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恐怖的暴民”

一

如果波兰人在总督府还算是二等公民的话，那么犹太人几乎连人都算不上，德国占领者都这么看，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纳粹党人还是非纳粹党人。在过去6年半的时间里，德国统治当局通过不间断的纳粹政治宣传将大部分德国民众成功洗脑，使他们对犹太人既恐惧又鄙视。在此期间，德国的犹太人——占德国总人口不到1%——遭受了政府愈演愈烈的歧视、财产剥夺和纳粹分子周期性的暴力镇压。一半的犹太人移居了，其余的则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赖以为生的工作，他们不允许与其他德国人进行正常的社交，还被迫成为强制性劳动力，事实上是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隔离出来了。1938年11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一系列的迫害，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都被摧毁，成千上万犹太商店被砸毁，犹太人的公寓和房子也遭到了洗劫。有3万犹太人被捕，而后被投进了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经历了数周的暴打和恐吓，直到他们保证移居国外后才被最终释放。紧接着，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被剥夺了最后的资产。尽管德国的犹太人充分融入德国文化，在衣着和长相上也与其他德国人并无二致，但德国的非犹太人还是将这些犹太同胞当作另类，这个过程缓慢不一，但是到1939年，该现象就已经十分普遍了。[142]

不过，德国人入侵波兰时，他们遇到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1939年时，就人口比例而言，波兰的犹太人多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数量接近350万，而如果按宗教信仰来分，这占到了波兰总人口的10%。其中，超过3/4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的城镇地区。仅在华沙一地，犹太人的数量就超过了35万，占到了首都人口的近30%。2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罗兹，占到居民总数的1/3。总督府30%以上的城镇里，犹太人实际上都占了多数。他们中85%的人将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作为第一语言，而非波兰语。绝大多数人信奉犹太教，许多人在穿着上与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人也不同，还根据宗教习俗留着胡须或侧边发辫。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反犹太的波兰军政府不断地排斥他们。多数波兰犹太人是小商贩、店主、工匠、商人或工薪阶层，只有不到10%的犹太人是专业人士或成功的中产阶级。许多人都非常贫穷，1934年里有超过1/4的人靠救济金生活。1939年9月，只有20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其中有35万人随即就逃往波兰东部、立陶宛或匈牙利。对于即将到来的德国人而言，这些人是“东方犹太人”，他们完全是陌生而低贱的少数民族，许多德国人将他们视作“非欧洲人”，认为相比于德国本土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更应受到轻视和怀疑。[143]事实上，1938年10月，有1.8万名波兰犹太人从德国被赶入波兰，第二年6月又有2,000人被驱逐。[144]

在波兰，纳粹党的种族压迫和灭绝政策首次全面实施，这是纳粹党的一次巨大实验，他们不久就会在东欧其他地方如法炮制，但规模会更大。德国在波兰的统治很残酷，而且是专门用来增进纳粹党眼中的德国利益的，包括德国的种族利益。德国人蓄意将波兰社会倒退到一种原始状态，无休止地掠夺资源，大幅降低波兰日常生活水平，滥用强权，暴力地将波兰人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对波兰犹太人肆意的恐怖统治。而且，国家的混乱局面和希特勒一再坚持种族政策在波兰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从一开始就助长了滥用职权的情况，这些职权掌握在纳粹党和党卫队中最狂热和顽固的人手中。[145]由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统领的党卫队别动队在攻击犹太人方面尤其积极。1939年9月8日，他们在本津（Będzin）谋杀了大批犹太小孩，用喷火器烧了当地的犹太教堂，还放火点燃了附近镇里犹太人的房子。别动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他们在街上遇见的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离开的时候，镇里约有500名犹太居民被害。1939年9月11日，沃伊尔施在克拉科夫与海德里希和施特雷肯巴赫会面后，得知希姆莱已经下令对犹太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这样犹太人就会被迫向东逃亡，离开德国人控制的区域。于是别动队加倍对犹太人实施恐怖政策，逼迫他们逃亡。他们在迪努夫（Dynów）的犹太教堂中活活烧死了一群犹太人，还在各地大量枪杀犹太人。[146]

