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本不只是美文汇编^[1]

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关注应当理性，让一线教师和专家安静下来，认真做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每一次调整都能引起热议。语文教材谁在编？谁在选？又是谁在把关？

12月7日，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人民日报、人民网“文化讲坛”，为您一一道来。

——《人民日报》编者

缺乏字频、语言认知规律等基础研究，民国教材不见得是标杆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成长，总能牵动公众的神经。最受关注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课文的选择。前几年，某版高中必修教材删减了鲁迅的作品，就引起很多争论。

最近几年，兴起了民国教材热。民国教材创意鲜明、文字优美，又很生活化，值得我们学习，但不见得就是教材编写的标杆。

民国教材一般是个人编撰，很难像今天这样，编前进行大量基础性研究，例如对儿童常用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以及各学段语言认知规律的研究等。因而，民国教材虽然选文优美，却不一定符合语文学习规律。事实上，当时社会对国文教学也有诸多不满，也在反复讨论“国人的国语水平为什么这么低下”，《国文月刊》还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文章。民国教材热其实是当代人对民国历史过滤后的一种“公共想象”。

很多人评价教材只看选文篇目，很少考虑背后的语文学习规律。事实上，教材编选是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语文教材的要求和评价，不能仅根据经验和感觉，还应当讲求科学性。

优秀的教材，选文力求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但也并不是好文章汇集在一起就可以了，还得看这些文章是否难易适度，是否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也要考虑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将各种类别配置适当。语文教材整体上要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还要注重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诸多方面的要求，选文都要统筹考虑。

拟定大纲、编选课文、编辑设计，教材编写工作流程严谨复杂

目前，不少省份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编写了各自的语文教材，希望能更好地适应本地区的需要，但地方力量毕竟有限，教材质量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教材选用也易受经济利益左右，这就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所以，要求教材统编的呼声渐高。

2012年，教育部重新考虑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阶段德育、历史、语文三门课的统编教材，或叫示范教材。教育部从全国调集五六十个专家组建语文教材编写组，包括一些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作家、各省市教研员、特级教师，以及出版社编审和编辑等。这套新教材强调“守正创新”，立足学术，充分尊重语文教育规律，把多年课改的经验转化落实，并充分吸收各个版本的优点，力求编出新水平。统编教材预计明年秋季投入使用。

那么，教材编写的具体流程有哪些？

教材编写前，专家要调查研究，制定总的指导思想，一般要做三项工作：一是学习研究课程标准，深入教学一线，总结新课程实施的经验，确定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二是分析目前使用的各版本语文教材，总结得失经验。同时参照历史上其他教材，包括民国时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以及国外同类教材的经验。三是清理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易碰到的问题，组织师范类大学或科研部门做专项研究。

接下来，教材编写还需经过一系列严谨复杂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拟出编写大纲，包括选文和结构的设想，其间反复召开各种专题研讨，征求一线教师意见，最后将大纲提交教育部组织的审查组审查。其次，设定各分册的单元主题、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分布，形成框架，提出课文的备选范围，这期间还要征求各领域专家意见，反复进行调整。接着，依照大纲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包括精读、略读与课外阅读的功能搭配以及思考题、口语练习、写作、名著导读等，并注意做好各学段的衔接。

然后是编辑设计，包括注解、插图、美工等，这些具体细致的编务要反复打磨。针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比如文言文注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科技文的科学性判定等，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把关。教材成形后，在一些地区试教，征求一线教师意见，反复修改。试教、修改后形成初稿、送审。

送审要过许多“关”，如教科书审查组评审、教育部咨询委员会阅审、课程教材委员会终审，以及主管部门的复审等。编写组对每一轮审查意见逐条回应，反复修改完善教材。复审通过后，正式出版，编印发行。目前正在编撰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经接受了专家的八轮评审。

教材编写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会将分歧形成研究课题交由专家研究，或讨论形成最佳方案。有的专家推荐了优美的作品，但编写组讨论认为不适合教学需要，只好舍弃不用。再如，有专家提出，文言文注释应该写明是谁作的注解，如“宋代朱熹注”，但编写组讨论认为，这对中小学生来说过于烦琐，也无必要，就没有采纳。

以偏概全、印象化、情绪化、非理性争论不利于教材编写

编写教材必须依靠科研。目前语文教育很多基础性课题缺少研究，教材编写就难免受制于经验主义。中小学生应当具备的语文知识有哪些？如何体现到教材中？写作教学应当有怎样的系统？类似这样的大问题，语文学界都未取得共识。现在师范类院校办学都奔着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去了，语文教学论、课程论的研究被看作“小儿科”，得不到重视。我希望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研究能引起学者的兴趣。

社会特别关注语文教材，这对教材的编写有帮助。但教材编写毕竟学术性很强，有问题最好通过学术探讨解决，动辄以偏概全，弄到漫天舆论，这种状况并不能促进语文教材的编写。例如所谓的“鲁迅大撤退”，引发了很多网民的愤怒。事实却是，课程改革后，高中3学年必修课变成了1.75学年必修课、1.25学年选修课。必修课总课时少了，课文数量自然要调整，鲁迅的文章在必修课中就减少了，部分被放到选修课中。但在入选作家中，鲁迅作品的数量仍然位居第一。媒体一炒作，人们产生误解，想澄清就难了。

再如，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语文教材有30多个错误，声称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一时各大媒体都参与热议，形成了新闻事件。我找来这本教材，发现所谓错误，大多数是夸大，或是爆料者自己弄错了，真正错的只有五六处，而且大都是编校的过失，如书名号少了半边，“沐浴”错成“沭浴”。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教材质量的提高，但最好通过学术讨论的途径给出版社指正。

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关注应当理性，让一线教师和专家安静下来，认真做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而不只是在印象的、情绪的层面没完没了地争论。

[1] 本文系笔者答记者问，发表于201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