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与黑》在中国的传播

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在英美的经典生成，总体上是主动的生成。所谓主动的生成，指的是英美批评家、译者，甚至包括读者，能够在批判意识之下，对作家艺术和思想进行优胜劣汰，从而确立作家的经典地位。英美评论家往往能权衡法国作家的得失，往往能抓住他们的价值所在。但在东方，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强大压力，由于文化西化的巨大自觉，许多欧洲现代文学作家在中国的经典生成，大都是被动的。所谓被动生成，指的是作家作品背后的整个文化系统，而非作品本身，对文学的经典生成施加了更大的力量。由于西方文化系统、文学史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的译者、评论家往往不待批评，就先入为主地以“名家”“大师”的身份将国外作品译介进来，而读者无法阅读原文的作品，又在译介者的学术权力话语下，认同它们是“经典”。

因而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在中国的经典生成，往往是学术权力话语造成的，而非单单是作品本身赢得的。这种被动的经典生成，不像主动的生成有一种发展、转变的脉络，不是渐渐累积而成的，它往往是突然树立起来的，是人为的过程。输入不待检验的西方作品，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很明显有现实的功用，要么是改良国语，要么是重造文学。国外已经成名的经典，传到中国来，其经典地位不但不容检验，甚而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典范，等待中国作家学习。

萨义德的《文化和帝国主义》认为，文化扩张、文化控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手段，帝国主义的意识渐渐变为普遍意识，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它忽略了因为战争和经济的打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主动厌离，以及西方模式的主动确立。正是这种文化“重生”的心理，导致国人热切地拥抱西方经典，不待拣择。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这种西化的思潮是非常强大的，虽然后来由于中日战争和内战，民族化、大众化的呼声骤起，但是这种思潮仍旧不落，只不过对经典的选择，增加了一重意识形态的滤镜而已。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司汤达在中国的经典生成，基本上为被动的经典生成。

（一）司汤达在中国的介绍、评论

在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对法国作家的评论和研究，基本受益于英美和法国著作。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著作的译介，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对法国作家的传播和经典生成也起到了作用。

日本国内关注自然主义远在中国之前。早在20世纪初期，《早稻田文学》上就接连刊载多篇有关自然主义的文章，比如1907年，抱月发表了《今日文坛和新自然主义》（今の文壇と新自然主義），相马御风1908年发表《莫泊桑的自然主义》（モウパッサンの自然主義），片上天弦1908年发表《福楼拜的自然主义》（フローベールの自然主義），这些文章中有些是专门讨论某位作家，有些是介绍整个思潮，这对于司汤达的介绍和传播是有帮助的。

中国最早对司汤达进行介绍的，可能是田汉。他在《少年中国》一卷九期上著文《诗人与劳动问题续》中，提到了司汤达，称其为“法兰西的大文豪Stendhal”^[1]。田汉在此时并没有读过司汤达的作品，而已经以“文豪”称之，可见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的热情态度。这是司汤达在中国被动树立经典地位的一个注脚。其实，田汉这篇文章，引用的是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一书，原文为尼采的观点，尼采称司汤达为“近代文艺史上的拿破仑”（ニイチエガ呼むて近代文藝史上の那翁てあると褒めた佛蘭西のStendhal）^[2]，田汉误译作“文豪”，也算是歪打正着。

《少年中国》4卷9期中，黄仲苏译《法兰西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概略》，文中谈到Stendhal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也算是司汤达的介绍之一种。

1923年，另外一个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李璜编选了《法国文学史》。书中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放在浪漫主义小说里面，二人的先后排名上，司汤达在巴尔扎克之后，这显然不是从时间上来编排，而是考虑到了二人地位的差别。书中这样介绍司汤达：“在罗曼派理想小说中，除巴尔扎克以写实见长外，当推斯丹达尔（Stendhal）（183—1842）善于心理解剖小说……”^[3]

文中简单提及了《红与黑》，未作深入探究。

1925年，王维克翻译了法国人波捷（Pauthier）的《法国文学史》，书中将司汤达放到“浪漫小说”中，书中仅仅谈到了司汤达的生平，提及了《红与黑》，和李璜的书一样，都是基本信息的介绍。

