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石先生的一份怀念

□刘 伟^[1]

转眼间，石世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两年了，经济学院为怀念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书记、老院长，特编辑出版这本文集，并邀我写篇纪念的文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记得我们77级入学的时候，石先生任经济系党总支书记（1985年组建经济学院前的经济系党组织为总支），后来先后任过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直到1992年卸去院长职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殊年代，石先生为北大经济学院（1985年前为系）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心血，只要理解那段历史，就不难懂得其中的艰辛。当然，对于这些，我作为学生和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当时并不清楚也不十分理解，只是到后来才逐渐有些体会。

作为学生，与石先生面对面接触较多的是在教室的课堂上，在我读书时，石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课。当时，这门课程由教研室主任赵靖先生主持，石先生主讲其中部分内容，战国后期的韩非子的经济思想，就是由石先生主讲的。我这个年龄的人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对中国旧学的知识更是不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是“批林批孔”，或是“抑儒扬法”，跟随大批判的时代潮流，支离破碎地接触到些许古代思想家的著述，对韩非子并不完全陌生，知道他虽是荀子的学生，但却不属儒家，善著书，有许多文章，后人将其集成《韩非子》，收录了55篇文章，成为法家的代表作，形成韩非子独特的系统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当然，知道的极有限，并且是出于开展大批判活动的需要去解读的。在石先生的课堂上，我才真正开始以学习的态度接触韩非子的思想，其中石先生特别提醒我们，韩非子的经济思想中有一重要观点不同于一般思想，即并不简单地强调“富庶”，尤其是在其人口思想上，并不一味主张“庶”，不是人口越多越好。据石先生讲，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思想家主张（除韩非子外，好像还有司马光）。在韩非子看来，过去道德水平高，“上古竞于道德”，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少，财富多，生活自然和谐，即大自然恩赐富足；“人不事力而养足”，但若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土地却不会增加，大自然的恩赐不随之扩大，人们就顾不得讲道德，而要争夺，出现“当今争于气力”的局面。石先生的讲述引发了我对韩非子经济思想的兴趣，记得那个学期中国经济思想史考试，要求自己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读书札记，我写的便是“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交上去后，石先生在卷子上做了热情的肯定，原话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成绩是“5＋”。

令我受益的、更重要的不是在课堂上形成了对韩非子经济思想的兴趣，而是石先生据此引发的讨论。他讲，在中国传统上主张人口适度的学者不多，在当代坚持这一点更不容易，他特别提到了北大老校长，经济系老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1955年前后，时任北大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马寅初先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下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报告，在1957年先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对其做出了阐述，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57年7月5日），他提出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和客观需要，控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和政策举措，被人们称为“新人口论”，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并由此招致严酷的批判。石世奇先生当时对马老的“新人口论”的内容是如何解读的，我已记不太准确了，但难忘的是他特别讲了马老在当时辩论中的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至今，我对石先生当时肃穆的气度以及对马老坚持真理气节的崇敬之情记忆犹新，那是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关于马老的这段话，振聋发聩。

后来，读到一篇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诗人谢冕先生写马老的演讲文字，大致讲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谢先生入学时，马老正任北大校长，平时难得一见，偶尔在开学或毕业典礼的场合见到马老，马老总是这样一段开场白：兄弟今天多喝了几杯，讲话难免有不当之处，还望诸位海涵……给人印象应当总是微醺的。但唯独这位总是微醺的老人，在全国上下几乎都陷入狂热时，保持了特别的清醒。

看到谢先生的这段演讲，想起课堂上石先生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北大吧。北大的精神是用这些先生们一代一代的心血铸就的，也是他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的，我从心底敬重他们，感谢他们。

是为一缕怀念，或许不足道，但真希望石先生在天之灵能够看得到。

2015年5月18日

[1] 刘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2002—2010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