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价值

朱希祖

昨天遇见一位老先生与一位朋友谈天。那老先生说道：“白话的文与文言的文，皆是不可灭的。譬如着衣服：做白话的文，就如着布衣；做文言的文，就如着绫罗绸缎的衣。着得起绫罗绸缎的，就是富人；那贫人着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着布的了。”我听了暗中笑道，我常常说人家都喜欢做“衣裳文学”，偏偏这位老先生又要讲 “衣裳文学”了。要晓得贫富，本不在衣裳上区别。那富的人固然也有着绫罗绸缎的衣，然而着布衣的，也尽有富的，并不为着了布衣，就失了他富的资格。那安分守己的贫人，固多着布衣，然而也有贫的人，偏要假装富人，着了绫罗绸缎，到人家面前去诳耀。试到我们江苏浙江的街上去看看，着绫罗绸缎的人非凡之多；若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十之八九都是穷得不堪的，也未见得因为他们着了绫罗绸缎，就算他是富人。我们中国人只晓得假装门面。这种贫无聊赖的人，偷窃欺骗人家的钱来，做了绫罗绸缎的衣裳，着了去诳耀。“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下流人物就可以代表中国大多数文言的文章了。

又有几个人在那里批评白话的文的价值，以为总不如文言的文。

甲说道：“白话的文太繁秽，不如文言的文简洁；白话的文太刻露，不如文言的文含蓄；所以白话的文是毫无趣味的。”

乙说道：“白话的文，今天看了，一览无余，明天就丢掉了，断不能垂诸久远；文言的文，色泽又美，声音又好听，使人日日读之不厌；所以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人的文章所以能千古不朽者，就是用文言的缘故；所以我们雅人，只要学古；白话的文，由他们俗人作通俗文用罢了。”

丙说道：“白话的文，车夫走卒都能为之；文言的文，非学士大夫不能为。”

我以为甲的主张，不过要制造“伪”的文章罢了。文章的好坏，不在繁简，从前顾亭林的《日知录》已经说过了，不必再辨。秽的一字，我不解；大约指着白话的文中骂人的语句，或批评人家，说得太不堪的样子；然而文言的文中，难道就没有这种弊病吗？你看《论语》《孟子》中，不批评人家则已，一批评人家，开口就是“禽兽”“盗贼”等恶毒的骂詈，“妾妇”“穿窬”“徒哺啜”“贱丈夫”等不堪的嘲笑，你们方且以他们为圣贤，要崇拜他们的，不因此抹杀文言的文。所以这种弊病，不是白话的文专有的。若讲到含蓄，要分两层说。一对于字句的。作文言的文，以为字句必须含蓄，不许直说，所以措词或用古典；或用古字；造句或务简短，或求古奥。所以他们的句语，也有如谶词的，也有如灯谜的，也有如歇后语的；矫揉造作，一副假腔，如同做戏的带了假面具，把真面目不露出来。到了这种地位，虽有很好的意思，含蓄在内，人家也不看出来了。从前田鸠说：墨子的文，“多而不辩，恐人怀其文，忘其用，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说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以华辞巧饰，自托含蓄的，上者使人买椟还珠，下者徒饰空椟，竟无珠了。白话的文，把真面目刻露出来，即无此种毛病。一对于意思的。做文章时，意思含蓄不露，所谓引而不发，意在言外，使人自己去寻味；若豁然贯通，必如获了珍宝；自是文学的上品。此种好处，不但文言的文有之，白话的文亦有之。试看现在欧美日本的白话小说，戏曲，及新体的白话诗，皆有此种境界。所以未曾细读多读白话的文学作品，而漫欲批评白话文，全无是处。

乙的主张，不过要制造“古”的文章罢了。“古”的弊病，我下文再讲。若说白话的文不能传诸久远，试问《尚书》中《殷盘》《周诰》，多是古代的白话，何以能传诸久远呢？《水浒》《红楼梦》，我敢说再过数千年，也是不能磨灭的。况且最古的时代，文章本是代语言的，我们做白话的文，实在是最古的法则。——然而人家不要误会，我们并不因为白话文是古的，然后要做他的。

丙的主张，不过要做“贵族”的文章罢了（学士大夫，即贵族的代名词）。要晓得文学的事业，总以人的全部分为标准。若以少数贵族为标准，就是自私自利，这种文章，已无文学上的价值；我的朋友仲密君做了一篇《平民文学》，载在《每周评论》的第五期，讲得非凡透澈，我也不必再说。至于贵族的心理，以为“文章做到难懂，工夫就深极了，人家不懂，我独能懂，所以可贵；白话的文，人人能懂，车夫走卒皆能懂，所以不足贵”。其实现在的新文学，非从科学哲学出来，即不能成立；用极深远的哲理，写以极浅近的白话。所以就外面看来，学士大夫能懂得，车夫走卒亦能懂得；若就内容的理由讲，不但车夫走卒不能懂，即旧派的学士大夫何尝能懂呢？