1926年，孙俍工的《世界文学家列传》一书问世，该书对司汤达的一生谈论的细节稍稍增多，但和前面二人的书一样，都缺乏对作品的深入分析。

1929年，蒋学楷翻译的《法国文学》中，将司汤达译作“斯旦达”。该书简单介绍了司汤达的写作题材，也提到《红与黑》的书名，但是未能展开。

1930年，徐霞村的《法国文学史》将司汤达放到“写实小说”的名目下，与梅里美共同讨论。书中在简单介绍司汤达的生平之后，文中对司汤达与浪漫主义的纠葛进行了辨析：

在理论上，斯坦达尔是大致地与浪漫派的作家相同，并且对他们拥护的；其实他之近乎浪漫主义的地方不过是传统定律的破坏和个人主义的提倡两点而已；后者的过分的想象力，感谢的热烈，以及感伤主义都是与他的分析的写实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4]

尽管这样，文中的论述仍然过简，徐霞村没有更多地讨论作品的主题、风格等问题。

1933年，徐仲年的《法国文学ABC》问世，该书称司汤达为“史当大而”。书中对《红与黑》的故事作了简述，而且对何者代表“红”，何者代表“黑”作了说明，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属难能可贵。在前一个十年，虽然不少书籍中出现了司汤达的名字，但是有理由相信，不少作者根本没有读过司汤达的作品，因而司汤达基本上等于一个符号。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分量的研究才开始出现，司汤达的真貌终于呈现给中国读者了。

1935年，穆木天翻译的《法国文学史》是一本重要的书，书中对《红与黑》的故事进行了述评，也对司汤达进行了称赞：

《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 1830）和《巴尔美的修道院》（Le Chartreuse de Parme, 1839）是斯丹达尔的两篇伟大的小说。在《红与黑》中，斯丹达尔描写维利哀（Verrière）的一木厂主人（有钱、残酷、贪婪）的儿子鸠廉·索烈尔非常聪明，从僧侣处学习了神学和拉丁文学。然而他对于僧侣是憎恨的。他的性格是利己的，傲慢的，刚愎的，伪善的，精于打算的；他的理想的人物是拿破仑，他所爱读的书籍是卢梭的《忏悔录》。他的庞大的野心使他不顾一切地谋富贵利达之道。^[5]

穆木天对法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本人也借鉴法国诗歌进行文学创作，是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诗人，因而他的介绍和评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次年，李健吾翻译的《司汤达小说集》出版。李健吾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学识兼备的批评家，他本人对法国文学史和作家非常了解，对作品的批评往往能深入骨髓。在该书的前言中，李健吾这样评价司汤达：

他的作品，犹如他的性格，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一方面是十八世纪的形式、方法、叙述、文笔，然而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初叶缅怀中古世纪与异域的心情、材料、故事、情感。这两种揉在一起，做成他观察与分析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他落了个四面八方不讨好。他用法典做他文笔的楷模；他不喜欢描写风景——所以他不是承继卢骚，而是承继第德罗；他不用辞藻，根本他就不修辞，反对修改，因为修改等于作伪；但是他的人的趣味和立场战胜了他一切仇敌。他往里看；他不要浮光；他探求真理——人生的究竟。而且他很可爱，用他自己做他研究的对象。^[6]

对于司汤达的地位，对于他的优点和缺点，李健吾都有足可称道的观点：

他是近代心理小说的大师，如若不是祖师。他的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巴穆外史》，是人人道的。他很少自己意拟一部小说的事实；他缺乏相当的想象。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有来源。没有来源的，他很少写完了的。但经过他的安排、布置、扩展，加上他自身的经验，没有一部作品到了他手上不是富有独创性的。^[7]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司汤达的译名，即来自李健吾，这体现了李健吾在翻译和研究上的地位。

1944年，还有一本文学史的著作，这是袁昌英的《法国文学》。书中将司汤达译作“斯旦哈”，这本书对司汤达的论述，似乎并没有超过徐仲年1933年的那本书。

之后，李健吾在1950年出版了翻译的《司汤达研究》，为该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国文学研究，都被放在无产阶级的观念下进行，比如黄嘉德1958年发表的论文《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将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判定为“资产阶级范畴的批判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揭发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捍卫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卓越的艺术家，司汤达是法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标志。”^[8]时代的压力，使得李健吾本人的研究也受到影响，他在1959年发表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中，将人物形象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只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李健吾总结道：

