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会是常态

首先感谢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提供的机会，我今天谈的题目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在新常态下中国的比较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进一步萎缩。在2008年，全球贸易是15.6万亿美元，之后锐减，一直到2012年才回到原来的水平。自2008年以后，中国外需市场的疲软非常明显。

我们通常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新常态我的第一个理解是经济增速。GDP经济增速从8％降到6.9％左右，也就是早上华中科大张建华院长所讲的，目前保持8％的增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个理解是拉动经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至少出现一匹劣马。这几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度明显下降。如果看比重的话，外贸在2007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为GDP的73％，到了2015年下降了1/3左右。当然，1/3相对于美国的1/4降幅还是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相对美国来讲更为重要，正所谓“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第三个理解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传统比较优势急剧下降。自2004年以来，蓝领工人工资呈指数上升。相对于东盟、非洲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毫无成本优势。但相对于美国、欧洲而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劳力丰富型国家。这解释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何中国依然保持着大量的出口。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资会逐渐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在国际贸易中，一个产品要有国际竞争力，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你的产品比别的国家更为便宜，所谓“价廉”；二是你的产品虽然没有比别的国家便宜，但比他国产品质量更好，也就“物美”。

下面具体分析。自2004年以来，蓝领工人的工资呈指数上升。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悄然地过了刘易斯拐点。相对东盟和非洲的国家，中国毫无成本优势可言。比如跟埃塞俄比亚相比，那里蓝领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250元人民币，东莞蓝领的工资是那里的10倍。但是，相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而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劳动力型国家，平均工资而言，中国依然只有美国的1/3,这点解释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什么中国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大量的出口额。不过，我的担心是好景不长。目前中国的成本优势是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挑战的。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份额不断地被越南及东盟的国家所吞噬。那为什么今天中国还能够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呢？这是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小。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了发展中国家40％左右的GDP,如果有一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都比中国低的话，中国产品的廉价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中国的出口廉价比较优势将会急剧下降。

从这个角度上说，长期保持价廉是不太现实的，那物美有没有可能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的是如何准确衡量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通常认为，类似的产品，单价越高，质量越好。但目前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这个指标太粗糙了，所以会把单价和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放在一起看。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生产类似产品，单价一样，但有个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高，其产品质量就更好。

不过，这仅仅是从需求角度来看的，我们也应该从供给角度来看，我和博士生张睿最近发表在《管理世界》的论文发现，21世纪以来，从纵比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是明显提升的。人民币对其他币种的相对升值会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本币升值会导致本土市场上更大的竞争压力，就横比来说，跟德国产品的质量还有很大距离。另外，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目前也处于较低水平，比如一个iPod出口价格为209美元，但中国的附加值只有9美元。我和博士生崔晓敏最近做了一个人民币的升值跟出口品附加值的关系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的贬值有利于加工品附加值。理由很简单，因为贬值会导致加工出口产品产值升高，同时也会降低进口中间品的价值，所以，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就会提升。

如果中国产品在一没有价廉优势、二没有物美优势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不是说不要开放，而是说开放的重点有所改革。我们看一下目前中国的外贸情况，2015年进出口总额是4万亿美元，出口2.3万亿美元，进口1.7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是6千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占了中国总外贸的1/8,美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未来几年，中美贸易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贸易摩擦将是常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看WTO.美国会不会如特朗普所鼓吹的，真的退出WTO呢？因为如果美国真的退出WTO的话，美国就可以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中国的产品将很难进入美国市场。但我个人判断这种可能性比较低。美国不会真的退出WTO,因为美国是WTO最大的获益国之一。

但是第二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即特朗普有可能会废除北美自贸区相关规定，如果说特朗普真的限制墨西哥移民的话，将对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产生很大影响。而这点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间接的。真正的影响来自TPP.我觉得TPP有极大可能被叫停，TPP除了是总统签署，还需要国会通过。目前奥巴马签署了，但国会不通过。特朗普上台后，TPP很有可能会被扼杀。这对RCEP的顺利发展一定是个很好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写文章解释说明吧。

汇率方面，我觉得汇率压力比较大，特朗普会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更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有相当的共识。所以，中国要做好准备，人民币汇率将会面临几年的升值压力，我认为目前对人民币贬值的判断是错误的。

还有，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也会是个热点。在与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讨论中，个人的判断是，以后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将会频繁出现，贸易摩擦将会是常态。

