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毕生致力于俄国汉学事业，始终把理论研究和实践试验相结合，成果丰硕，成绩辉煌，而成为俄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主要研究方向概括有三：中国哲学史、亚洲太平洋区域不同文明及不同国家之间关系、新欧亚主义。
一、师从冯友兰治学
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1934年4月27日出生于布良斯克州克里莫夫区农民家庭，1957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随即来华进修，于1957—1959年和1959—1961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在北大期间受业于冯友兰教授，不但随堂听课学中国哲学史，而且有跟随冯师深入农村经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实践，1958年6月起在农村呆了7个多月，对中国社会与农民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据他后来1995年在北京纪念冯友兰100周年诞辰会议的发言中提到，那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永久受益，从此更深刻了解冯友兰的哲学思想。
1958年前后北大实行“开门办学”，文科学生定期下乡体验生活，访贫问苦，做田野调查。当时规定大学生无例外都参加，外国留学生可以自由。但出发那天在永定门火车站集合，要上车去大兴县黄村时，见外国留学生中只有季塔连科一人背着下乡的行李来了。他说，遵冯师教导，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懂中国哲学，所以他下定决心，必须下乡亲历，打好基础。他一向学习认真和勤勉，很受冯师赏识，从而得到单独授课答疑的照顾，每周两次如约到燕南园冯师寓所去当面请益，听冯先生讲解中国哲学史典籍古文中的疑难问题。那次下乡，季在哲学系的老师冯友兰、任继愈、冯定、贺麟教授等一批先生也都去了。他在中文系的老师未参加。
他在复旦大学学习也是成绩优秀。1961年全校毕业典礼上，校长陈望道教授高声宣布：“1号毕业证书将颁发给一位外国留学生——苏联公民米沙同志。”季一时欢喜不起来，原来他们搞错了，把名当成了姓，况且那还是他的本名米哈伊尔的昵称。证书当然无效。经过周折，一星期后才高高兴兴地领到写有“季塔连科”的毕业证书。
他早期1965年以论文《古代中国的墨家及其学说》获副博士学位，又于1979年晋升博士。该文于1985年以《古代中国哲学家墨子及其学派与学说》为名出书后，曾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此后，他主编《中国哲学史》（1989）、《中国哲学百科辞典》，均有较大的影响。
1985年接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后，便大力开展对华友好联谊和文化交流，在学术研究和日常实践两个方面广有建树，为该所赢得国际声誉。他本人也先后当选为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会长（1988—1998）和俄中友协主席（1998年起）。
晚年季氏应聘为北京大学“蔡元培讲座”教授，享有无上的光荣。这是对海外汉学家最权威的承认和肯定。众所周知，莫斯科大学早就设有以创校校长罗蒙诺索夫命名的奖项，以“罗蒙诺索夫讲座”“罗蒙诺索夫奖金”“罗蒙诺索夫奖章”依次递升。那是对获奖者给予该校最高的荣誉。同样，北京大学也有以历史上开创北大新校风的校长蔡元培命名的讲座“蔡元培讲座”，它也是给予应聘者以北大最高的学术地位。这个讲座在北大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教授的主持下运作多年，聘请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顶尖的专家。季塔连科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按，预先约定的首次演讲因两位名家先后得重病不治而未及进行。）
二、创立俄国汉学分支学科中国哲学
季塔连科作为俄国科学院当代四大汉学院士之一（其他三位为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文学家李福清），其学术成就的起点和高点都在中国哲学学科上。这显然是深受冯友兰传统的影响。不过，他不是简单地继承和移植，而是有所创新，在俄国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从1960年代后期，季塔连科院士着手向全俄推介中国哲学的工作，并创立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哲学学派，1970年他倡议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设立“中国哲学与汉语”专业，这在全俄高等教育史上尚属首次。该系兼设汉语课，为中国哲学专业作语言文字上的准备，它不但教授现代汉语，而且教授阅读古代哲学典籍必不可少的古文。
该专业的课程及专题课由季塔连科、费奥克蒂斯托夫和布罗夫负责，他们成为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当时季氏尚在苏共中央部门任职，而费氏和布氏则分别在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和哲学所工作。因而有大量的教学工作仍需莫斯科大学本校的亚非学院教师们承担，那里有人数众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员，例如古文和现代汉语课由尼古里斯卡娅和卡拉别江茨、谭傲霜、刘凤兰、波麦朗采娃等人讲授。其中尼古里斯卡娅兼讲中国现代文学，而波麦朗采娃则兼授古代哲学文献《淮南子》专题课。此外，还有资深汉学家波兹涅耶娃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
这批莫斯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生共有7人：卢基扬诺夫、加富罗娃、加里勃夫、戈罗霍娃、扎伊采夫、科勃泽夫和扬古托夫。这7人构成了俄国汉学中国哲学史学派的第二代，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多数人迄今为止还与远东所合作或参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编撰，而卢氏则是大典的副主编，是季塔连科的主要助手。
