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

在为纪念北京大学创立二十五周年而撰的《回顾与反省》中，胡适这样描述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1]这话同样可移用来评价《新青年》，尤其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提倡。这也是几乎所有革命者的共同命运——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自家兴趣及实际能力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故很难避免“理念”大于“实绩”的讥讽。可有一点，谈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新青年》是个无法绕开的题目。无论你如何不服气，《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功绩，看来是无可动摇的了。

当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新青年》杂志名声大振，对此，《学衡》主将吴宓很不以为然，悻悻然称：

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2]

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还是普遍推崇《新青年》——虽然对《学衡》的评价也有所提升。吴宓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还有一点，认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学术背景——北京大学。所谓“又握教育之权柄”云云[3]，指的便是这一点。梅光迪同样指责《新青年》同人“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而且，话说得更明白：

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甚且利用西洋学者，为之傀儡，以便依附取荣，凌傲于国人之前矣。[4]

所谓“利用西洋学者”，此乃五四时期所有革新家的共同思路；就连《学衡》，不也满纸“白璧德”？关键在于“最高学府”的权威性，确实对一般青年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热心西学”的“少年学子”，之所以“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5]，不就因为人家是“最高学府”吗？这是最让吴宓等《学衡》诸君痛心疾首的。

此说并非空穴来风。那位给陈独秀写信，希望《新青年》不要每号必有几句“骂人”话的读者爱真，便有这么一段很诚恳的自我表白：

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 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将来的收获，也一定是格外丰富的！[6]

这可不像是嘲讽性质的“反话”。《新青年》的读者，对于其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以及“都是大学问家”的大学教授，还是存有敬畏之心的。胡适在口述自传时，特别强调陈独秀、钱玄同对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支持。为什么？就因为陈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钱是北大著名教授、古文大家、“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胡适，其文学革命主张能得到这两位学界重量级人物的支持，焉能不“声势大振”？[7]

毋庸讳言，《新青年》的成功，确实得益于其强大的学术背景。虽然也曾刊出启事，称不宜“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8]，但《新青年》主体乃北大教授这一事实，已足以提供强大的文化资源——包括象征性的以及实质性的。

《学衡》创刊的1922年，吴宓等人所在的东南大学才刚刚成立。虽然前有三江师范学堂（1902）、南京高师的传统，后有中央大学的辉煌，但一直到1927年底，东南大学还无法与北京大学比肩。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东南大学，经由一番蜕变，成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第一高校”——中央大学（1928）。作为“首都大学”，中央大学的迅速崛起有其必然性。对于大学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政府来说，意识形态控制必须借助最高学府的支持。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共谋，使得中央大学获得了更多发展的动力与资源，有一段时间明显凌驾于北大之上。[9]

《学衡》诸君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其对西洋文明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可能不在《新青年》同人之下。但若论名声以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二者则无法比拼。关键在于各自所选择的道路，以及思想方法和论述策略。除此之外，必须承认，北京大学这一学术背景，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可《新青年》同人提倡“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之所以青史留名，文化资本外，还得益于历史记忆。

关于《新青年》的“历史记忆”，不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也包括《新青年》同人自身的努力。胡先骕嘲笑胡适擅长“内台叫好”，具体所指乃《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于白话文运动的表彰。[10]可这话更适合于《尝试集》。关于《尝试集》，胡适有过许多“戏台里喝彩”，从具体诗作的品鉴，到“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的述说，再到“胡适之体”的阐释。[11]作为潜心“尝试”白话诗写作的适之先生，精益求精固然值得钦佩，有点功名心也完全可以理解。在此“制作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举动，还是邀请周氏兄弟等五位当世名流为其“删诗”。此举表面上谦卑，实则隐含了对于自家诗集的历史定位：不满足于“开创之功”，因而必须苦心经营其“经典之作”。[12]而这种经营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受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以及《胡适口述自传》的影响很深。

这也是胜利者常有的姿态——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不忘自我表彰。如此不断强化的“文化记忆”，不能不影响到后世的历史叙述。今天我们可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比如《学衡》诸君的理念感兴趣，可当你进入历史，就会发现，你很难像谈论《新青年》那样谈论《学衡》。因为，人物形象模糊，故事不太连贯，缺乏必要的细节，无法复原生动的历史场景，你叫我怎么娓娓道来？相比之下，关于《新青年》的叙事是如此完整，如此生动，以至你感到那段历史似乎触手可及。而这可不仅仅是“优胜劣败，自然淘汰”，其中包含新文化人的苦心经营。

