对创新的研究，创新经济学得以持续发展并不断细化，形成若干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增长理论，例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若干理论学派，诸如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

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创新和知识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而不再仅仅将其视为外生变量，更为突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0]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和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早期经济增长研究无一不是将科技创新视为外生变量。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将创新视为内生要素，表明科技创新与资本、劳动力一样，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创新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 Freeman）、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11]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12]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这一理论学派的主张为国家参与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表明以国家力量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但是符合创新规律的，也是实现创新驱动所必需的。

二、创新驱动力的实证分析

（一）科技创新的驱动力

根据统计和测算，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上升到50%左右，20世纪80年代上升为60%—80%。^[13]许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几乎全部依靠科学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根据“阿布拉莫维茨余额法”测算，美国、日本及西欧几个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的增长情况表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41%—75%之间。^[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密集投资，以高素质的国民为人力资源依托，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日本的研究表明，1975—1980年间，经济增长率为62%，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惊人的61.3%。^[15]Broskin、Lau（1996），选取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七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R&D资本、人力资本、资本和劳动四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此之外的剩余部分视作科技进步的贡献。

据表1可知，G7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R&D资本和科技进步，但各因素所占权重是不一样的，相较而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意大利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一半来源于科技进步。知识与科技进步越来越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16]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来临，知识特别是科技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人类走向智能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时代的更高水平的文明。

（二）文化创新的驱动力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路径。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朝阳产业，具有“四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技术、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效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17]当今世界，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在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股新鲜力量。“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创意经济现在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18]以迪斯尼公司1994年上映的《狮子王》为例，这部耗资5000万美元制作的影片，最终为美国带来整整75亿美元的经济收入，其中直接的票房收入7.6亿美元，Video收入为7.8亿美元，相关产品授权盈利则为60亿美元。^[19]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把文化创意产业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英国，1997年，布莱尔首相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旨在全方位提高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将英国打造为世界的创意中心。1998年，英国政府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这是世界上首份完整的政府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文件，这份文件是为英国发展创意产业而制定的。根据英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报告，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为1120亿英镑，占GDP的8.2%，雇佣了4.3%的就业人口。1997—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达到8%，而同期英国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977—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的产值年增长率达到6.3%，远超过了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2.7%）。^[21]2004年日本文化产业在其经济总量中占到了约7%的比例，从业人员约215万人，约占日本就业人口的5%。日本的动漫产业以每年230万亿日元的营业额成为本国的第二大支柱产业。^[22]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在2000—2005年间，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年增长率达到史无前例的8.7%。2005年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值达到4244亿美元，占整个世界贸易的3.4%。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23]

再来看我国。表2表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2007年的增加值已经达到17725.42亿元，并且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其中，最高年增长率达到48.83%，最低年增长率是11.56%，也达到了两位数，总体平均增长率为22.33%，这一水平远远高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结果反映出，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产业，显示出了极大的活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且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增长潜力可期。

（三）品牌创新的驱动力

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而一国国际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分量和地位。“知名品牌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一个有生命力的产业，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城市，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24]国家形象的形成，需要有国际知名品牌作为支撑。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代表日本左边脸的是松下，代表日本右边脸的是丰田，品牌就是国家的脸面。”^[25]一个国际知名品牌，比如美国的微软、IBM、波音、沃尔玛、谷歌、迪斯尼，日本的丰田、松下、索尼、三菱，德国的奔驰、大众、西门子，韩国的三星、现代，其所代表的是所在国的形象。曾有学者研究中国消费者对美国产品的印象，最终发现参与调查人员对于美国品牌普遍都有积极正面的印象，所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依次为高科技、高质量、时尚、市场份额高、人性化和实用。^[26]再如，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先进，德国的产品制作工艺精良，法国的产品时尚新潮等。^[27]品牌竖立起来，国家的形象也随之竖立起来；国家形象竖立起来，则国家品牌随之树立，一国的商品、服务在国际贸易中畅通无阻。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统计数据表明，国际名牌占全球商标总量只有3%，但知名品牌所代表的商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40%，销售额达到50%；个别商品，比如计算机和大型设计的占有率甚至超过了90%。^[28]商品的市场份额向名优品牌聚集趋势十分明显。在1997年评出的世界最有价值的364个品牌中，其平均市场销售规模为34.39亿美元，增长幅度为30.37%，其中前20位的平均市场规模达到了172亿美元。^[29]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知名品牌不但是一个企业竞争制胜、占领市场的通行证，品牌本身也是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潜在产品。以迪斯尼为例，2012年迪斯尼票房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0%，接下来的录像收入、主题公园收入、特许经营品牌收入、影视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70%。^[30]2012年，迪斯尼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授权方。在全球，3000多家授权商正在销售着超过10万种与迪士尼卡通形象有关的产品。在中国，也已经有170多家公司取得了迪士尼的品牌授权。爱国者MP3上的米老鼠造型、三枪儿童内衣胸前的小熊维尼、儿童家具用品上的灰姑娘形象，都需要取得迪士尼的品牌授权并缴纳授权费。^[31]

[1] 汪冰：《创新、创新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载《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4期。

[2] 汪冰：《创新、创新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载《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4期。

[3] 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载《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4] 胡婷婷、文道贵：《发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比较研究》，载《科学管理研究》2013年第2期。

[5]Porter, M.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74—90.

[6] 张来武：《论创新驱动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期。

[7] 〔圣卢西亚共和国〕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3页。

[8]Ruttan, V.,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转引自黄阳华、贺俊、吕铁：《创新与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年第4期。

[9] 张来武：《论创新驱动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期。

[10] 黄阳华、贺俊、吕铁：《创新与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年第4期。

[11] 马一德：《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12] 周新川、陈劲：《创新研究趋势探讨》，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年第5期。

[13] 孙凯：《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西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4] 曹新：《产业结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载《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

[15] 孙凯：《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西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6] 葛建兴：《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关系的思考》，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7] 刘丽娟：《文化资本的交易模式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载《经济纵横》2006年第10期。

[18] 左银宝：《文化创意产业：“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基于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与启示》，载《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32期。

[19] 参见江若尘：《迪斯尼的制胜之道》，载《科学发展》2010年第7期。

[20] 傅才武、江海全：《文化创意产业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功能作用与价值定位》，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版。

[21] 蔡荣生、王勇：《国内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8期。

[22] 参见新浪网：《媒体称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约四分之一》，http://news.sina.com.cn/w/2011-11-25/01362352115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5日。

[23] 韩顺法：《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实证分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24] 吴汉东：《设计未来：中国发展与知识产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5] 参见搜狐财经：《人大代表周厚健：自主品牌建设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http://business.sohu.com/20100302/n27051906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5日。

[26] 邓理峰、王坚：《全球市场里的品牌国别与消费政治：美国品牌在华的案例研究》，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27] 杨晓燕：《国家品牌效应：欧盟品牌全球营销的利器》，载《国际经贸探索》2007年第7期。

[28] 参见法律图书馆：《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2333，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9] 孔令丞、王学评：《品牌竞争的未来走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载《地质技术经济管理》1998年第4期。

[30] 范小舰：《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与启示》，载《求索》2012年第7期。

[31] 参见新浪财经：《迪斯尼：品牌授权的成功》，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081121/2118553910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