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

黎跃进

【作者简介】　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东方文学、比较文学。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文学、艺术、语言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研究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态：传统的、现实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东方社会进程的规律等。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等分支学科；从区域研究看，有中国学（汉学）、敦煌学、西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突厥学、日本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朝鲜学、中东学等分支学科。“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带上了特有的时代色彩。中国应有中国自身立场的“东方学”，中国的“东方学”在20世纪有较大发展，但缺乏学科层面的系统建构，需要学界做出更大努力。

一、产生于西方的“东方学”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萌芽于16世纪，确立于19世纪。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的《历史》中不乏对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的描述。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东方游记把东方描写成仙境福地，激起西方航海家探寻东方的热情。之后随着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他们编写了关于东方文化习俗的著作。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世纪的牛津大学开设了近东语言讲座。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纲》（1650）开创了阿拉伯研究的先河。17世纪末，欧洲的东方学家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写的系统性著作。如戴倍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1697）等。18世纪东方语言研究获得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中国的《易经》、阿拉伯的《古兰经》、波斯的古经《阿维斯塔》、印度古老的《摩奴法论》等都陆续译出。英国学者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开始进行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一些西方国家创办了专门的东方语言学校。

19世纪东方学在众多方面获得突破和发展。首先是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解读成功。格罗特芬德（Grotefed，1775—1853）破译波斯楔形文字，罗林逊（L. C. Raulinson，1810—1895）对亚述巴比伦古文字的解读，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发现埃及象形文字。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中国的考古取得成果。其次，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工具书，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马礼逊编1828）、《梵文字典》（7卷，波特林格等编1863—1894）、《中俄大辞典》（帕雷底阿斯编1888）、《梵文文法》（基尔荷恩1888）、《汉文典》（甲柏连1881）等。再次，东方历史研究成绩卓著。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东方通史。还有建立东方学研究组织，召开国际性的东方学学术讨论会。1873年东方学家齐集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3—4年举行一次。这些标志东方学的确立。

20世纪东方学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行列，以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民族文化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异军突起。西方的东方学也更加深入，趋向客观，各名牌大学都设有东方学系或东方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期刊。一些研究领域非常繁荣，敦煌学研究不到一百年，却成为国际显学，汉学、日本学、中东学也因20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而成为显赫之学。一批经典性的东方学论著出版。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也取得成功经验。如《伊斯兰百科全书》，汇集了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举行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一千多名来自各国的东方学者与会，就“中国踏进21世纪的门槛”，“珠江三角洲：潜力与机会”“亚洲科技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佛教与佛学研究”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第38届（会议名称改为：“亚洲学北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和谐家园，和平世界”，研讨的领域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大会分成13个专题组，安排大会发言、座谈、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还以多种形式分领域就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日本、韩国、匈牙利、蒙古和土耳其等69个国家和地区的各国学者2250人出席了大会。

东方学的发展虽有400多年的历史，但其局限也很明显，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其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需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四个层面进行全面建构。尤其是就现在东方学所取得的成果和世界东方学大会所涉及的论题，要有一个归纳整理，到底都涉及了哪些分支学科。即“东方学”都包括哪些学科及其研究方向，“东方学”又有哪些自己的学科特征等，必须分清。“东方学”有哪些性质，除地域区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区分性能将所谓的“西方学”剥离。在多元共生的思维支持下，东西方学者在“东方学”的问题上可以有哪些和而不同的理解，等等。然后才能指涉中国的“东方学”，并找出其特有的性质。

第二，西方中心的立场。东方学产生的时期，西方在工业革命后迅猛发展，把东方当作他们扩张的对象和倾销商品的市场。东方国家大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背景注定了东方学是西方人居高临下看东方的产物，带上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色彩。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出版《东方学》（1978）一书，对西方东方学的“西方中心”立场作了清理，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都存在严重的扭曲，西方人把东方当作异己的“非我”，构造出处处不如西方的东方形象。我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1]不仅东方学者有这样具有民族情绪的看法，西方具有良知的学者也有同感。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一种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作的社会构造。现在正是这种构造的有效性受到抨击，抨击在三个方面：（1）这些概念不符合经验事实；（2）它们过于抽象，因此消除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3）它们是带有欧洲人偏见的产物。”他还说：“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利的合法性，它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2]