远东所这个中国哲学学派的工作在世纪之交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认可，在2001年中国举行国际汉学会议上有5人当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即季塔连科、费奥克蒂斯托夫、佩列洛莫夫、卢基扬诺夫和洛曼诺夫。其中费奥克蒂斯托夫和卢基扬诺夫还于2004年当选为“国际易经联谊会”理事。
培养中国哲学专业人才的工作第二次成为重点项目的时间是在1993年，已调任远东所所长（1985年）的季塔连科再次倡议，在俄罗斯人文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专业（含兼授汉语），成为远东所和俄国高等学校培养研究中国哲学专家的基地，由时任该校教授的卢基扬诺夫负责，并由远东所的中国思想研究权威专家费奥克蒂斯托夫参与讲授中国哲学课程。
为改进培养人才的工作，1998由季氏拟订方案，卢氏、费氏二人负责指导，编写出《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大纲，发布供全俄高校哲学系大学本科使用[1]。1994年公布由卢基扬诺夫根据《俄国文科教育改革》大纲编写的，供汉学专业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古代中国哲学的起源——易经、道德经、论语》[2]。后于2001年和2002年又由卢基扬诺夫和费奥克蒂斯托夫合撰了一编《古代中国哲学》，收进古宾、西多琳娜和菲拉托夫主编的供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使用的《哲学》教科书中。季塔连科则主编《中国哲学》辞典（1994）。
这样，由季氏倡议主导，卢、费氏二人具体指导的俄罗斯人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从1998—2006年毕业生约20人修完中国哲学课程。其中3人随后完成副博士论文：卡尔卡耶娃（现姓斯塔罗斯金娜，2003年，导师季塔连科）、图加洛娃（2005年，导师费奥克蒂斯托夫和卢基扬诺夫）、阿娜什娜（2005年，导师科勃译夫）。他们成为新一代传人。
至此，在季氏、卢氏和洛曼诺夫三人合写的《道的哲学世界》一文中表示：“值此庆祝远东所50周年之际，我们有充分把握地说，俄国汉学的中国哲学流派业已在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诞生。[3]”
三、践行汉学理念，以广国际交流
季氏曾以编选和译释先秦诸子的著作宣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80年代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并且联系现实，古为今用。其重点有二，一是关注“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主张应借鉴中国改革之路，向当局建言：由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改革，集中“全俄”意志，避免俄国陷入“乱邦”和“危邦”的境地。他以真知灼见赢得信任，被几任总统聘请为政府访华团的顾问。他同时组织力量翻译出版《邓小平选集》《邓小平传》等类书籍，予以推广。1993年我在莫斯科听他说到，曾以该所名义于80年代末上书中央领导请求学习中国经验，不要盲从西方的论调。
二是把中国思想作为整体来研究，从而扩大精神文化的范围，如《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5卷《科技和军事思想，卫生与教育》所涉即为崭新的课题，几乎全是以往俄国汉学家未曾涉猎的，像中国的科学方法论、天与地的科学、物质变化、生命与人的科学等等，均系当代汉学家首开研究的记录。这样一来，季氏把远东所办得充满活力。由于季氏不懈的倡导，目前该所内已形成了研究中国思想的“现代学派”。
季塔连科在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发表5部专著：《俄罗斯与东亚·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1998）、《中国文明与改革》（1999）、《俄罗斯·以合作谋安全·东亚潮流》（2003）、《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中国及亚洲各国》（2008）。重点均在阐释中国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他认为，中国文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国哲学能够对世界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有助于克服西方唯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偏颇。俄罗斯只要学好中国的经验——既不损害自己文明的“核心”又能容纳异己的文明，便可保持自己民族的一致。
季塔连科的一大贡献是把国际交流实践制度化，从1996年起以远东所为基地，举行两种专题学术会议，一为“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一为“中国社会与国家”。分别在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举办一次，会期两天。有时候隔年一次，坚持不懈，并汇集论文出版，参会者除俄中两国学者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汉学家。这项创举近20年来既推广了中国改革的世界影响，又使远东所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
季氏以汉学研究和实践的新突破而于1997年和2003年接连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和院士。他总括自己的体会表示：
从世界范围来说，汉学变成了中西文明之间交际的工具，而“俄罗斯汉学的特点在于深具欧亚精神，长于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文明，力图达到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丰富与和谐一致”。
