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三国演义》到Samkok

第一章
异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传播

第一节
文学与传播

文学问题与传播不可分离。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便开创了文学的传播研究，并视传播为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1]他明确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2]。洛文塔尔反对把文学传播看作单纯的文学问题，他尝试将文化和传播知识融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中^[3]，并从传播角度提出文学转型的观点。^[4]

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传播”（communication）意为通讯、传达、信息、交流、交通、共享等，它是“人类的符号化行为与信息交流过程”^[5]。人类是传播的主体和轴心，信息交流是传播的主要内容，借助各种符号和媒介将信息传递给他人以期发生相应的变化。^[6]

从本质上说，文学作品和新闻、知识一样，都是信息的一种。一部文学作品满足一个信息结构上的三要素：作为信息的形式的符号、作为信息内容的意义、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一本书的符号是语言，书的内容是意义，纸张则是媒介。^[7]因此文学传播也属于信息传播的一种。但文学又与一般信息不同。文学是一种“人学”，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创造，有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是“感知、表象、想象、情感和理解等五种心理机能综合的和谐过程”^[8]。文学传播的正是作者的这种审美理想、审美经验和社会诉求等信息。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信息面对的受众也不同于一般的受众，而是能够把握文学文本深层意蕴，体味作者的审美经验，进行积极能动的阅读的群体和个人。因此，文学传播主要集中在文学群体或艺术群体中，范围较窄且挑剔，传播的过程较为复杂，所需的传播周期也更长，最终的传播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显现。

由于文学传播的这种特殊性，想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依赖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整个传播也是一项内容庞杂的系统工程。传播学中的几个基本类型，如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在文学传播活动中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

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人内传播、内在传播等，传播者和受传者是同一个人，是每个个人的自我信息沟通，通常不使用传播媒介。在文学传播中，自我传播是“主我”（I）与“客我”（me）之间的内向交流，一方面在头脑中完成文学传递和文学接受活动，激发文学创造，直接推动文学生产，另一方面，在进行阅读、品评等文学消费活动时，也需调动思维活动，“自我传播是文学消费的主要方式”^[9]。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都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传播。广义的人际传播包含组织传播，狭义的人际传播仅指个人与个人面对面进行的信息交流。人际传播是在文学活动中建立起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而组织传播也被称为团体传播形态，是指文学传播者面对一定组织、团体的活动，如文学团体、文学沙龙、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形式时，进行的文学信息传播。相比之下，后者更具规模化和系统性，往往会使文学传播更为顺畅，更具影响力。

在文学领域里的大众传播，具体来说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面对极其广泛的受众所进行的公开信息传播。所谓“大众”，是指分布广泛而互不相识的广大受众。相比于前几种传播方式，文学传播活动的大众传播能量最大、范围最广，效果最为显著。大众媒介可以大批量、精确地复制文学信息，受众也不受时间、地域、身份职业等限制，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

以上四种主要的文学传播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相互结合，紧密联系，共生共存，同时发挥作用，构成了一个文学传播的网络整体。

第二节
代表性的传播模式

在传播学的领域内，不少学者都提出了一些形象化的传播模式，这些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10]。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系统，将这些传播要素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个变量，用图示的方式将变量间的关系表现出来，便形成一个传播的模式。它们形象生动，简明扼要，使概念条理化，有助于理解抽象的传播过程，解释传播理论和关于传播行为的抽象观念，从而更好地考察传播的效果。

在众多传播模式中，以下几种是传播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模式，影响也较大，分别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申农—韦弗模式”和“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其中前两种属于传统线性模式，最后一种属于双向循环的控制论模式。

这些模式虽然不是特别针对文学传播提出的，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特别是分析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非常有益。

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

1948年，哈罗德·D. 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构造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过程的“5W”模式，他把传播的过程分解为传者、受者、信息、媒介这几大要素，再加上作为结果的效果，即成为五大环节。由于这五个环节在英语中各自都包含一个W开头的英文核心词汇，因此通常被称为“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with What effects（取得什么效果）。同时，拉斯韦尔还根据这五个环节将传播学划分出五大研究领域，分别是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将“5W模式”做了如下图示：