恐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

当然，对东方学已有的成果不能一概否定，几百年里几代学者的努力，并非都心怀偏见，有的出于超功利的个人爱好，有的出于对真理的执着，对东方进行客观、公允的研究与评价。但不管怎样，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还需要更为切实、深入的工作，尤其是东方学者，更是任重道远。

二、“东方学”的两种型态

东方学在近代西方产生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宗教的、殖民的（政治的）、商业的（经济的）因素，也有科学的，执著于真相的追求。西方对东方扩张、殖民统治的文化语境，使得西方的东方学具有“西方中心”的倾向和他者立场。但也不能否认，有些东方学家是出于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而从事东方研究。因而，东方学有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和科学的东方学两种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东方学”

由于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东方学”发展为西方对东方的固定思维模式和话语权力方式，通过对东方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它是一种想象构造和过滤框架，是对东方的“妖魔化”，是西方控制和重建东方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

对于意识形态“东方学”，学界早有审视和批评。首先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学者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阿拉伯学者穆斯塔法·森巴尔在《东方学和东方学家的是与非》一文中说：“西方开始一个个控制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它才刚一占领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其关于伊斯兰及历史的研究就开始兴旺发展，其目的是向这些被他们殖民的民族解释他们殖民政策的合理性。”^[3]穆斯林学者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Malek）的《危机关头的东方主义》（1963），提巴威（A.L.Tibawi）的《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1964），阿拉塔斯（Syed Hussin Alatas）的《懒惰的原住民神话》（1968），希沙姆·贾伊特（Hichem Djait）的《欧洲与伊斯兰》（1971）都对意识形态的“东方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如阿卜杜勒·马利克认为：东方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和“开发它拟占领之地，了解各民族意识，以便更好地保证欧洲对这些地区和这些民族的征服之成功。”^[4]阿拉塔斯在《懒惰的原住民神话》中，对西方的东方学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土著“懒惰”的判断做出社会学分析。他们“懒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田野耕作，伺候英国老爷的仆役工作是移民的华人在做，“这类工作处在殖民者的视线之外。他们与欧洲殖民者的联系是有限的”，马来人懒惰形象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起源是：“他们抵抗，他们倔强地抵抗着，不想成为殖民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5]

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美国学者爱德华·W. 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的《东方主义》（1999）等著作对西方的东方学成果和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反思。结合大量事实，对东方学的范围、发展历程、观念结构、当前现状等进行了分析，对其意识形态色彩进行了系统的审视和批判。

必须说明的是：意识形态的东方学，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中国也有。

（二）科学的“东方学”

西方研究东方的不仅是传教士、商人、军人、殖民官员、宣传鼓动家、冒险家，还有一批学者。他们出于对知识、知识的系统性和事实真相的探究，付出毕生精力和心血，了解东方、研究东方，为东方学和东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如英国的威廉·琼斯、法国的安格迪尔-杜贝隆（Abraham-Hyacinte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德国的格罗特芬德、英国的罗林逊、法国的商博良等。

我们以威廉·琼斯和安格迪尔-杜贝隆为例略作说明。琼斯是东方学的奠基人和历史比较语言的创始者，他学习过28种语言，精通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英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组织了第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亚洲学会；最早提出“印欧语系”概念；译介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的文学经典，萌生世界文学观念。琼斯不到50岁，死于印度。他对东方文化的价值有着客观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亚洲一直被看作各种科学的乳母，是各种迷人而有用的艺术的发明者，是那些辉煌的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富有人类天才的创造物和各种自然奇观，在宗教与政府的形式、法律、礼仪、风俗和语言以及人的相貌与肤色方面有无限的多样性。我忍不住要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尚待发掘的广阔领域啊！有多少有益的东西可以汲取！”^[6]“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练。”^[7]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的工作和成就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18世纪法国学者安格迪尔-杜贝隆反驳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的看法，以他在印度7年的生活亲身体验，发现欧洲人对亚洲的宗教、历史、文化抱有许多偏见。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概念，是欧洲人压迫亚洲的“合理工具”^[8]。

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本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Spence，1936—　），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是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他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西方人思想中的中国》《毛泽东》等，偏重中国文化转型期的研究，以其注重真实史料分析著称。在2013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坚定表明：“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9]