季氏在中国早已享有声誉。十余年前，当他在莫斯科中国驻俄使馆的国庆50周年招待会上，献出他在俄国宣传中国改革成就的巨型文集《中国在现代化与改革的道路上奋进》（735页，1999年）时，笔者曾代表在场中方人士致贺词表示钦佩。就在那年10月，他荣获中国颁授“中俄友谊奖章”。
季氏并荣获中方的一系列名誉职衔和称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委员（1997），黑龙江社科院和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2001、2004）、哈尔滨市荣誉公民（2006）。此外，他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也颇多贡献，荣获俄日（1999）、俄韩（1994）、俄越（2000）几个友好文化机构的荣誉称号。
四、编撰新颖的百科全书
几年前开始，中俄两国互办友谊年。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2009年在中国举办“俄语年”，2010年在俄罗斯举办“汉语年”。这使得两国的友好来往趋向热络。在此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中，一直能看到热心于俄中文化交流的俄国汉学家季塔连科的身影。
2010年六月初，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М.Л.Титаренко）把他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俄文本（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Китая）以下简称《大典》赠予我国，为俄罗斯举办的“汉语年”活动献上一份厚礼。至此，季氏实现了他在俄国全面系统推介中国精神文化的夙愿——一套六卷近6千页大开本的煌煌巨制最终完稿问世。六卷书在五年之内连续推出：第一卷《哲学》（728页）2006年，第二卷《神话、宗教》（869页）2007年，第三卷《文学、语言和文字》（835页）2008年，第四卷《历史思想，政治和法制文化》（936页）2009年，第五卷《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和教育》（1087页）2009年，第六卷《艺术》（1030页）2010年，这不能不算是一项高效率的工程。它也把季塔连科的汉学学术地位推向了巅峰。
这项宏大的工程如按俄文原名直译应为“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其内容全面精到、撰述深浅适度，查阅方便实用，这些特点也符合俄国汉学有“百科全书”的传统。
编者设定全书目标在于兼顾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即让该书具有专业学术论著和普及性读物双重性质。因而决定把书写分成两个层面。一为通论性的，每卷都设综述或总论，用长文阐释本卷所涉专题，或若干论文对其中所含主要问题，分别作概括又周详的论述。这样，由多篇文章组成“甲篇”。二为供查阅的词典，即细列为一个个词条，辟为“乙篇”。它所含已是几百上千条词目，是一部详细的辞书。此外，每卷还设有附录性质的“丙篇”，用以附录各种参考资料、重要文献、译名对照、或出版物及大事年表以及索引，意在为专家和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这种安排也为全书陡增了浓厚的学术性。附带说明，有些卷里所含子题多需要另列出系统，故而增设“丁篇”“戊篇”等。
总而言之，面对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文化，非如此精心安排和周详撰述，不足以反映全貌。因而可以说这套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做到了“雅俗共赏”，令专家学人和普通读者满意。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新颖，不但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在中国也未见过，实属世界首创。
《大典》的意义在于，它是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汉学研究成果的结晶和集中体现，在俄罗斯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俄国，所谓汉学，就是以中文原文材料为依据，对中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各门学科之总和，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之总和。那么，从这六卷本看出，它的研究科目已经包揽无余。
《大典》的写法，并非选择有相关内容的中文书籍去翻译，而是由富有成就的汉学家分工执笔，自然能写出自己研究的心得，并且凝聚三百年来几代汉学家对该问题的研究所得和治学经验。包括吸纳中国学者既得的历史经验。
季氏工程的主力无疑在远东所，但他已经调动了全俄汉学的精英，其中既有两个首都传统的汉学“五强”——莫斯科的科学院远东所、东方学所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也有新起的东部汉学重镇——新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和海参崴等地的汉学中心。这支数百人强有力的汉学队伍积十余年之努力才完成了巨大的工程。而季氏也如其前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样担起领军人的历史重任。《大典》正成为俄国汉学历史进程的丰碑。
五、俄罗斯汉学学派的杰出代表
经过多年的考察、思索和分析，我们认识到俄罗斯这个汉学大国它的汉学具备如下特色。而那些特色在季塔连科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
其一，其出发点在于了解和调研中国的国情，因此其发展进程历史悠久且持续不断，早先的目标远在通商和物资交流之上，而含有崇尚古代中华文明，并拟以此作借鉴，为“开明吏治”寻路。后来是双方互有借鉴和促进。