1933年以来，纳粹宣传机构大肆提倡反犹主义，歧视“东方犹太人”，因而普通士兵和低层军官都有了种族偏见。[147]汉斯·费尔伯（Hans Felber）是布拉斯科维茨领导的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他的言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人的此种态度。1939年9月20日，他将罗兹的犹太人描述为“恐怖的暴民，肮脏又狡诈”。他说他们必须被驱逐。[148]他这是在重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希特勒在1939年9月10日视察凯尔采（Kielce）的犹太人聚居区时表达过这种看法，陪同他的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记载道：“这些人的外貌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居住的棚屋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德国，即使是流浪汉也不愿意在里面过夜。”[149]“他们已经不算是人了，”戈培尔在1939年11月初视察罗兹之后这样评论道，“他们是动物。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人道主义的关怀，而是一场大手术。必须在这里采取激进的措施，否则欧洲将会被犹太人带来的瘟疫所吞噬。”[150]戈培尔让影片摄制组拍摄每周新闻片，在德国电影院放映。犹太教的会众和拉比被迫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以供德国摄制组拍摄，这些人还走进犹太人的屠宰场，拍摄屠杀牲口的祭祀仪式。所有的素材都在戈培尔的亲自指挥下采集，希特勒本人也参与了一部长篇纪录片的拍摄，该纪录片名为《永恒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于一年后，即1940年11月上映。[151]

希特勒在战前给将领们的指示促进了种族仇恨和蔑视气氛普遍蔓延，这使得士兵们相信他们可以对波兰的犹太人为所欲为。德国军队一进入华沙时，士兵便开始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并持枪抢劫街上的犹太人。[152]1939年10月6日，犹太校长哈伊姆·卡普兰在日记中记载到，德国士兵闯进他的公寓，强奸了他的基督教女仆（他们没有强奸犹太妇女，他认为这是由于《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的约束——尽管这一法令在现实中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然后他们殴打她，企图逼她说出他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事实上，他已经把钱都转移了）。卡普兰甚至记下了军官在街上虐待犹太人并残暴地割掉他们胡须的情景。他们还强迫犹太女孩用自己的衬衫清洗公共厕所，除此之外，还对华沙的犹太居民进行了大量的施虐行为。[153]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记载了许多德国士兵在当地波兰人的帮助和怂恿下偷盗和抢劫犹太人商店及经营场所的事件。偷盗行为经常伴随着纵火和恣意破坏，包括一些波兰天主教大人物在内的当地波兰人都热情地参与其中。多年以来，当地波兰人在反犹主义的宣传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灌输下，对犹太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154]

1939年10月22日，德国士兵动用卡车来运走扎莫西奇地区犹太人商店里的东西，扎莫西奇是离克卢科夫斯基住处最近的一个大城镇。8天后，德国军官开始从镇里的犹太人家中攫取现金和首饰。[155]渐渐地，掠夺者和强盗开始使用武力对待犹太受害者。[156]克卢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39年10月中旬，德国人在扎莫西奇安顿下来后，他们命令犹太人“打扫街道，清理公共厕所，注水清理污水沟。他们命令犹太人在进行任何工作之前都要做至少半小时的大强度体力训练，这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老年人，是致命的”。“德国人对待犹太人十分残忍，”他在1939年10月14日记载道，“他们割下犹太人的胡须，有时候甚至揪掉犹太人的头发。”[157]1939年11月14日，镇里的犹太教堂连同附近的犹太民房都被烧毁。这无异于1938年11月9—10日德国境内迫害犹太人运动的翻版，它们造成的后果也如出一辙。他们命令犹太社区缴纳巨额的罚金作为“赔偿”。[158]从1939年12月22日开始，所有年龄在10岁及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在袖子上佩戴黄色六角星，商店也必须挂出明确的标识以表明它们是否是犹太人开的店。[159]除了犹太医生外，其他人不准为犹太人提供医疗服务。1940年3月29日，对于为犹太病人看病的情况，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路上一直在想有没有人正监视着我。我觉得很害怕。在我的处方上，我甚至省略了患者的姓名。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给予医疗帮助，但是现在行使这一职责成了一种犯罪，会受到监禁的惩罚。”[160]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行动不是由党卫队实施的，而是由德国正规军的军官和士兵实施的。进入镇里的犹太聚居区时，一群群笑嘻嘻的德国士兵朝他们经过的房子里面任意射击，或者将犹太男子聚集在街上，逼迫他们向对方身上涂抹粪便，烧他们的胡须，强迫他们吃猪肉，或者用刀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上犹太之星。[161]对许多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与波兰犹太人的首次对峙；就外表来看，许多波兰犹太人非常符合纳粹当局对他们的形象宣传，德国在过去6年中一直给国民灌输这一形象。这些人——就像一个下士在1940年8月所写的那样——“是留着胡须的纯种犹太人，确切地讲，他们甚至比《冲锋报》（The Stormer）经常描绘的还要肮脏”。[162]另一个下士在1939年12月写道，这里的“犹太人肮脏、油腻，我几乎没见过如此不堪的人，他们在四周游荡，身上裹着破布。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瘟疫。他们看我们的方式让人恶心，问的问题透露出奸诈，大惊小怪的样子显得装模作样，这经常迫使我们伸手去掏出手枪，以便使这些过分好奇而又爱打听的人清醒过来。”[163]

