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五卷)近代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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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包法利夫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包法利夫人》在法国出版,并广受关注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家、翻译家也注意到了它。从历史上看,《包法利夫人》的传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评论;二,翻译;三,改编。而这三个方面的时间顺序是这样的,最早的评论出现在1857年,即该书出版的当年;最早的翻译出现在1886年,即福楼拜的全集出版的次年;最早的改编出现在1948年,作品被改编成戏剧。下面从这三个方面对《包法利夫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行梳理。

(一)《包法利夫人》的评论

《包法利夫人》最早的评论来自于《北美评论》这个杂志,从整个评论史来看,《北美评论》也是各个杂志中对该作品关注最多的。现将《北美评论》中有关该作品的文献列表如下:

这些文章对《包法利夫人》关注的焦点各有不同,有些文章只是提到福楼拜,有些文章专门对福楼拜作了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法国文学》,基本没有涉及福楼拜的风格,大多谈的是包法利夫人的性格及其悲剧。不同于戈尔捷将包法利夫人作为人类生存普遍悲剧的代表,这篇文章将她的毁灭归因于她太重物质了,而丈夫“没有足够的钱”,由于这个评论出现得特别早,它对作品价值的估计还有保守的地方:“《包法利夫人》虽然富有才华,但它既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人们所称的那样原创。”[1]

进入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英国和美国的评论界,对《包法利夫人》的评价兴奋起来。比如詹姆斯的《法国诗人和小说家》,它称《包法利夫人》是个“巨大的成功”[2],作者满心激动地说现实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已臻极致,“我们怀疑同样的作法是否能创作出任何更好的作品”[3]。无独有偶,在1909年出版的《自我主义者:一本超人的书》中,作者说福楼拜是“最具艺术性的小说家”[4],而包法利夫人是“小说中创作最完美的画像”[5]。这些赞誉,有些受法国批评家的影响,有些是英美批评家自己所作的判断,它们令福楼拜成为最杰出的一位法国作家。针对这种倾向,《北美评论》中发表了怀特的《重估福楼拜》一文。该文一反批评界对福楼拜的齐声颂歌,将福楼拜从文学大师的席位上拉了下来。怀特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应该是从内容中发展出的,这是评价作品优劣的关键尺度:

艺术家仅仅是思想(idea)发展的土壤,他的风格是新生命得以表现的媒介。形式因而成为故事内容的必然结果,附着在观念的活力和特质上。当故事发展时,形式必须要发展:二者难以分割,一个仅仅是另一个的象征。当思想的强度超过作者形诸文字的能力后,后果就会是不均衡的、费力的。当技艺成为艺术家的焦点,超越了思想时,内在的形式就失去它凝聚的生命力和个性的特征,而且仅仅变成外在美的工具。[6]

怀特拿出这种“内在的形式”,以批驳福楼拜的风格,在怀特看来,福楼拜的风格并不是有机的形式,并不是由内容发展出的,而是附着于、外在于思想的东西:

福楼拜的创作方法以及其成品的缺少,明显不同于世界上一切最高水准的作家。当我们分析他的做法时,我们发现,他的美学理念也不同于其他伟大的作家。他主要关注外在的和谐,他一味地追求“材料”上的完美。表面的节奏,并不深奥的节奏运动,是他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他拼搏了30年。[7]

虽然福楼拜的作品获得了某些成功,但是他的作法与伟大作家背道而驰,将他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相提并论因而并不妥当。怀特还说,伟大的作家往往创造出人性的戏剧,而福楼拜创作的仅仅是一系列画像,他并不是创造家,只是建造家。

福楼拜引发的争论还在持续,面对怀特的发难,卢博克在1921年的《小说的技艺》一书中为福楼拜辩护。卢博克肯定《包法利夫人》作为画像、图景的价值,这是出于更丰富地观察人物的需要:

它是图景式的,其目的在于令爱玛的存在像可能的样子那样容易理解,清楚可见。……我们需要投身到她的世界之中,以便获得即时的体验,也要超乎其外,以便掌握全部的效果,这可以看到比她更多的世界。[8]

这样,图景式的写作就有了意义,它令人物得到更好的展现。

卢博克甚至还给《包法利夫人》找到另一种戏剧冲突——人物和环境的冲突:

人物的画像、人物的研究不是出于它本身的原因,而是出于戏剧特征的某些原因,在这个戏剧中,两个主角一边是一个女人,另一边是她的整个生存环境——这就是《包法利夫人》。[9]

如此一来,怀特的批评变得毫无依据,因为《包法利夫人》中既有图景,又有戏剧,哪一点也不缺,而且通过复杂的、微妙的做法结合在一起。

不仅《北美评论》特别关注《包法利夫人》,另外一个杂志《西沃恩评论》也较多地讨论与福楼拜有关的话题。另外,福楼拜也赢得英语大批评家的不断评论,比如写作《模仿论》的奥尔巴赫、写作《法国五位现实主义小说家研究》的列文。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在批评家那里成为了经典。

(二)《包法利夫人》的翻译

《包法利夫人》的首个完整的英译本出现于1886年,译者是马克思的女儿马克思-埃夫林(Eleanor Marx-Aveling)。但在1886年之前,实际上还出现了一个节译本。1878年,批评家塞恩斯伯里(George Saintsbury)在《双周评论》中发表《古斯塔夫·福楼拜》一文,文中在讨论福楼拜小说艺术的同时,节译了几段《包法利夫人》,这也是该书首次以英语呈现出来。