俄罗斯汉学历经两个半世纪，如果加上其前史，即从17世纪算起，那么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已经超过四百年。长时间内翻译和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期间出现过四次引进中国文化的热潮。头两次是18世纪初在俄国社会各阶层刮起的“中国热”和19世纪下半叶汉学界的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后两次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主要表现形式均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全面而多渠道的文化交流。
其中，综合性的国情研究成果。前辈汉学领袖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主编一部大型的《中国》（1940）。远东所的前任所长斯拉德科夫斯基在1975年至1986年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断断续续出版几本。季塔连科1987年接手起，《年鉴》更形成制度化了。每年出一本，每本均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据笔者在莫斯科所见，从1989年至2005年，逐年一本依次出版，竟无延误。这成了俄人了解中国的案头必备书。
其二，汉学学科研究遵循“百科全书”方式，呈现出研究的范围广、成果多之特点。从历史典籍到民间文化，从考古文物到历代工艺品，从儒、释、道到其他宗教，从宏观上的国家政治体制、历史沿革、朝代更迭、典章制度到微观上细小工艺的考察，直至服饰特点、陶瓷和古钱币的鉴定都有人研究，其中不乏专著。成果中还有关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文化，甚至有我国台湾岛少数民族文化的论著。
这方面综合型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季氏主编的中华文明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难怪季氏因此也有“百科全书”型的汉学家之雅称。他本人的翻译与著述也极为广泛，总数在300种以上，内容除其重点专业中国哲学史（涉及孔孟、老子、墨子、淮南子和近代的朱熹等等）外，还有文、史、经、艺各方面，尤其有大量政论，包括与亨廷顿、福山等文化理论学者的论驳。
其三、学术方法秉承俄国学院派的理论。
学术研究已形成传统、造成风气。这里当然也有季氏极力推进的功劳。他同其前辈领军人物一样，毕生为建设汉学学科而奉献。
汉学人才虽然也有不少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但学术界已养成一种风气——似乎不向着学者型的方向发展就不足以成为知名的汉学家。因而凡是想要多少做出点贡献的人，都极为重视资料搜集，力求多而全；坚持长期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务求深而细，很多人师承瓦西里耶夫院士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直至形成汉学学派，因而在俄国，搞专业研究的人自不必说，即便是非专业研究的人也都努力成为汉学家。今人费德林本职是外交工作，在苏联外交界任职三十多年，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官至外交部副部长。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仍在业余时间从事汉学研究。先师曹靖华教授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时，曾赞许地说道：“你看费德林在重庆的生活，公务那么忙，公文包里还随时带着中国文学作品，一有机会遇到中国人，就请教和讨论起来。”费德林就是靠勤奋、恒心和善于利用时间而做出成就的，可以戏称他为“业余的”汉学家。但他却以优异成绩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当他80岁时，他写的中国文学论著单行本就有35本。
若论季塔连科，则一向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和推进学科事业并重，达到了在两方面都表现杰出。
其四、汉学学科是一种国家行为，其运作和工作进展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从早期酝酿含有18世纪三位沙皇的意向和努力，沙俄、苏联以及现代，汉学研究仍是为国家总体需要服务，有些杰出汉学家还担当总统对华国务顾问。季塔连科曾说过，研究“新欧亚主义”也是为了有助于汉学研究作用的扩展。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新时期的俄中合作。他同中国学界交往时不止一次地表示：西方把苏联解体看作他们意识形态的胜利，并且企图让这个悲剧也在中国重演。是故应该破除欧洲中心论和对俄罗斯地缘政治作用的估计不足，他要让俄罗斯发挥作为欧亚国家的作用展示潜力，而造福东西方，尤其俄中两国。
如今，俄罗斯汉学队伍强大，整个汉学界显得有组织、有规划，研究项目都有分工。还有人经常注意梳理本学科进展的历史、发展的现状，或写出综述、阶段性研究总结，或编撰汉学词典和汉学书目汇编，有不少学者在这个领域成果卓著。
季塔连科终以著作资料翔实、研究深邃、文笔精彩而获俄国科学院“塔尔列”奖（2000年），国家授予“俄罗斯功勋科学家”称号（1995年）。
季塔连科在2015年2月25日作古。时隔两年，至今我仍然感到悲伤。我只有回忆他的非凡人生和辉煌业绩时，才能略感欣慰。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老友，亲爱的米沙。
李明滨
2017.3.15
[1] 《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大纲》，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98年，共126页。
[2] 卢基扬诺夫：《古代中国哲学的起源——易经、道德经、论语》，莫斯科，拉吉克斯出版社1994年，共111页。
[3] 《人物与思想——纪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50周年》专册第142页，莫斯科，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