“5W模式”是传播学上第一个传播模式，也是第一次比较详细、科学地解释了传播的整个过程。该模式把人类传播活动明确概括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是传播研究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后来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而大众传播学的五个主要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也是由这一模式发展而来。但是该模式的不足也很明显，即把传播视为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式，即认为信息的流动是直线的、单向的，从传者开始到效果结束，看不到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忽略了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条件等的作用和影响。

二、申农—韦弗模式

“申农—韦弗模式”（Shannon-Weaver）是另一个重要的早期线性传播模式，描述了远程传播的过程。在拉斯韦尔“5W模式”提出后不久，1949年，美国信息学者，曾在20世纪40年代贝尔电话实验室做研究员的克劳德·申农（Claude Shannou，又译香农）与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书中共同提出新的模式，即“申农—韦弗模式”。他们利用通讯电路原理探讨传播活动，提出传播的准确性技术层次、受传者对信息阐释的符号语言层次，以及噪音对传播的影响和传播效果的受传者反应层次三个问题。^[11]

如图所示，在这个模式中，由信源到信宿经过五个正向的传播因素，同时加入了“噪音”这个负向的因素。“噪音”（noise）是申农和韦弗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指传播过程中一切传播者意图以外的、来自各方面主客观条件的对正常信息传递的干扰，既有外部噪音，也有内部噪音，这些都影响了讯息的传递。同时，讯息由信源到信宿经过发出与接受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又涉及编码与解码，这些也都影响了传播的最终效果。

“申农—韦弗模式”是继“5W模式”之后又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模式，它阐述了传播过程中五个关键因素，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意识到“噪音”这样的影响传播效果的负方向因素，注意到传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表明传播过程的复杂性。

申农与韦弗一起提出的这个传播的数学模式，为后来的许多传播过程模式打下了基础，并且引起人们对从技术角度进行传播研究的重视。但是，该模式仍未摆脱单向直线性的局限。这个基于电讯的传播模式无法直接反映人际传播的讯息内容、社会环境和传播效果，在解释人的社会传播行为的时候效果欠佳，因为它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固定化，忽视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二者之间的转化。这种忽视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的情况，是因为该模式忽略了“反馈”这一人类传播活动中极为常见的因素，这也是直线传播模式共有的缺陷。

20世纪50年代，韦斯特利（Bruce Westley）与麦克莱恩（Malcolm M. Maclean）在申农—韦弗线性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反馈机制，即从接收器到信源的信息回流结构，和把关人（gate keeper），即有能力控制信息甚至阻止它到达某一目的地的机制或个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将“申农—韦弗模式”拓展到大众传播概念之中。

三、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

“反馈”（feedback）的思路被引入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多种以控制论为指导思想的传播模式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

1954年，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在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观点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过程模式，即“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这一模式对传统的线性模式进行了扬弃，突出信息的传播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参与者很可能同时充当着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角色。这就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信息会产生反馈，并为传播双方所共享。

相比于拉斯韦尔和申农—韦弗模式的直线型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突出了信息传播过程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尽管整个模式中并没有出现“反馈”的字样，但是在实际上间接表明了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反馈，并且这种反馈的成果会被传播双方所共享。“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的缺陷在于未能区分传受双方的地位差别，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传受双方的地位很少是完全平等的，总有一方是处于强势的地位。

该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体现人际传播尤其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但对大众传播过程却不能适用。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又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四、其他模式

以上三种是较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几种传播模式。

从线性模式到控制论模式，完成了传播结构认识史上两次飞跃，基本上解决了传播的要素（内部结构）问题；此后传播模式研究又涌现出社会系统模式，以解决传播的外部条件（外部结构）问题。如赖利夫妇的系统模式，首倡把传播过程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将传播过程看作是庞杂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对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进行了考察。他们的这种模式将大众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再如马莱茨克模式进一步展开了社会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说明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是一个变量众多的社会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并不仅仅是有形的变量——社会作用力之间的互动，而且也是无形的变量——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互动，这样的视角无疑使社会传播系统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丹斯的螺旋模式等。各家提出的传播模式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阐释不完整、概念化、简单化或以未阐明的假设为前提等不足。