战争刚爆发，一名犹太学者就决意尽可能地将这种行为完整记录下来，以提醒子孙后代。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生于1900年，主修历史学课程，在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作为一名活跃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决心将华沙犹太人在德国统治下的所有遭遇都记录下来，在日记中翔实地记载了每天发生的事件。根据林格尔布卢姆的大量详尽记录，德国士兵和党卫队每天都对波兰人进行抢劫、殴打、枪击和羞辱。在占领的头几个月中，德国士兵强奸波兰和犹太妇女的事情比比皆是。“在特沃马茨凯广场（Tlomackie Place）2号，”他在1940年初记载道，“3名主人（lords and masters）强奸了一些妇女，尖叫声在整个屋子里不断回响。盖世太保担忧种族退化——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厮混——但是却不敢报告。”[164]贿赂和腐败行为迅速扩散。他记载道：“只有穷人才去难民营。”[165]林格尔布卢姆记录道，波兰基督徒有时会保护被年轻波兰恶棍欺负的犹太人，但是在德国人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166]随着犹太人的境况日渐恶化，林格尔布卢姆开始记录一些苦涩的幽默，犹太人试图依靠这些幽默减轻生活的负担。其中一个玩笑是关于一个犹太妇女的，她将在睡梦中不停大笑或大喊的丈夫叫醒后。丈夫说道：“我梦到有人在墙上乱画,‘打倒犹太人！取消祭祀仪式！’”“那么你为什么如此高兴呢？”妻子问道。“难道你不明白吗？”他回答，“那意味着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波兰人重新开始管事了！”[167]他们可以应付得来波兰人实施的迫害手段，但是对德国人的惨无人道他们却无能为力：“一个警察局局长来到犹太人家里想拿走一些东西。那个妇女哭诉说自己是寡妇，还拖着一个孩子。警察局局长说如果她能猜出他的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那他就不拿走任何东西。她猜对了，是左眼。警察局局长问她是怎么猜到的。‘因为另一只眼睛，’她回答道，‘有人的眼神。’”[168]

且不说华沙，在波兰的许多其他地方，军队将犹太人抓走作为人质，很多地方还发生枪杀犹太人的个体或群体事件。像其他战俘一样，军队将5万名被划为犹太人的波兰战俘征召为劳工，但是这些劳工饱受饥饿和虐待之苦，所以截至1940年春，其中的2.5万人就已经死亡。[169]哈伊姆·卡普兰在1939年10月10日记载道，他们大肆抓捕犹太男子充当劳动力。[170]弗兰克确实已经下令强迫总督府的犹太人参加劳动，还开始设立劳改营。在劳改营里，犹太人境况悲惨，他们有的是在街上被捕的，有的是在家里被警察搜捕出来的。一份贝乌热茨（Belzec）劳改营的医疗报告在1940年9月记载道，劳改营的住宿条件昏暗又潮湿，且布满了寄生虫。30%的工人没有鞋子、裤子或衬衫，睡在地板上。75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面积仅有30平方米，过于拥挤，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要躺在另一些人身上。他们住的小屋里没有肥皂和卫生设施，由于禁止外出，男人们晚上不得不在地板上方便。对于那些必须从事重体力活——大部分是修路和加固河堤——的男子来说，食物配给严重不足。[171]

