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馀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鳟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迩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编纂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
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化、亦我、梅蒐、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