但是不管传播模式如何复杂多变，传播结构中几大要素并没有改变，只是加入了对各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勾画和描述。一方面，人们开始认识到外部结构，如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对于传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社会关系等制约条件是无法穷尽的，而模式表达本身存在着容量、描述的局限，对每一个传播个案都需要细致的具体分析。

模式分析并不单纯为了描述和解释，它本身的结构形式是经过选择和演绎的理论形式，在帮助我们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其真正的核心在于认识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传播实际上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动态过程，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社会力量、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在异文化语境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文学传播，将有助我们对整个传播活动和进程进行宏观的把握。

第三节
跨文化文学传播的效果考察

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是需要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的对外传播，属于广义的国际传播现象。^[12]与一般的文学传播相比，跨文化文学传播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文化差异问题，特别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语言文字，作为文学传播工具都极大地影响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在异国的跨文化传播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传输手段上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规约和影响。因此，跨文化传播的整体过程更为复杂，环节较多，传播的周期也更长。

为了更好地分析文学传播的效果和模式，需要对影响传播效果的具体环节和牵涉的传播要素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媒介这五个是任何传播活动都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对于文学传播而言，作为信源的传播者是作品的作者，作为信宿的接受者是读者，传播的信息或内容就是文学的文本（不是狭义的书面文本），传播过程分为对信息的编码（广义的创作）和解码（广义的阅读）过程，传播过程中存在阻碍传播顺利进行或影响信息正确传递的“噪音”。

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有好有坏，有积极效果，也有消极效果，有的影响深远，也有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但无论属于哪种效果，都需要受传者的参与，只有通过受传者的接受才能实现。一部作品的文学信息通过传播媒介达到受众，并不意味着已经产生了效果，只有读者体味到作者的情感与审美，心灵受到感染和触动，从而使他们的某种态度或观念发生转变，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社会效果。这种效果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反馈而反复积累起来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影响文学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如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载体、传播对象等都会左右传播效果的达成。这些因素又因为时代的不同及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这也是为何同一部作品在同一个文化语境下，在不同时期、不同政体和社会环境中，传播的效果千差万别。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中，这种差异就表现得更加显著，情况也更为复杂。因此，纳入分析视野的除了传者、渠道、方式、受者、效果这些认知框架、传播的内部机制和流程外，还要关注传播活动得以发生、发展的真实的历史语境、文化状态、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庞杂的知识体系。

在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三点关于受众的认识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是受者与传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鉴赏、选择的动机与目的都好尚不同，因此，在很多时候作品内容的优劣并不是决定对外传播获得良好影响力的关键。一部文学作品要想在异文化中立足，本身需要具有较好的艺术品位和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仅凭高质量的内容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取决于传播的机制、手段、技巧和本土的文化过滤与文化需求，在有些时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远高于前者。这并不难理解，譬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籍籍无名的寒山在美国却成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偶像，他的诗歌译成英文后风靡欧美，在那里赢得了比李白和杜甫还要高的地位。这一切都离不开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等译者对寒山诗歌有意的经典化建构，将寒山塑造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13]，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与物欲横流的社会隔离，渴望尊重与真的自我。寒山能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先驱和理想英雄，他的诗歌能在英美获得共鸣，迅速传播开来，也得益于斯奈德等人在译本选择、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各个环节都充分考虑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加以创造性的“误读”或严绍璗所说的“不正确理解”。再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除《三国演义》外，《水浒传》和《西游记》在泰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艺术成就最高的《红楼梦》除了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外鲜有人知。一方面《红楼梦》的故事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背景，泰国人很难理解，另一方面泰国至今没有一部好的《红楼梦》译本，甚至没有一部全译本，无法将其中精妙的诗文用泰文传达出来。泰国人看到的只是讲男女三角恋爱的小说，难以欣赏到它的思想底蕴和艺术成就。泰国的学者吴琼（Kanokporn Numtong）曾感叹让一个泰国人来欣赏林黛玉的“葬花词”真的很难。