一个名为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的犹太男学生在日记中冷静地记下不断恶化的境况。他在1939年9月9日记载了“德国占领的最初迹象”。“他们抓捕犹太人去干挖掘工作。”尽管已经开学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敢让他去上学，怕他被德国人抓走。两天后，他记载了四处发生的殴打和抢劫事件，还记下了他父亲工作的商店遭洗劫一事。“当地的德国人恣意妄为，”他记载道，“所有的人类基本自由都被摧毁了。”德国人在一个犹太宗教节日当天关闭了犹太教堂并强迫商店开门营业。谢拉科维亚克记录道，他的母亲不得不每天早晨五点就在面包店排队，要排整整两个小时，但德国人却将排队等待购买食物的犹太人从队列中拉出去。此外，他的父亲也失业了。接着德国人关闭了谢拉科维亚克的学校，他不得不去另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家里已经无力支付他上学的电车费了，因此他每天必须步行5千米去上学。1939年11月16日，谢拉科维亚克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被迫在外出时佩戴一个黄色的臂章，12月初臂章换成了一个10厘米大小的黄色大卫之星，要求戴在右胸处和右肩背部。“每晚的新工作是，”他记录道，“扯掉臂章然后缝上新的装饰物。”随着冬天的首场雪的到来，他的学校被关闭了，学生们得到了一些教科书，“我得到了一本德语犹太史、几本德国诗人的诗集、拉丁文课本和两本英语课本。”谢拉科维亚克开始目睹德国人在街上殴打犹太人。犹太人的境况江河日下。[172]

到了第二年秋天，针对犹太人的骇人暴力场景在波兰许多城镇的街道上不断上演，包括什切布热申。1940年9月9日，克卢科夫斯基记录道：

今天下午我在屋里靠窗站着，目睹了窗外的丑恶行径。医院的对面是一些被烧毁的犹太人的房子。当三个德国士兵经过的时候，一位犹太老人和几个犹太妇女正站在一座房舍边上。其中一个士兵突然一把抓住那个老人家，将他扔进了地窖里。妇女们开始恸哭。几分钟后更多的犹太人赶来，但是士兵们就这么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几分钟后这个老人被带到我这里进行医治，他告诉我，德国人经过的时候，他忘了摘下帽子。德国法令要求，无论何时，当德国士兵经过的时候，犹太人必须立正站好，男子必须脱帽。[173]

克卢科夫斯基所目睹的一切，不仅仅是侵略军在对他们所鄙视的少数民族任意行使权力，它更是柏林方面最终决策的直接结果。这一决策经历了漫长的制定过程，处于第三帝国权力中心的新体制架构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体制架构将在未来几年里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4]

二

纳粹政权的最初设想是将波兰划分为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三个聚居带，分属三个不同的区，大致是在西部、中部和东部。这一规划的落实绝不是党卫队的专属特权，早在1939年9月13日，陆军总司令部军需总监就已经下令，让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将上西里西亚东方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即将被红军占领的区域。但在执行的时候，统治当局很快就采取了一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方式。第二天，海德里希提到，希姆莱将给希特勒提交一个全面的政策，以处理“波兰犹太人问题，……这只有元首才可以决定”。1939年9月21日，希特勒批准了一个驱逐计划，该计划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予以实施。犹太人立即遭到围捕，尤其是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犹太人。所有犹太人——超过50万人——将被赶出第三帝国所吞并的领土，一同遭到驱逐的还有3万名吉卜赛人以及布拉格、维也纳和帝国与保护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海德里希说，这是迈向“终极目标”的一步，要高度保密，这一“终极目标”就是将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所占领的东部区域驱逐到一个专门设置的保留地。