不管是著作、人物，还是报刊、社团，能否“流芳千古”，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以作品为例，二十年后还有人阅读，是小成；五十年后不被遗忘，是中成；如果一百后仍然被记忆，那可就是大成了。大约就在《新青年》诞生二十年之际，或者说停刊十几年后，早已星流云散的《新青年》同人，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在回忆中重新聚首，述说友情，同时彩绘历史，为后世之“《新青年》叙事”奠定牢靠的根基。

我所说的机缘，很明显，是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1933年，刘半农在编纂《初期白话诗稿》时，引了陈衡哲“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古人了”的慨叹，然后加以发挥：

这十五年来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13]

这段话，被《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者再三提及。比如阿英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以及茅盾撰于1935年4月的《十年前的教训》[14]，都提到刘半农的这段感慨。郑振铎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

而初期的为白话文运动而争斗的勇士们，像钱玄同们，便都也转向的转向，沉默的沉默了。

只有鲁迅，周作人还是不断的努力着，成为新文坛的双柱。[15]

这段话，在肯定周氏兄弟业绩的同时，也在为《新青年》事业画句号。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与刘半农关系更为密切且被郑振铎划为“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们，反倒回避这一略带伤感的感慨。[16]。

“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样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牵涉到五四“文学革命”与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冲突。尽管代与代、先驱与后继、当事人与观察者、追忆历史与关注当下，决定了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各方意见会有分歧；但经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大系”各集的编者，各有其理论背景，也各有其现实利益，但既然在1917—1927年的框架中书写历史，《新青年》的开创之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肯定。就像蔡元培在《总序》中所说的：

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17]

翻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的“导言”，《新青年》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至于鲁迅、茅盾、郑振铎、朱自清等，更是开篇就从《新青年》说起。

不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或者五四运动，也不是从《新小说》《民报》或《南社丛刊》，而是从《新青年》说起，这一“新文学”原点的确定，对于日后的历史叙述，关系重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不只是保留资料，更是书写历史。就在此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撰写“总序”的蔡元培，还有负责“建设理论集”的胡适、“小说二集”的鲁迅、“散文一集”的周作人。此外，《新潮》社及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茅盾、朱自清等，其立场也接近《新青年》同人。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影响极为深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深深打上了《新青年》同人的烙印。

关于五四一代如何借助“大系”的编纂，加强“文学革命”的历史记忆，并恰到好处地建立起有关“新文学”的权威叙事，学界近年多有研究[18]，这里不再细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同样影响后世对于“新文学”的叙述。那便是因陈独秀、李大钊著作的出版，以及刘半农的突然去世，早已分手的《新青年》同人追忆往事，感慨唏嘘。

1932 年，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曾慨叹《新青年》同人的分手。这段话十分有名，常被研究者引用：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那里呢？[19]

中间删去的部分，是鲁迅自述其杂文、小说及散文诗的写作。我关心的是，渐入晚年的鲁迅，其对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的精神状态的描述。毫无疑问，此时的鲁迅，十分怀念《新青年》时期同人的并肩战斗。第二、三年，因缘际会，鲁迅在文章中三怀故人，恰好都涉及早年的《新青年》事业。

1933年3月，鲁迅撰《我怎样做起小说来》，提及“说到为什么做小说，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还专门介绍《狂人日记》的写作过程：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20]

那时陈独秀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服刑，鲁迅写这段话时，肯定感慨遥深。同年5月，鲁迅撰《〈守常全集〉题记》，其中有云：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21]

写下这段文字时，鲁迅所面对的，只能是《新青年》时代“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李大钊的遗文了。面对着这“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22]，鲁迅能不更加感怀昔日的战友？

一年后，又一个《新青年》的伙伴刘半农去世。此前，鲁迅与在京的刘、钱、周、胡等《新青年》同人，其实已经相当隔膜了。可获悉这消息，鲁迅还是很快写出了声情并茂的《忆刘半农君》，其中专门提到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很打了几次大仗”：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不都是的。这两年，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23]

这还不够，鲁迅还专门为刘半农常被学界诟病的“浅”辩解：“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由刘半农生发开来，鲁迅无限深情地回忆起《新青年》的其他战友：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2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陈、胡、刘三人的描述，既贴切，又友善，并无特别嘲讽的意味。看来，即便坚强如鲁迅先生，怀旧的心情依旧战胜了一时的政治纷争。