他创造的典型人物，尽管精力充沛，但自身并没有力量解决社会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的，将是他们和他们的作者一时看不见的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9]

以上情况，使得对司汤达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后趋于沉寂，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学者们才开始对他重新探索和研究。

（二）《红与黑》在中国的翻译

与莫泊桑的作品相比，《红与黑》在中国的介绍并不活跃，与此相应，《红与黑》译本的出现也比较滞后。1947年，赵瑞蕻翻译的《红与黑》由作家书屋出版，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译本了。几年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罗玉君的译本也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现在较为通行的译本，是新时期之后出现的，一个是郝运的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张冠尧的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一时期，闻家驷也有译本出版。民国时期的文学家黎烈文迁居台湾后，也有译本问世。

这几个译本哪个堪称经典呢？还是让我们拿几段译文来比较一下看。

《红与黑》的第2章里，有一段描写雷纳尔夫妇出门散步的场景，郝运的译文是：

在秋天的一天晴朗的日子里，德·雷纳尔先生让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神情严肃的谈话，一边提心吊胆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10]

同一段话，张冠尧的译文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先生挽着妻子的胳臂，在忠诚大道上散步……”^[11]

再看一下黎烈文的译本：“一个晴美的秋日，雷拉尔先生挽着他的女人的手臂在‘忠义坪’散步。雷拉尔夫人一面听着她丈夫带着严重的脸色说话，一面提心吊胆地注视着三个小孩的动作。”^[12]

三个译文出现了第一个分歧点：究竟是谁挽着谁的手？张冠尧和黎烈文的译文是雷纳尔先生挽着夫人的手，而郝运的译文是雷纳尔夫人挽着丈夫的手。这里虽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可以反映夫妻二人的关系，而且细节的准确也是优秀译本的一个标志。我们还是参考原文来判断吧。《红与黑》原文为雷纳尔先生“donnant le bras à sa femme”^[13]，这里面明显说的是雷纳尔先生把胳膊交给他的妻子挽着，即妻子代劳，丈夫受之。在这一点上，黎烈文和张冠尧都译错了，郝运是对的。

第二个细节，涉及专有名词的翻译，即“le Cours de la Fidélité”的翻译问题。郝运和张冠尧皆译为“忠诚大道”，黎烈文译为“忠义坪”。“坪”，平地也，往往用作地名，一般没有人工的建筑物，而“大道”则是人工建造的。“Cours”一词，拉丁语词根为“Cur”，指的是“跑”，“cours”就是跑的地方、走的地方，它往往是人工建造的，用作跑步、散步之用。郝运和张冠尧的译文是对的。黎烈文的“忠义坪”虽然更有本土气息，但显然属于误译。误译的原因在于，把“Cours”误看作了“Cour”，“Cour”一词有“院子”“场地”的意思。

再看第二段例子，选自第13章，写于连和雷纳尔夫人调情的场面，郝运的译文为：

她握紧他的手，这也不能让他感到丝毫快乐。对德·雷纳尔夫人这天晚上过分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感情，他没有感到自豪，连最起码应该有的感激之情也没有；美丽、优雅、娇艳竟使他完全无动于衷。^[14]

张冠尧的译文为：

对方紧握着他的手，但他丝毫不感到快乐。那天晚上，德·雷纳夫人含情脉脉地向他所作的露骨表示，他并不觉得骄傲，亦毫无感激之意，对夫人的青春美貌，典雅风流也无动于衷。^[15]

黎烈文的译文是：

人家把他的手紧握着，他也不曾因此感到任何愉快。对于雷拉尔夫人这晚上被一些过于显明的姿势洩露出来的情绪，他不单毫不觉着得意，或至少觉着可感，连美丽、娴雅、鲜艳，几乎全都没有看在他的眼里。^[16]