负责这一行动的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是布拉格的党卫队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SS Central Office for Jewish Emigration）的负责人。此人工作卖力，热情极高，一面尽力确保相关区域的官员同意驱逐计划，一面在尼斯科（Nisko）的桑河（San）边上设立一个临时收容所。1939年10月18日，一辆载有900多名犹太人的列车驶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俄斯特拉发（Ostrava），两天后又有912名犹太人从维也纳被运走。然而，尼斯科已经没有足够的场所收容他们了。少部分人被派去修建军营，其余的人则被一支党卫队别动队带到了几千米之外，接着卫兵朝他们鸣枪，将他们赶走，嘴里还大喊着：“去找你的红军兄弟吧！”希姆莱与苏联在1939年9月28日达成协议，将德意志人转移到吞并区域，然后暂停了迁移犹太人的整个行动，因为他们急需交通设施和人力资源来应付从东边来的德国移民。总之，正如希特勒指出的那样，在尼斯科区域建立一个大型的犹太人保留地，会削弱这一地区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桥头堡作用。艾希曼的宏伟计划终未实现。限于困境的犹太人就那么待在那里，他们住在临时避难所里，只有卢布林的犹太社区给予他们帮助。直到1940年4月，党卫队才将他们遣散，让他们自己回家，但是最终只有300人顺利返回家里。[175]

不过，这一计划并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表明，将大量犹太人从他们在帝国和保护国的家里驱逐到东边是可能的，尤其是可以用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在自治“殖民地”或“保留地”“重新定居”——来掩盖该行动的血腥意图。艾希曼被提拔为帝国保安总局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第4局D处4科（Department IVD4）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撤离”和“再定居”事宜。[176]他没能在尼斯科为所设想的保留地提供足够的设施，这并非是他组织不利的结果，而是蓄意所为。说到底，他们只是为了将德国和德国占领的中欧地区的犹太人抛弃在那里，然后让他们自谋生路。正如汉斯·弗兰克所言：“能通过物理手段最终解决犹太种族问题是一大乐事。死的人越多越好。打击犹太人就是我们帝国的胜利。犹太人必须时刻感觉到我们已经来了。”1939年11月20日，总督府主要官员访问了一座名为齐楚夫（Cyców）的村庄，一报告就此次访问评论道：“根据大区长官施密特的说法，这片极其潮湿的土地可以作为犹太人的保留地。这一措施将会导致大批犹太人的死亡。”毕竟，正如德国外交事务研究机构（German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的一名成员在1939年12月的汇报所言，“消灭这些次等人是造福全世界”。他认为最好通过“自然”方式——比如饥饿和疾病——来实现该目标。[17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帝国保安总局、外交部和其他权力机关对各种重新安置中欧犹太人的替代方案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些方案都涉及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只不过在措辞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则含蓄委婉。1940年2月和3月，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斯德丁（Stettin，今什切青［Szczecin］）几乎整个犹太社区1,000多名犹太人都惨遭驱逐，转移他们的运输条件极其恶劣，以致其中近1/3的人因饥饿、寒冷和精疲力竭而死于途中。1939、1940年间以及1941年的头四个月，一系列无组织的行动让6.3万多名犹太人被驱逐到总督府，其中有3,000多人来自阿尔萨斯（Alsace），6,000多人来自巴登（Baden）和萨尔（Saar），甚至还有280人来自卢森堡。这些驱逐行动并未形成一个能在更大范围实施的系统政策，许多行动都是心急的纳粹地方官员自行发动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瓦尔塔兰大区长官阿图尔·格赖泽，此人野心勃勃，希望尽快地将犹太人逐出他所辖的区域。尼斯科计划已经流产，加上战时的压力和处境，波兰境内人口转移的规模和速度降了下来。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将中欧犹太人赶进位于波兰东部的某处保留地的想法仍在讨论中。第一步，希特勒设想将帝国和新近吞并领土上所有犹太人集中安置在波兰主要城市的犹太隔离区。他和希姆莱以及海德里希一致认为，这将大大简化对犹太人的最终驱逐。[178]1939年11月，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断定，“纳粹党的政策纯粹是为了根除波兰犹太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将他们隔离起来还会产生什么别的后果呢？如果犹太人无法谋生，他们如何生存下去？[179]