上文列的数家，不过中国的守旧派反对白话的文罢了。还有留学欧美做外国的守旧派的，崇奉莎士比亚等贵族的文学，以为“外国文言何尝一致”，亦来反对白话文学。

某君《中国文学改良论》云（见《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三号），“语言若与文学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n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文言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按《舜典》已亡，今惟伪古文有舜典），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按《大诰》是周人的，非殷人的），而伪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之文章，则与今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

某君攻击白话的文，较之中国的守旧派，程度自然高出百倍。他也晓得白话的文可以传诸久远；惟虑白话的文传诸久远而后，语言代变，恐后人不能懂。此乃某君之谬，今为分析辨之：

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此二事，皆非用现代的语言不可；其理由，下文再说。假使作文的时候就要离却现代的社会与人生，而欲为千秋万岁后的读者计画，则思想隐欲专制将来，文学上已无时代精神可表现。若要如此，则吾人不必再创新文学，只要死守旧文学已足。再进一步说，吾人之所以创新文学，实不满意于旧文学；吾人今日的新文学，过了百年千年，后人的智慧日进，必不满意于吾人所创的文学而视为旧文学。所以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离却现代而欲预讲千百年后的将来，与离却现代而欲实现千百年前的过去同一谬见。

文学的作家，与那供给现代人看的文学作品，截然是两事。供给现代人看的文学作品必须以现代的白话写之。若文学作家所研究的文学书，自然不能限于现代的作品，必将自古以来文学的源流变迁，及自古以来一切文言白话的文学作品，细细研究。文言白话中因古今语变，有不懂的，必须研究言语学；我们中国亦有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此皆所以通古今之邮者。盖学术思想，是递变而进化的，所以做白话文学的，一定也要保存古书，以观察过去进步之迹，然后可谋现代的进步；换一句话说，就是观察过去的不满足之处，以谋现代的建设，惟此是文学专家的事，并非要使现代的普通人类都读古书。现代的普通人既然不是都要读古书，读古书让之文学专家，则后代的人亦是如此，又何患白话的文后人不懂耶？且某君但虑白话的文代变，恐防后人不懂；然则某君所指为文言的，如《尧典》中之“于变时雍”“庶绩咸熙”，《法言》中之“蠢迪检柙”，《阙史》中之“虬户”“铣溪”，难道后人不通训诂故事就能懂吗？某君必以为“此是古人的书，自或不懂”；然今人中如章太炎先生刘申叔先生的文，皆是文言的，某君以为不通训诂能全懂吗？可见性质古了，无论语言或文字，皆不能懂的。然而普通的人，对于《尧典》《法言》《阙史》等书，章太炎刘申叔诸先生的文，皆不能懂，是不妨的；至于文学专家，若不懂以上所举的文章，则对于文学上且慢开口，因为他的学问尚未到此地位。能懂以上所举的文章，然后配讲白话文学的短长。

不能辨别作家与作品的不同，中国守旧派与外国守旧派皆有此病。现代的作品，务使现代人皆能读之，如戏曲小说等是。现代的作家，不能使现代人皆能为之；盖作家必须通科学哲学，然后能作文学的作品。某君谓：“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这两句讲不通，我不值得驳）。执一英国农夫，询以Perception, conception, consciousness, freedom of will, reflection, stimulation, trance, meditation, suggestion．等名词，彼固无从而知之，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科学哲学上的名词文学专家自当深通其义，此乃作家的学问。农夫只要能读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等。外国现代的小说戏曲，岂专以科学上哲学上的抽象名词敷衍满纸吗？若农夫必须懂了Perception……名词，然后读小说戏曲，难道农夫必须自通几何学，矿学，机械学等然后用新式的耕田机器吗？

我本来要说白话的文的价值因为人家反对白话的文所以费了许多说话，未曾讲到本题。今要讲到本题，尚须分两层讲：一是白话的文功用上的价值；二是白话的文本质上的价值。

一、白话的文功用上的价值分为三条：

（一）我常常听见学生们说：“中国文有三难：一、难读；二、难解；三、难作；所以学了十几年文章，字句尚不通顺。”此指普通文言的文说。我以为作文如制器；同制一器，有学了一二十年才能成功的，有学了五六年即能成功的，其结果利益相等，人必求其速的而舍其缓的。作文亦然。学文言的文，须一二十年成功；学白话的文，四五年即能成功，其余十数年，可腾出来专学各项科学及哲学。所以同是用了一二十年功，其结果，学白话的文的知识，超出于学文言的文的数十百倍。（文言的文，难读难解；白话的文，易读易解。两种利弊的比较，我于《北京大学月刊》第一期《文学论》中详言之。此不再说了。）