这句话里，第二句的翻译，三个译者出现了较大的分歧，黎烈文的译文是“过于显明的姿势洩露出来的情绪”，这说明情绪是身体姿势传达出来的，而且姿势的含义很明显。张冠尧的译文是“含情脉脉地向他所作的露骨表示”，这里加了一个形容词“含情脉脉”，则暗示有声音和眼神的动作，因而比黎烈文的翻译在“姿势”上要具体些。张冠尧用“露骨表示”含有赤裸裸的意思，而黎烈文的“洩露”则含有情意是暗传出来的。再看郝运的译文，“过分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感情”，这里的“暴露”，近乎张冠尧的译文，“过分明显地”一语，也没有直接涉及黎烈文所说的“姿势”。

究竟谁优谁劣，还是参照原文来判断吧。原文是“sentiment que madame de Rênal trahissait ce soir-là par des signes trop évidents”^[17]，原义为“雷纳尔夫人今晚太明显的迹象所表露的情感”，对照一下，黎烈文的“显明的姿势”属于误译，即把“signes”（迹象）译作了姿势，让那个词特定化了。而张冠尧的“含情脉脉”一语在原文没有着落，属于衍文，偏离了原作。整体看来，郝运的译文要精准些。

下面的小句，郝运的译文是“他没有感到自豪，连最起码应该有的感激之情也没有”，与张冠尧的译文接近，但黎烈文的译文与他们有距离：“他不单毫不觉着得意，或至少觉着可感”。“至少觉得可感”似乎有这种意思：“至少让人觉得可以感受得到”，这就与“感激”的“感”相差甚大了。考其原文，为“Loin d’être fier, ou du moins reconnaissant”，义为“他不是得意洋洋，或者起码心存感激”，黎烈文的译文偏离较大，张冠尧的译文没有译出“起码”，属于漏译，相较而言，郝运的译文最佳。

再往下看，最后一句，黎烈文译的是“连美丽、娴雅、鲜艳，几乎全都没有看在他的眼里”，张冠尧译的是“对夫人的青春美貌、典雅风流也无动于衷”，郝运译的是“美丽、优雅、娇艳竟使他完全无动于衷”。不看译文，黎烈文用“鲜艳”一语来形容女人，就不太恰当了，除此之外，黎烈文与郝运的译文接近，而张冠尧的译文又与二者相远。察其原文为：“la beauté, l’élégance, la fraicheur le trouvèrent presque insensible”^[18]，即“对她的美貌、优雅、纯真近乎无动于衷”。“美貌”（la beauté）、“优雅”（l’élégance）、“纯真”（la fraicheur）这三个形容语不必说了，文中一个关键点在于“insensible”，义为“没有感觉”“无动于衷”，他指的不是外在的活动，而是心理的活动，因而黎烈文译的“全都没有看在他的眼里”，虽然不错，但有令人误会之处，郝运的“完全无动于衷”又言过了，张冠尧的“典雅风流”则纯属误译。

整体来看，黎烈文的译文有中国风格，但有许多令人误解的地方，并不密合原义，而张冠尧的译文，不乏添油加醋，脱离本文，郝运的译文平实准确，优于这两种译本。

[1]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载《少年中国》，1920年3月刊（一卷九期），第21页。

[2] 厨川辰夫：《近代文学十讲》，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2年版，第37页。

[3] 李璜：《法国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144页。

[4] 徐霞村：《法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184页。

[5] 穆木天译编：《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81页。

[6] 李健吾译：《司汤达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页。

[7] 同上书，第2页。

[8] 黄嘉德：《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载《文史哲》，1958年第3期，第60页。

[9] 李健吾：《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载《文学评论》，1959年3期，第100页。

[10]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1]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2] 司汤达：《红与黑》，黎烈文译，台北：桂冠图书，1994年版，第11页。

[13] Stendal,Le Rouge et le Noir, Paris: A．Levavasseur, Libraire, 1831, p.12.

[14] 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5]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6] 司汤达：《红与黑》，黎烈文译，台北：桂冠图书，1994年版，第97-98页。

[17] Stendal,Le Rouge et le noir, Paris: A．Levavasseur, Libraire, 1831, p.135.

[18] Ibid., 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