第二是跨文化传播周期较长，文学信息抵达不同层次的受众也有先后，文学传播特别依赖高水平的译者和高质量的翻译，这里的高水平、高质量是针对受者的本土文化语境而言的。这些译者是文学信息最早接触到的一批异文化受者，同时也是文学信息向更广大异文化受众传播的重要中转，在传播学意义上充当着意见领袖或把关人的角色。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是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理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概念，拉扎斯菲尔德认为传播过程因受多种中介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效果有限，媒介讯息和观念不是直接传向所有个人，而是先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经由意见领袖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其他部分。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是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往往是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或者学者，他们能够较早地接触或敏锐地洞察到文学信息并且对其进行翻译、创作、批评等，同时他们本人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在文学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或评论能被读者较大规模地接受和传播。而“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是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或译卢因）最早提出并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引入新闻研究领域的。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一定本土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文学传播中译文与原文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的原因。

第三点紧承上一点，无论意见领袖、把关人还是其他大众受众，都是传播中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与传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讨论传播效果的时候，地位甚至还要优于传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指出“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4]，即认为信息的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读者（观众）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甚至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如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艺术天赋等对接受的文学文本进行新的建构和阐释。在传播信息面前，受众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有支配文本的权力，并形成“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这种“扩散”指的是“一种新思维、新知识、新技术等在人群中推广并传播到全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共识的过程”^[15]，它将之前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扩展为“多级传播理论”。越是在异质文化的社会，文学传播想要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越需要人际传播的中介，对源文本进行本土化、创新性的改造，传播层级越多，形式也越多样。

在泰国《三国》传播个案中，昭帕耶帕康（洪）、雅各布、克立·巴莫、桑·帕塔诺泰等人都是集意见领袖和把关人职能于一身。以他们为代表的泰国作家、学者和思想家们对《三国演义》以及洪版《三国》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和阐释，使《三国演义》本土化和洪版《三国》经典化，最终为泰国社会的广大受众完全接受，并内化到泰国的本土文化中。^[16]

第四节
异文化语境下的《三国演义》传播

以上对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的探讨，不能生搬硬套到千差万别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去。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跨文化传播也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不加分辨地套用在另一部作品的传播研究中。《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地位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获得的，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此，不能用《三国演义》在中国的传播模式和特点来认识它在泰国的影响与传播；同理，也不能用《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的传播情况来类比泰国。

在宏观层面讨论《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自然离不开以下几个要素，即作为传者的作者、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和作为文学信息载体的作品。需要同时考察作品的生成与作品的消费这两个过程，包括泰文文本翻译、改写和再创作，以及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与各种形式的反馈活动。

但是讨论若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以上要素是每一个文学传播个案都会涉及的问题，对《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个案来说，传播遇到的障碍与难题都被隐蔽了。在泰国的文学语境中，由不同的宗教背景、哲学理念、地缘因素和政治经济环境所孕育的文化传统、主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语言编码等方面都会给《三国演义》的传播带来阻碍，影响传播效果，其中尤以文化观念与语言编码的差异为最大难题，它们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准则，制约着人们对异文化、新事物的理解与认同。因此，必须从泰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背景入手，将《三国演义》的传播问题放置到泰国本土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讨论，在微观层面具体分析各传播要素相互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在各个时期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对传播起到的反制或推动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洞悉《三国演义》何以能够在泰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并不是一种中国有意识的文化输出，更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是一种自发、自觉、自动的传播，在整个传播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个人都是泰国人民，包括已经归化到泰国社会的华裔泰人。

