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改良文学观

方孝岳

改良政治，人民所以图生存。改良道德学术，人民所以求进化。政治之改良，责成于宪法。道德学术之改良，则赖思想家鼓励于政治范围之外而已。文学与道德学术有密切关系，谋一群之进化，首当从事。

文学革命之声，倡之于胡君适，张之于陈君独秀。二君皆欲以西洋文学之美点，输入我国，其事甚盛。但吾人既以西洋文学之眼光，考我国文学史之得失，则不可不将两方文学史之异点，表而出之。知其异点，然后改良者有叙可循。盖尝思之，其大要有三，

（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

曾国藩分文学为三门，曰著述、曰告语、曰记载。著述固纯以学为主，而告语记载，亦皆为知见之表示，其所以谓美者，以西洋文学眼光观之，不过文法家（Gramlarian）、修词学家（Rhetorician）所精能者耳。小说词曲，固主情感。然在中国文学史中不据主要位置。

（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

自昭明裒集文艺，别类至繁。下及曾国藩吴汝纶，遂以经史百家列入文学。近人章炳麟于有字之文外，且加以无字之文。是文体不一，各极其美，乃我国所特具者。欧洲文学史皆小说诗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阑入。

（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仲尼之学，学为人臣。自汉世学定一尊，于是士之所学，惟以干禄，发为文辞，本此职志。于是学术文艺界，无平民踪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问界皆为求仕之士所盘踞，虽有外此例者，亦仅也。）诗赋歌曲，虽略近单表情感。然考其大凡，或以陈辞巧丽，取悦人君。或以怀抱不展，发为哀怨。皆非平民所可与闻。不似欧洲文学，立于政事学术社会之外，以个人地位，表直观之情感，虽与三者有密切关系，然具转移三者之能力而与之并立。不若我国限入三者之漩涡也。欧洲文学发源于神话（myths），民智鄙野，神万物而为言也。其后国际多故，人事渐杂，于是诗歌繁兴，或表神物之信仰，或表英雄之崇拜，或夸武勇，或达敬爱，如Country song, Lyric Poem, Heroic Poem, Epic等是也。由韵言变为散文。于是有幻言之类（Romance）国家精神、宗教精神、恋爱精神，俱席卷而入。降及近世，小说戏曲大盛，曲尽情态，气象更富。凡皆本国民之精神，表其对物之情感，或批评、或叹美、或实写，于自身有独立之价值，而不假他物（政治学术等）之价值为价值。作者亦仅持其对物之观念，而绝不有自身地位存于胸中也。

今日言改良文学，首当知文学以美观为主，知见之事，不当羼入。以文学概各种学术，实为大谬。物各有其所长，分功而功益精，学术亦犹是也。今一纳之于文学，是诸学术皆无价值，必以文学之价值为价值，学与文遂并沉滞，此为其大原因。故着手改良，当定文学之界说。凡单表感想之著作，不关他种学术者，谓之文学。故西文Literatvre之定义曰，All literary Procductions except those relating to positive Science or art, usually, confined, however, to the belles-lettres．Belles-lettres者，美文学也。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本此定义，则著述之文，学术家用之。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此指书疏之，关于政者事言之，其他私人往来之事，亦足以达意为主，不必列入文学。）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世有作者，首当从事戏曲小说，为国人先导，而寻常诗文集，亦当大改面目。胡适君所谓不模仿、言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其义盛矣。

无国民文学其主因固如前述。然言文不一，亦为致此之要点。陈胡二君定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实为不易之论。尝考不统一之由有三。

（一）国境内无外种之杂入也。欧洲中古时代，罗马衰，北方诸族南侵，虽采拉丁语，而本族语仍多存者，于是言文渐分。（文用拉丁）然是诸族，皆本无学术。及后裂地自国，文豪渐起。以本国方言，述其所得于罗马之学，而文言又以一致。我国向无他族杂居内地。苗民式微。其他西北所谓羌狄匈奴，虽有时侵入内境，而不久即被驱出。是故数千年来，除南北朝及元清二代，大陆上纯是汉人势力。文艺学术界，既无平民之踪迹。而士大夫相习成风，文求古而言从俗，言文遂终古不得复合。惟元代以外族来主中夏，不谙文理。应用文字，多用白话。今所传《元秘史》及《天宝宫圣旨碑文》是也。故是时白话小说词曲大盛。倘元不灭，由此以往，文言或有合一之望。五胡纷纷，无暇及此。清帝多好汉文，崇奖古学。故皆无甚影响。

（二）无新学术之发明也。我国有述古之学，无发明之学。即日用事物，亦无甚变迁。文人思想既不能推陈出新。而所用事物之名，亦相承不变。故方言虽庞杂，而文言气习近古，不可易之势也。

（三）文人言复古也。文之行远者，必其通于民之至广者。是文家当从国民之倾向，非欲国民从文家之倾向也。基督《新（旧）约》《圣经》，能传至近代而精神信仰终不递者，虽多由教徒之势力，而其大因，乃各国时时以新国语译之。即希腊人作《新约》时，已用当时国人用语，非古代文家所用者。我国文人，以模古为特长。人物事故，虽极新者，必以古名名之，以旧态状之。其结果遂与当时事实大相反。责国民文学于此，亦缘木求鱼耳。

吾人既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然使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字，以予观之，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历代文字，虽以互相摹仿为能。然比较观之，其由简入繁，由深入浅，由隐入显之迹，亦颇可寻。秦汉文学，异于三代文学。魏晋文学，异于秦汉文学。隋唐文学，异于魏晋文学。宋以后文学，异于隋唐文学。苟无时时复古之声，则顺日进之势，言文相距日近，国民文学必发达而无疑。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学术，一面顺此日进之势，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而将来合于国语可操预券（白话小说诗曲自是急务）。

总之一国文学之改良，其事甚大。篇首所云，端赖识者倡导于政治范围之外而已。予之所陈，与胡陈二君有相发明处、有相出入处。二君倡之于先，吾人不得不论之于后。尚望国人不鄙此意，共进而从事于此。

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识
（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