（二）作文言的文，文章虽做得甚巧，往往有拙于语言，不能应对的。然言语的功用，有较胜于文章的时候。若作白话的文，不必用功于作文，只要用功于说话，演说谈讲，随时随地可以为练习文章之用；所以有了思想，口可以达的，笔亦可以达的，说话与作文为一件事的两面，一举而有两利。学文言的文，不注重思想，粗疏谫陋；所以他们的一生，作文固多不通，说话也更多不通了。

（三）作白话的文，照他的口气写出来，句句是真话，确肖其为人。作文言的文，虽写村夫俗妇的说话，宛然是一个儒雅的人；写外国人的说话，亦宛然是一个中国辞章之士。中国文人多说假话，多装点门面语，文章是全然靠不住的；所以文学之士，人家看起来，与倡优一样。作白话的文不能装点，比较起来，是真一点。文章譬如美人：白话的文是不装点的真美人，自然秀美；文言的文是装点的假美人，全无生气。

二、白话的文本质上的价值分为二条：

（一）白话的文的本质，与文言的文的本质有广狭之不同。文言的文，无论骈文散文皆以典雅为宗；世俗的语与外来的语，不典不雅，皆不许用于文章。桐城派的文人，往往骂苏轼钱谦益辈用“释典”语，则今世一切科学哲学的新语，皆在排斥之列。骈文的选词，虽无桐城派之严，然必须用丽典雅词，一切语言亦无从阑入。总之所谓典雅者，非古人已用的，断不敢用入文章；“刘郎不敢题‘糕’字”，即为此二派的代表。不知人事一日进化一日，思想一日复杂一日，若使新语不许用入文章，则思想既为古人所蔽，一切新事业就被他无形消灭，阻碍进化，其力甚大。所以举国皆用“夏正”，则民国已无形取消；举国皆崇古学，则新学亦无从输入。日本维新四十年，已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吾国社会依然如故，皆因用旧日文言束缚的缘故。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数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数国文学上的新朋友，岂不有趣？然此事，或谓“用浅近文言的文，亦可做得到，只要不做旧式的骈文散文罢了”。不知一代的文学，总须表现一代社会的现象。文言的文，只能伪饰贵族文人；至于社会全体的真相，非白话俗语，不能传神毕肖。社会全体的真相不明，则文学家虽欲指陈他的利弊，亦无从开口。所以白话的文的领土，既能容纳一国的全社会，又能容纳外国的各社会，运用自在，活泼泼地；文言的文，既以古为质，范围又狭，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生不相应，虽有文学而实无用，竟与死的一样。

（二）文学之对于人生，与食物同。食物的良否，视消化的难易与滋养料的多少而定。文言的文与白话的文，滋养的多少，皆非一定。文言的文，滋养有多的，亦有少的。白话的文亦然；现在由科学哲学的见地所成之白话的文，滋养料的丰富，固无可比；若宋元明清的白话语录，小说，戏曲，及现今无学识的白话文，滋养料亦不多的。所以从滋养料上讲，白话的文与文言的文差不多。惟讲到消化，白话的本质，仿佛就是粥，饭，面包，牛乳，鸡子。文言的文，消化的容易，远不及白话的文了。一种食物既然不易消化，就有两种毛病。其一，食了未曾溶解，即排泄而出，虽有滋养料，亦不能提出补益身体，其结果，必成为贫血病，精神日渐萎顿，不堪作事渐致不能支持身体。文言的文即有此弊，作的人愈经锻炼，读的人愈难溶解，囫囵吞咽，消化力自不健全；所以虽有好文学，亦无补于人生，反使社会毫无活力。其二，食了不易溶解，且有积滞于胸而不化的，百病从此而生，寿命亦自然短促。文言的文以古为质，读的人往往食古不化，作的人又必想尽种种方法，比喻他的句调，叫做什么“掷地作金声”，“精金百炼”……无非叫人读了凝积于胸，不易消去致使社会上弊病百出。有人要做裨补滋养社会的事业反而生出许多阻力。可见消化容易，为食物第一急要条件。文学中，白话的文之胜于文言的文，其最大要义，即在此。世有反对白话新文学者，难道是不要吃粥饭，面包，牛乳，鸡子，而要吃陈古千年钢铁样硬的糯米团子和糠秕团子吗？——就说白话的文不见得尽是粥饭，面包，牛乳，鸡子那样的滋养料，也还可以说是新鲜的糠秕团子，食了纵少补益，也还无害于身体，若陈古千年钢铁样的糠秕团子，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