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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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为何“情节”这一概念已变得极为模糊?

谈及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叙述学,批评家一般总要提及这两个流派在情节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然而里蒙-凯南在1983年发表的《叙事性的虚构作品》一书中,尽管用了大量篇幅评介这两个流派对叙事作品的研究,却竭力避免使用“情节”一词,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在一般批评实践中已变得极为模糊的词”。[1]究竟为何“情节”一词,或更确切地说,这一概念已变得“极为模糊”?对此,里蒙-凯南未做任何说明,而这正是本节希望阐明的问题。

一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对情节持同一看法:它不把情节视为叙事作品内容的一部分,而看成是其形式的组成部分。它把“情节”与“故事”截然区分开来。“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在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主义对“故事”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作品描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二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2]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往往是虚构出来的,这些虚构的故事只可能存在于作品的文字描写之中(这是文学作品与新闻报道的本质区别)。当然,读者可根据经验或文学惯例来推断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是否完整,有哪些部分被省略。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模式中,“故事”被清楚地解释为“从作品中得到的且按其自然顺序排列出来的被叙述的事件”。[3]

形式主义的情节观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模式中又进一步得到解释。西摩·查特曼指出:结构主义认为每部叙事作品都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故事”,即作品的内容;其二是“话语”,即表达方式或叙述内容的手法。他认为,与形式主义有关的“故事”与“情节”的区分相对应,在结构主义的“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中,情节属于“话语”这一层次,它是在话语这个层面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组合。“每一种组合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情节,而很多不同的情节可源于同一故事。”[4]

然而,有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和几乎所有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研究的“情节”并非处于话语这一层次。且以在形式主义和叙述学之间起了某种桥梁作用的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为例。普洛普所著《民间故事形态学》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文评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一般认为此书开了结构主义叙述学之先河。[5]普洛普的研究旨在从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中抽象出它们共同具有的模式,以便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分类。他对以往根据人物的特征划分民间故事类型的方法十分不满,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千变万化,很难找出供分类用的不变因素。他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在他研究的一百个民间故事中,尽管人物的名字和特征变化无常,人物的行为功能却只有31种,其中最后7种是:

25. 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主人公。

26. 任务完成了。

27. 主人公被辨认出来了。

28. 假主人公或坏人被揭露。

29. 主人公获得新的外貌。

30. 坏人受到惩处。

31. 主人公成婚并登基。

这里的“主人公”“假主人公”等都是根据人物的行为功能抽象出来的角色。每种角色可由不同的人来担任,如“坏人”这一角色可由“巫婆”“妖魔”“巨人”“强盗”或“蛇”等来担任。行为功能就是这些特定的角色在“情节”中所起的特定作用。任何一种功能都可通过不同的事件来体现。譬如坏人无论是被打、被罚、被杀都可体现“坏人受到惩处”这一功能。这些用于组成情节的行为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因素。普洛普认为下面这些故事事件具有同样的情节:

1. 沙皇送给主人公一只鹰,这只鹰把主人公载运到了另一王国。

2. 一位老人给了苏森科一匹马。这匹马把他载运到了另一王国。

3. 公主送给伊凡一只戒指。从戒指里跳出来的年轻人把他运送到了另一王国。

这些事件尽管内容相异,但体现了同样的行为功能,故具有同样的情节。普洛普抽象出来的行为功能体现了故事事件的共性,为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故事情节包含多少种功能(任何故事都不会囊括所有31种),这些功能均固定不变地按普洛普总结出来的自然发展顺序排列。毋庸置疑,这些总是按故事发展的自然时序排列的行为功能不是对故事事件的艺术处理或在形式上的加工,而是对事件内容本身的一种抽象。

