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序言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先后就设立有文学门、哲学门、史学堂、译学馆。人文学一直是北京大学的根基，因基础深厚广博，故有百年历史传承创新，生生不息，愈老弥坚，青春常在。百年人文学术发展至今，感念历史之辉煌，尤觉责任之艰巨。探索当今学术大势，寻求通变之路在所难免。是故，我们提出北大人文学的“古今融通”之道，有意探讨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处理人文学的问题；也是有感于人文学古今分置，中外偏离之建制日久成习，在今天则能有更加自然自由的学术方法出现，以求学术研究能够跨时代、跨专业融通，拓宽领域，提出问题，解决难题，学子们因此而能视野开阔，纵横驰骋；或潜心探究，溯古通今；或中外兼修，立意高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北大人文学是现代人文学的变革发轫之地，现代新文学运动以断裂古今为其历史契机。时代之迫，先驱们突显古今矛盾，张扬时代新精神，以期完成千年变局之伟业。实际上，时代变革的手段策略，也难统领人文学之真实历史和现实情势。北京大学的现代人文学依照现代大学建制规模，建立起最初的格局，古今中外，不偏不倚，包罗全面。古今观念之论争，并不影响“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容纳各方学术，相得益彰。新思想引领时代砥砺前行；老学问融会传统大气磅礴。那时的北大人文学，如长风出谷，敢与日月争辉，不惮与现实较量。岁月悠悠，逝者如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完备，各学科专业分工细密明确，无疑使专业更精，学术更细。然“隔行如隔山”却愈演愈烈，变得理所当然，牢不可破。这句话不只是一句专业壁垒的口令，也是自我封存的遁辞。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容易，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都可能随时相遇。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难免信息不会穿越碰撞，穿越时空，穿越领域，穿越专业。随着信息的高速且无序的流通随时可能发生，各种樊篱壁垒也因此可能被拆除。自然科学的交叉和跨学科已然成为一种大趋势，人文学科的交叉和跨越也并非不可能。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设想最直接的融合贯通——古今融通，虽然有穿越专业壁垒之嫌，但也可能只是视野的谨慎拓展。在如此学科专业交叉跨越已经蔚然成风的情势下，我们以“古今融通”为方向，做个先行探索。

实际上，早有尊长思考同样的问题。早在40年前，即1978年9月，袁行霈先生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那时袁先生正值盛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这辈学者正在探寻自己这代人的学术道路。袁先生高瞻远瞩，看到学术的宽广前景。他所提出的“纵通”与“横通”的学术方法，我们也可以引伸为“通古今之变”“融众学之长”。尤其是袁先生强调“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这一思想在今天理解起来，就是“古今融通”之义。那时袁先生就坚信：“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袁先生40年前的思想，今天看来依然熠熠闪光，不仅给“古今融通”提示了充足的学理依据，也让我们有了紧迫感。

北大人文学涵盖了众多一级和二级学科。这些学科门类往往都有或隐或显的古代、现代和/或当代之分。“古今融通”之说，实则是一种鼓励，一种召唤，希望个体学者通过“纵通”，能获得更深更广的学术视野；也希望学科专业能够展开跨时代的对话。如古人所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固然，“古今融通”未必是“上法”，尤其就从事不同时代研究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而言，可能是在较短的时期内比较难以达到的要求，但作为在今天来鼓励学科交叉则也不失为一种理念。

固然，这只是我们的理念或曰理想，学术之事，尤其是人文学术，实乃个人之作业，受每个人的学术积累、训练、兴趣、天分、才情之所限，显然不可能随心所欲，异想天开。所有这些倡导，都只是一种方位性的探寻，每个人必然是以其自己的学术兴趣，去做现有之事，完成自己的学术宿愿。我们提出的“古今融通”，作为一种学术视野也好，一种理念也好，一种方法也好，都是一个十分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或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内来处理同一主题，同一题材；或以现代理论去通释古典命题；或以跨文化对话为“纵通”的学术语境……，凡此种种，都可以作为思想背景，作为学理资源，以期更好地彰显学术个性。

我们期待这一理念能成为北大人文学研究跨越不同时代的一个平台，这套丛书能汇集最初探索的成果，为百年北大人文学走向新的历史阶段推波助力。

是以为序。

陈晓明 王一川
201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