国内有学者认为：“当东方大部分学者还沉溺于神话传说的世界或消磨在寻章摘句的传统治学方法中时，西方学者率先以近代科学方法（如系统分析，实证调查，比较研究等）来研究东方的社会、历史、宗教、语言等文化现象。东方各国的通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学史等大多首先出自西方学者之手。这些学者大都不怀偏见，或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学术良知，对东方文化作了较高的评价。另外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也做了一些东方文化典籍的整理、校刊、翻译和出版工作。这些都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东方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10]这样的评述，是历史事实的概括，也是对科学的东方学的准确评价。

即使是严厉审视东方学的学者，也不会对西方的东方学做全盘否定。阿拉伯学者穆斯塔法·森巴尔在《东方学与东方学家的是与非》中认为有东方学家出于纯学术研究和考证的目的。“他们一旦发现真理就会接受它。他们中有些人全身心的投入他所研究的环境氛围之中，得出了许多与真理和实际情况相吻合的结果。”^[11]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东方学”界定了三种含义，第一义就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 ”，只是在著作中他重点论述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作为权力话语”的含义。^[12]

“科学的东方学”的评价尺度是什么？当然不是以真实性、客观性为标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绝对的真实、客观不太可能。研究者先在的文化身份和心智结构形成的“视界”，使其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他者立场”是跨文化研究的必然现象。不能用“主体文化色彩”“他者立场”来否定东方学的科学性，简单地斥之为“意识形态”。“科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区分标准，应该是研究目的。服务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目的的东方研究，是“意识形态的东方学”。主观上为科学，但未能摆脱时代精神和氛围的束缚；或者是出于追求真理而研究东方，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科学的东方学”范畴。

例如马克思的东方研究。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引马克思的话：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引述，给人以马克思的东方研究是一种主观他者想象的感觉。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东方，“从19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的殖民化进程，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大量地涌现出来。出于对落后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研读了这些材料，逐步了解到东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发展特点。在马克思看来，把握东方社会独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奇妙结合，对解开东方社会之谜并预测其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称它为亚细亚生产方式。”^[13]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在当时的材料把握和时代氛围中形成的，难免居高临下看待东方的时代痕迹。但马克思的主观愿望不是为服务殖民统治而有意歪曲东方社会。很难想象，一位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家，其东方研究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东方学内部结构复杂，具有不同倾向完全正常。真实、客观的东方叙述和阐释，是东方学的学科努力目标。我们要反思、纠正“意识形态的东方学”的偏颇，借鉴继承“科学的东方学”的研究成果，更充分、更深入地研究东方，通过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实现东、西方的真正对话和交流，这是我们中国东方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

东方学形成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东方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已经有一个大致的学科构架，不同倾向和争议的存在，不足以否定东方学学科的科学性。

三、《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

中国在与周边的东方民族交往过程中，早就产生了观察、记录和认识东方民族与文化的成果。《大唐西域记》（唐·玄奘）、《经行记》（唐·杜环）、《岛夷志略》（元·汪大渊）、《瀛涯胜览》（明·马欢）、《星槎胜览》（明·费信）、《西洋番国志》（明·巩珍）等书，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东方地区的记载。

但世界整体中的“东方”概念，形成于20世纪初期，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争”带来了学术研究中自觉的“东方意识”，之后产生一大批研究东方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学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没有上升到“东方学”层面的系统整理和认识，东方学的学术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如《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近30卷，分历史、文学、哲学三辑，就没有“东方历史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东方哲学研究”三卷。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抓住时机，在90年代初提出了编纂《东方文化集成》的宏伟构想。”^[14]在季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感召下，黄宝生、叶渭渠、王邦维、刘雄、朱威烈、王向远等学者都认识到中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性，纷纷呼吁建构中国东方学的学科体系。著名东方文学学者叶渭渠先生提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是一场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15]

近年来，朱威烈、王向远等学者呼吁建构中国东方学的学科体系，但东方学学术史的编撰几乎还是空白。只有王向远的《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在分支学科的东方文学领域做了初步的尝试。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的总序中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16]即是说中国人对“东方学”的了解很不全面，学术界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用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即东方话语，编写观点客观、评论公正、研究科学，心态平等的《中国“东方学”学术史》是当务之急。

构想中的《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内容应该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学术史上“东方”概念的演变。从原典出发，梳理中国典籍中不同时期“东方”的不同含义，探究“东方”这一概念在中国学界是如何由一个方位概念获得现代含义的。

第二，中国“东方学”的确立。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标志着中国学界自觉的东方意识形成，中国东方学也初步确立。探究中国东方学形成的背景、标志和机制。