埃夫林女士的英译本虽然出现很早,但也是比较权威的版本之一,《牛津英译文学指南》一书称该译本“朴素”,虽然没有尝试福楼拜的风格,但与晚出的几个译本相比并“不逊色”[10]。自1886年以迄于今,有许多出版社重版埃夫林的译本,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些出版社有:

由上图可知,埃夫林的译本至少到现在,出现在10家出版社的柜台上。就分布的频率来看,20世纪上半叶,埃夫林的译本最受欢迎,尤其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3家出版社发行该书。埃夫林的译本得到了广泛的流通,不仅从出版社的数量上可以得见其仿佛,而且可以从出版社重印的情况看出端倪。比如凯普出版社(J.Cape),1922年首版后,1932、1936年都重新发行过,因而书籍印刷的数量相当可观。

1905年,布兰钱普(Henry Blanchamp)也出版了他的译作,该译作凡经三版,出版地都在伦敦。该译作不见录于《牛津英译文学指南》一书,亦不见任何评论。该书与塞恩斯伯里相似,为选译本,不是全译本。

1928年和1948年,有两个译本分别出现,一个是刘易斯·梅(J.Lewis May)译本,另一个是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译本。二人的译本开始尝试重现福楼拜的风格,“他们重塑福楼拜的句子,减轻它们的压力,让它们更容易地流转”[11]。这种做法令福楼拜的作品英文风格化,增强了可读性。二人的译本也由其他的出版社出版过,比如梅的译本后来经柯林斯和默里图书公司出版,而霍普金斯的本子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0年,艾伦·拉塞尔(Alan Russell)的译本由企鹅书局(Penguin)出版,它与梅和霍普金斯的相比,“更接近于原作,又倾向于本土化”。[12]拉塞尔的译本只出现在企鹅书局里,未见于别的出版社,但在企鹅书局里,后来又历经四次重新发行,发行量自然不少。

1957年,斯蒂格马勒(Francis Steegmuller)在人人书屋(Everyman)出版了他的译本,法朗士认为该译本可能是“最令人满意的”,与福楼拜的译文也最为接近。斯蒂格马勒的译本,好像印刷、再版的数量并不多。

从1958年到1990年,再也没有新的译本面世,书市上流通的多为埃夫林、梅、拉塞尔、霍普金斯四人的译本,到了1992年,沃尔(Geoffrey Wall)才推出了他的译本。该译本明显取代了拉塞尔的,因而自1992年后,拉塞尔的版本企鹅书局便再无出现。沃尔的译本存在模拟福楼拜原作风格的地方,“但他不是一直注意原作的意义”[13],因而译本有不合人意之处。沃尔的译本后经多次重印发行,不同年代发行的版本有些存在着序言上的不同。

2004年,牛津大学又出现了莫尔顿(Margaret Mauldon)的译本,它在2008年又重新发行。2010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最新的译本,是戴维斯(Lydia Davis)的,该译本次年又由企鹅书局出版。

从译者来看,一个世纪以来,《包法利夫人》在英美经过10位译者翻译;从一个世纪以来的译本出版来看,约20家出版社关注过它。在这些出版社中,企鹅书局值得关注,它共出版过三个译者的译本,历经十余次重新发行,其情况列表如下:

(三)《包法利夫人》的改编

《包法利夫人》还出现过英文戏剧改编,时间是1948年。作者柯克思(Constance Cox)将《包法利夫人》改编为3幕20场。原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几十年,地点经过了道特、永镇等许多地方,戏剧必须要将时间和场景加以压缩,于是柯克思的第一幕第一场直接从永镇的金狮旅馆开始,这与原书的第二卷第一章相对应。

为了获得戏剧的歌唱和喜剧效果,改编本将原文中有些地方的对白改成诗歌的形式,比如第一幕第一场中弹子房中人的声音,原作为:“弹子房传出一片震耳的笑声。”而改编的戏剧则将笑声具体化为歌词:

只要人还能那样

我们就喝

就唱

就爱

……

戏剧版的《包法利夫人》由于内容、呈现方式与纸质版的有很大差距,因而在传播上将是非常有利的。它与纸质版的书籍一起,促进了福楼拜在英美两国的经典地位的确立。

[1] Anonymous, “Recent French literature,”North American Review.Vol., 85, No.177(Oct., 1857): 530.

[2] Henry James,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London: Macmillan, 1904, p.199.该书首版于1878年,1884年出现了第二版,1904年为重印本。

[3] Ibid., p.202.

[4] James Huneker,Egoists: A Book of Superme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9, p.108.

[5] Ibid., p.108.

[6] 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 “Flaubert: A Revaluation,”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206, No.742(Sep., 1917), pp.455-463.

[7] Ibid.

[8] Percy Lubbock,The Craft of Fiction.London: Jonathan Cape, 1960, p.84.该书首版于1921年。

[9] Ibid., p.80.

[10] Peter France,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276.

[11] Peter France,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278.

[12] Peter France,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8.

[13] Ibid., pp.27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