那么，如何对外改革呢？时间所限，我先强调几点：

第一，我国企业不应该把目标都放在欧美成熟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发展南南贸易。“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但个人觉得“一带一路”目前的重点不应该是中亚，而应该是东南亚国家，对比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和出口额大小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东盟自贸区对我国的贸易影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

第二，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做好自贸区的建设。自贸区的建设要有两个拳头。第一个拳头是RCEP,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东盟“10＋6”自贸区建设。如果美国放弃TPP的话，RCEP可以取而代之。许多国家将会倒向中国主导的RCEP,抱团取暖过冬。特朗普新政之初，将是中国主导的地区贸易协议发展的千载良机！第二个拳头是加强金砖五国间的自贸区建设，现在全球贸易唱主角的不再是“南北贸易”，而是行业内贸易为主的“北北贸易”或“南南贸易”。金砖五国又是市场最大或发展潜力最大的五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做好金砖五国自贸区的建设非常重要。

第三，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目前是我国外贸的短板所在，我们知道目前美国服务贸易存在大额顺差。中国应在未来10年中努力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国际旅游业，将大有可为。

第四，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而言，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矿业、建筑业、市场需求型制造业和成本节约型制造业。中国应该扩大成本节约型制造业，到非洲、东南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属于这一类。

除了对外改革以外，还要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当然不是说不要对内改革，而是说应该取消各种错配和扭曲。我觉得这个扭曲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要素市场扭曲。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10年的确是“民进国退”，但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依然被歧视。我最近和陈诚教授、田巍教授有一个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民营企业低，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怪。但如果看走出去的这两类企业，就会发现刚好相反：在走出去的企业中，国企生产率明显高于民企。什么道理呢？我们觉得因为国内的要素市场存在着扭曲。相对于国有企业，一些民营企业存在扭曲和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借钱和拿地的价格要更高，因此，一些民营企业有强烈动机逃离本国，到国外去投资，所以，泥沙聚下，导致走出去的民企生产率反而比国企要低。而大部分国有企业，则是非常享受国内市场的特权，“此间乐、不思蜀”，只有少数生产率特别好的国企愿意走出去。

第二，加工贸易产品内销和外销。加工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在历史上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比如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印度比中国落后这么多，是因为错过了90年代的加工贸易时机。但同时加工贸易也导致了扭曲和资源错配，这是因为加工出口的产品只能外销，不能内销。这就是人为制造了扭曲。不过，这些年我们看到加工贸易的比重逐年下降，应该说这个扭曲有所好转。就加工贸易内部结构而言，因为来料加工附加值比较低，所以应该提高进料加工，努力做好“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户口制度。只有废除与传统计划经济挂钩的“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配置，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对外改革和对内开放对企业有什么直接好处呢？最明显的莫过于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我认为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问题是如何提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贸易自由化，进行关税减免。关税减免有三个内容，首先是最终品关税减免，其次是中间品关税减免，最后是外国关税减免。举例说明。比如对奇瑞而言，中国汽车进口关税的下降就是最终品的关税减免。最终品的关税减免可以通过增强竞争促使企业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企业自然会做大做强，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如果是进口轮胎关税的下降，对奇瑞来是中间品成本节约效应，会帮它留存更多利润，促进生产率上升。而外国关税的降低则有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需求的扩大，这三个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那么，企业自身又如何练好内功，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呢？关键还得要产品自主创新，并努力进行工序改进。就国际比较而言，在工序的改进方面我们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产品自主创新对于中国来讲也许目前尚不是核心优势。因为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总体不如美国。但假以时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在创新方面赶超美国的。最近华为拿下5G核心技术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我们再讨论一下开放与就业问题。我最近在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合作中发现，我国贸易自由化和关税的减免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深度开放，的确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是我与陈波教授、加拿大郁志豪教授合作研究的发现。为什么说开放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果开放的话，意味着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如果进口中间品跟国内蓝领工人是替代关系的话，就会减少蓝领劳动力需求，导致白领蓝领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我们在开放与改革的同时，也应该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而绝不是贫困化的增长。

最后小结。经济新常态下，“改革开放”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对外开放是基本的国策，但具体的开放途径、方向和内容应有所改革。对内改革是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但对内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应有所侧重，重在取消要素市场上的各类扭曲跟资源错配。最后社会和谐发展、国民福利的提升才是终结目标，谢谢大家。

（本文载于新浪财经，2016年11月20日，为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