第三，中国“东方学”的纵向发展。分阶段、以重要事件为核心，论析中国东方学的发展脉络：（1）古代渊源；（2）近代佛学复兴与东方学萌芽；（3）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与东方学的确立；（4）五六十年代亚非联盟与东方学的发展；（5）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与东方学的崛起；（6）新世纪东方学的深入。

第四，中国“东方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成果研究。梳理考察中国东方学几个成果比较突出的分支领域（东方哲学、东方历史、东方文学、东方宗教、东方美学与艺术）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收集、考订相关史料，在还原历史现场的语境中分析成果的意义与价值。

第五，中国著名东方学家的“东方思想”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学家（梁启超、章太炎、陈垣、季羡林、饶宗颐、林志纯、周一良、黄心川、彭树智等），深入探讨其东方思想，从典型个案的角度，把握中国东方学研究所展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

第六，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审视。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东方学在学科建制上如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健全和完善相关机制，如何在教育、教学体制上，改变“英语至上”的局面，充分尊重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为中国东方学的繁荣创造条件。

《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研究目标：完成《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丛书》六卷：（1）中国“东方学”综论研究卷；（2）东方哲学研究卷；（3）东方历史研究卷；（4）东方宗教研究卷；（5）东方文学研究卷；（6）东方美学与艺术研究卷。

这一课题的意义表现在：意义之一，为加强、完善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制奠定学术基础。中国东方学虽然成果丰富，但缺乏完善的学科机制。从事东方国别文化研究的学者缺乏整体的东方意识，限制了研究视野。构想以“东方学”概念将各分支学科整合起来，打造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完整协调，而非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意义之二，检阅、展示中国东方学的成果，与西方的东方学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的东方学成为意识形态工具，服务其霸权目的。东方应该有东方的东方学，本构想以中国东方学学术成果的研究性整合，向学界展示中国东方学面貌；以学术话语解构西方东方学中代代相传的机制，呼应当今后殖民批判时代的需求，达到与西方东方学平等对话的目的。意义之三，发挥文化软实力功能，促进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文化关系。构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东方学成果，形成与西方东方学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平等相待的话语体系，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特色。既在学术影响上使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与西方的东方学并驾齐驱，也在现实中适应当前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关系的需要，促进友好的文化交流。

《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问题：1. 编写中国东方学学术史尚属首次，首创之事，筚路蓝缕，收集资料的功夫必须下足。全面系统收集资料，整理编写《中国东方学研究文献资料索引》，为研究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2. 东方学是跨文化的研究学科，其学术史的研究必须具有宏阔的视野。研究者对国学、西学、西方的东方学要有一定的修养，在人类文化整体中对中国东方学的学术意义做出客观准确的定位。3. “史”的眼光。注意学术观点的演变，把握演变的关节点，尤其注意东方学家对前辈时贤学术的继承发展。对不同学者的学术考察，辨“异”识“同”，发现彼此间的吸收和借鉴。4. 把握好学术与思想、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东方学”学术史不是东方学研究成果的汇编，也不是琐碎的“流水账”，而是在东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揭示成果产生的历史语境，将学术史与中国的东方学学科发展史、人文思想观念史等结合起来，既有学术观念变迁的梳理，又有东方学思想的提炼和概括。5. 作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者，应在人类、东方、中国的多元文化中，摆脱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既有自我立场的取向，又以人类普遍价值为指向，在历史现场语境中阐释东方学的意义。

相信经过学界各位同仁的不断努力，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会有长足的进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1]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2] 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7年第2期。

[3] 穆斯塔法·森巴尔：《东方学和东方学家的是与非》，见“中穆网”（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 viewthread&tid=41969）

[4] 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5] 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6]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vol. 3, London: John Stockdale & John Walker, 1807, pp.1-2.

[7]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vol. 3, London: John Stockdale & John Walker, 1807, p.34.

[8]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9] 张润芝：《史景迁：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时代周报》2013年11月3日。

[10] 侯传文：《“东方文化”正义》，《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11] 穆斯塔法·森巴尔：《东方学和东方学家的是与非》。

[12]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4页。

[13] 戴世平：《东方社会的思想与历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4] 黄宝生：《中国东方学的传承和创新》，《集成十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5] 叶渭渠：《世界领先地位的东方学基础研究》，《集成十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16] 季羡林：《卅年河东卅年河西——〈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总序〉》，《岭南文史》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