普洛普的情节观与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等人的情节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什克洛夫斯基率先提出“情节与“故事”这一区分。但他的目的决非在于对民间故事有效地进行分类,而是旨在把“技巧”与“素材”的区分运用于对叙事作品的分析。[6]在探索情节时,他集中关注作者在话语这一层次上对故事素材进行的各种艺术处理,尤为重视重新安排时间的各种叙述技巧,如从故事中间或结尾开始的叙述或偶尔的倒叙等。什克洛夫斯基偏爱18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这种专门对话语技巧进行各种试验,利用话语来打断或延迟故事发展的小说。正如塞尔登(R. Selden)指出的,什克洛夫斯基分析的情节“实际上是打破对事件的正常组合的技巧”。[7]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化倾向十分严重。譬如他把《罪与罚》一书中拉斯果尼可夫与斯维德里加洛夫之间有关灵魂不亡的对话仅仅看成为了制造悬念而设置的故意拖延的技巧。在某种意义上,他完全把叙事作品当作一种建筑艺术,注意分析其中的框架、平行或并置结构、阶梯式多层结构、延迟结构、重复或节外生枝等各种建构技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情节就是“讲故事的过程中所用的所有‘技巧’的总和”[8]

诚然,普洛普与什克洛夫斯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共同之处。两者均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本身,无视作品以外的任何因素,仅以作品的结构或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内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但应该看到他们研究的情节分别处于故事和话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上。普洛普研究的是按自然逻辑关系排列的故事事件的行为功能。而什克洛夫斯基对这些事件的功能丝毫不感兴趣,只注意作家对这些事件进行的各种艺术加工。具体地说,两者的情节观之间存在下面这些迥然相异之处:(1)普氏注重的是故事的中心结构,而什氏注重的却是节外生枝等形式技巧。(2)普氏关心的是受故事发展约束的、必不可少的叙事成分,而什氏关心的却是作品不受故事发展约束的、可有可无的自由成分。(3)普氏研究的是民间故事中的不变成分,什氏研究的却是话语技巧这一可变成分(譬如,故事可以倒叙也可正叙)。(4)普氏探索的是不同的故事所具有的共同功能,而什氏探索的是作品在话语这一层次上对故事进行的特定艺术组合。正如查特曼所言,“每一种组合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情节,而很多不同的情节可源于同一故事”。由于普洛普分析的情节不属于话语这一形式层次,而是对故事事件本身的一种抽象,就只能得出截然相异的结论:不同的故事只要具有相同的行为功能就具有相同的情节,很多不同的故事可源于同一情节。(5)由于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观仅注重技巧,因此倒叙、插叙等在话语这一层次上的加工技巧就占据了中心位置,受到格外重视。而在普洛普的情节模式中,这些技巧却毫无市场,因为所有行为功能都按永远不变的自然逻辑顺序排列。(6)什克洛夫斯基分析的情节“实际上是打破对事件的正常组合的技巧”,其功用在于创造性地使事件变形,从而使事件具有陌生新奇的面貌,因此他的情节观与“陌生化”效果密切相连(有关“陌生化”,详见第八章第一节)。而普洛普的情节由民间故事中恒定不变的行为功能组成,根本谈不上“陌生化”的效果。如果用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模式去分析行为功能起主要作用的民间故事,显然会误入歧途,行为功能会全然被忽视。而用普洛普的情节模式来分析《项狄传》这部被什克洛夫斯基尊为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也只会步入死胡同,因为这是一部专门对话语技巧进行各种试验的小说,行为功能不仅不连贯,而且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

普洛普与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理论评介中,这两种情节观之间的本质差异一直被忽略或被掩盖。这无疑是造成“情节”这一概念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其实,几乎所有结构主义叙述学家分析的“情节”均属于故事这一层次,有的属于故事的表层结构,有的属于故事的深层结构。[8]

[8]V.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Doctrine,p.242. See V. Sheklovsky,“Art as Technique,”in L. Lemon and M. Reis(eds.),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Lincoln and London:Univ. of Nebraska Press,1965,pp. 51-57.

[1]S.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p. 135.

[2]S.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p. 20.

[3]S.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p. 3.

[4]S.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pp. 19-20 and p. 43.

[5]V. Propp,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Austin:Univ. of Texas Press,1968. 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9页。

[6]V.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Doctrine,New Haven:Yale Univ. Press,1981,p. 240.

[7]R.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Sussex:Harvester,1985,p. 12.

[8]See G. Prince,“Narratology”,in M. Groden and M.Kreiswirth(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1994,pp. 52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