从整体上来看，以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经典译本的诞生为标志，可将《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笼统地划分成“经典文本产生前”与“经典文本产生后”两个阶段，即“由《三国演义》到洪版《三国》泰译本的中文文本传播”阶段，和“洪版《三国》及后续泰文文本的重写、改编和再创作”阶段，或“《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本土化”阶段。两个阶段最大的差别在于所依托的社会文化与传播语言的差异，这也是影响传播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第一阶段主要是《三国演义》进入泰国社会，并在泰国进行初传，最终产生了洪版《三国》经典泰译本，传播语言以中文为主，依托中国文化，以华人社区为中心进行小范围传播，随着华人社会的不断壮大才逐渐将影响扩散到泰国社会，乃至泰国的宫廷之中。后一个阶段与之相反，主要是以洪版《三国》泰文本为元文本的二次传播和多级传播，传播的主体语言是泰语，依托的文化也是泰国的本土文化，甚至还催生了独具泰国特色的“三国文化”。两个阶段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影响力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因此分析的角度与侧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本书将这两个阶段分列为上、下两编。

洪版《三国》诞生后并没有马上在泰国社会进行大规模的传播，而只限于宫廷“大传统”之中，因此第一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时期，那么《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阿瑜陀耶王朝中期至吞武里王朝时期（约17世纪初—18世纪后期），这是《三国演义》进入泰国并奠定其传播基础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曼谷王朝初期至曼谷王朝四世王时期（18世纪后期—19世纪中期），这是洪版《三国》译本出现并被经典化的时期，《三国演义》从民间的“小传统”文化，拓展到宫廷“大传统”文化之中。

第三个时期：从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至今（19世纪中期—今），这段时期是泰文《三国》的自主传播时期，《三国演义》被不断本土化，并最终成为泰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化资源。

由于整个传播过程头绪众多，不同传播人群和传播途径相互之间多有交叉，以上三个传播阶段的时间划分相对简略并有交集时期，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严格清晰的时间分段。这是由《三国演义》传播的多样性、多层次、多渠道的特点所决定的。有些在第一阶段主要的传播方式到了后一个阶段并没有消失，依然在发挥作用，因为它仍然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已经不是传播的主流方式，重要性已经让位给另一种传播方式而已。新出现的传播方式之于传统方式，并不是覆盖和取代，而是叠加，这也使得传播方式和手段都在不断更新和丰富。

此外，传播的多样性还体现在传播的文本上，既有狭义的文本，也有广义的文本。一部文学作品是由一系列符号系统组织起来构成的文本，这个文本（text）往往是狭义上的由书写固定下来的“文字文本”。但是文字作为书面语言符号只是语言符号的一种，还有作为口头语言符号的语音符号，此外还有图像、音乐、造型等非语言符号，它们都可以“编织”成广义上的文本。一部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在泰国并不只是通过书面文字形成的文本进行传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种各样非文字的文本都为传播提供了渠道，如通过戏剧表演、宗教活动、寺庙壁画等，《三国演义》通过这些渠道获得了更多的受众，从而也刺激了新的阅读和书写活动。随着泰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播的媒介不断多样化，也为《三国演义》的更多类型文本的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以往以狭义文本为中心的观念也忽视了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即作者和读者的作用，忽视了传播的反馈过程，以及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品文本的创作（编码）和阅读接受（解码）是文学传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三国演义》作为文学作品能融入泰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作者与读者这两个群体内部和相互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推进了《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其说是一次纯粹的文学传播，毋宁说是一次受社会和历史制约的文化传播。

[1] 甘锋：《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98页。

[2]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California: Pacific Books, 1961, p.xi.

[3] Hanno Hardt. Critial Communiation Studies: Essays on Communi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a. London: Routledge, 1991, p.153.

[4] Leo Lowenthal. “An historical preface to the popular culture ebate”, in Norman Jacobs e., Mass Meia in Moern Society. New Brunswick, U.S.A.: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p.73.

[5]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6] 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7]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8] 童庆炳：《现代诗学问题十讲》，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9] 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10]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11]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12] 关于国际传播，学界有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即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见程曼丽、王维佳：《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3] Gary Snyder.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s. San Francisco: Grey Fox Press, 1965, preface of translation.

[14] Stuart Hall ed., Represetatio: Cultural Represetatios ad Sigifyig Practices, SAGE Publicatios, 2002, p.62.

[15] 程曼丽、王维佳：《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16] 具体内容详见本书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