同样面对刘半农的突然去世，钱玄同先是发表《亡友刘半农先生》，表扬其果敢以及“常常做白话新诗”；后又撰长篇挽联，上联涉及其提倡文学革命的业绩：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25]

至于刘半农另一位好友周作人，也在《人间世》上撰文，称赞“半农的真”，以及“半农的杂学”。不过，具体叙述时，仍旧在《新青年》上做文章：

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26]

蔡元培也在《哀刘半农先生》中提及“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诗文”，更强调半农兼有科学家的“收敛”与文学家的“放任”。[27]

如果再加上两年后鲁迅去世，蔡元培、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纷纷撰写悼念文章，不约而同重提《新青年》时期的亲密接触，短短几年间，竟然集中了这么多以《新青年》为背景的悼亡或怀旧之作。而不管是追忆者，还是被追忆者，均为当时知名度极高的文人学者；不难想象，作为贯串线索的《新青年》，如何因此激起好奇心及阅读热情。正是在此背景下，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合推出重印本《新青年》。

约略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也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亚东图书馆不失时机地将《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汇编成册，以《独秀文存》名目出版（1933年），并敦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撰写序言。蔡序提及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如何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密切配合，在《新青年》上发起新文化运动。接下来，蔡先生这样评价陈独秀的文章：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28]

既想保护陈独秀的安全，也希望忠实于历史，在此前后，蔡元培多次在文章中刻意强调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贡献[29]。

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因抗战爆发而提前出狱。三个月后，陈撰《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回忆此前一年去世的鲁迅，也是从《新青年》落笔：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30]

此文之所以值得格外关注，不只是因其表扬鲁迅的先进思想与幽默文章，更使得我们所勾勒的1933—1937年间《新青年》同人的“大聚会”，得到完满的结局。

当然，此后周作人以及胡适的“《新青年》叙事”还在继续；但即便只有1930年代的这些叙事，已经足够让《新青年》流芳千古了。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提到变幻莫测的“五四‘回忆史’”，即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是“有选择地运用他们的回忆”：

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31]

回忆过去，往往是为了展望未来；五四运动实在太有名了，不免被各家各派所利用。寓言化、神话化、象征化“五四运动”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段历史被工具化。

可仔细考辨，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五四运动或新文化历史的叙述，各家之间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举个例子，美国学者周策纵196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中国学者彭明1983年初版、1998年修订的《五四运动》，政治观念与史学训练差别很大，但前者的第三章《运动的开始阶段：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与后者的第五章《启封建之蒙——“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新青年》的创办经过及历史功绩的描述，却颇为接近。[32]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建构已经相当完整[33]，不容你随便扭曲。

谈论《新青年》之历史功绩，从文学史，还是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立论，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本文综合考虑《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后世史家的持续研究，以及我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希望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1] 胡适：《回顾与反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2]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3] 同上。

[4]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5]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6] 爱真、独秀：《五毒》，《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

[7] 《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胡适文集》第1卷318—322页。

[8] 参见《〈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

[9] 参见拙文《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文史知识》2002年第5期。

[10] 参见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第18期，1923年6月。

[11] 参见《尝试集》初版、再版和四版的自序，以及《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12期，1936年2月）。

[12] 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

[13]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

[14] 参见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阿英文集》137—1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茅盾（清）《十年前的教训》，《文学》第4卷第4号，1935年4月。

[15]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8页，《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16] 参见杨志《“史家”意识与“选家”眼光的交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之“在‘分期’问题上的冲突”一节，北京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2年。

[17]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10页，《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8] 参见刘禾“The Making of the Compendiu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

[19]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456页。

[20]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512页。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确曾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1920年3月11日致周作人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251、2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

[21] 《〈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523页。

[22] 同上书524—525页。

[23] 《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71页。

[24] 《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71—72页。

[25] 参见钱玄同《亡友刘半农先生》（1934年7月21日北平《世界日报·国语周刊》）及《刘半农先生挽词》（1934年10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国语周刊》）。

[26] 知堂：《半农纪念》，《人间世》第18期，1934年12月。

[27] 蔡元培：《哀刘半农先生》，《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

[28] 蔡元培：《〈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9] 除上述《〈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还有《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及《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等。

[30] 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56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31] 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30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参见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三章，以及彭明《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

[33] “完整”不等于“完美”，作为当事人，《新青年》同人的“文学革命叙事”，自有其无法避免的盲点。比如，过于强调“反叛”与“断裂”，否定晚清文学改良的作用；对于《学衡》诸君以及所谓《礼拜六》派的讥讽，也有言过其实甚至强词夺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