三

1938年11月9—10日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发生之后，德国人便即刻探讨了犹太隔离区的问题。[180]因为几乎没有人觉得隔离区将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柏林方面并未就如何经营隔离区下达集中指令。海德里希建议，应该将犹太人限制在主要城市的特定区域，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操作方案。意识到行政机关尚未做好准备，还没有能力接收和管理大量涌入的身无分文的难民，汉斯·弗兰克想阻止将瓦尔塔兰的犹太人驱逐到总督府，因此，格赖泽便在这个总的政策方针下自行其是。[181]他下令将瓦尔塔兰的剩余犹太人集中到罗兹北部一个“封闭的隔离区”，那是一片贫困区，有不少犹太人已经居住在那里了。1939年12月10日，地方行政部门起草了一系列方案，涉及隔离区边界的划定、如何重新安置那里的非犹太人、食物和其他物资的配给、公用事业的建设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相关事宜。1940年2月8日，卫兵到达隔离区的边界，开始在那里设立屏障，将隔离区与外界隔绝开来。正如达维德·谢拉科维亚克所言，早在1939年12月份，城里就开始大规模逮捕犹太人。“每个地方，每一个人，”他记载道，“都准备好了背包，里面装着贴身衣物、必要的衣服和家用设备。所有人都极度紧张。”许多犹太人逃离城市，尽可能地将东西装在手推车里带走。[182]到了1940年4月30日和5月1日隔离区最终封锁完成的时候，城中原来的22万名犹太人中有16.2万人都被聚集在里面。[183]隔离区的基础设施极其糟糕，3万多犹太人的住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设置污水处理系统。[184]纳粹分子本就将犹太人与肮脏和疾病相联系，结果，这一联系好像很快就要被证实了。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制定了总的原则，规定每一个隔离区都由居民委员会（Judenraete）管理，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组成，由一位长者领头。委员会成员被当作德国的人质，他们要确保隔离区内不发生任何反抗或动乱事件，组建犹太警察部队以维持秩序，负责社区的生活，做好居民的登记工作，还必须分发补给。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执行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185]德国人选择由哈伊姆·伦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领导罗兹犹太隔离区。伦科夫斯基曾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意失败，之后成为罗兹市犹太孤儿院的负责人。他现在70多岁，看起来是最佳人选：雪白的头发，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加上他那同辈人常说的高贵、威严甚至带皇家范儿的面貌和神情。他迅速走马上任，成为隔离区实际的独裁者。他印制了隔离区专用的货币，创建了一个包含食堂、幼儿园和社会服务的综合体系。他还与德国行政当局交涉，获准在隔离区开展生产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进口原材料用于加工，让没有技能的犹太劳工去外面从事建设工作，以及赚取收入用来购买必要的食物和其他商品，以此维持隔离区的人民生活。截至1940年10月，他在与罗兹市长和隔离区管理人的合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罗兹市长是德国人，工作务实；隔离区管理人是个商人，来自不来梅（Bremen），他想减轻因接济犹太人而产生的公共开销负担，而70%的犹太人都单靠这接济来养活。起初，德国行政当局主要将隔离区作为一种消耗和减少犹太人口的手段。在克服了行政当局的内部阻力后，他们成功地在隔离区发展工业，建立车间，使其成为服务德国战时经济的一部分。[186]但是权力也冲昏了伦科夫斯基的头脑。他常带着保镖绕着隔离区来回视察，有次他还向围观的群众抛洒糖果。只要隔离区存在一天，他对德国人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在隔离区内部受到广泛抨击，甚至是憎恨。但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对隔离区的生存至关重要。[187]

在总督府，尽管汉斯·弗兰克的言辞决绝犀利，但很快他就不得不面临建立某种秩序的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驱逐到这里，他们身无分文，而总督府又还没有做好接收他们的准备。他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对柏林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停止往他那里驱逐犹太人，另一方面开始建立隔离区，以便将犹太人先集中在那里，再进一步将他们驱逐到保留地，保留地将设立在更遥远的东方，但具体在哪里尚未完全确定。1939年12月，总督府的首个隔离区在拉多姆斯科（Radomsko）建立，之后其他的隔离区也陆续建立。在这些隔离区中，有的很小，有的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大的隔离区迅速站稳了脚跟，就像罗兹隔离区那样，它们成为重要的经济剥削中心。1940年1月后，情况尤其如此，当时弗兰克宣布，总督府不再仅仅作为掠夺的对象，而是要为帝国的经济做出贡献。[188]1940年5月19日，弗兰克下令让华沙的犹太人集中到市里的犹太人专区。最初，为了表明这一行动的正当性，他颇具讽刺地声称，犹太人在传播斑疹伤寒一类的疾病，因此，为了公众健康着想，必须将他们隔离开来。他还用纳粹分子的惯有方式指责犹太人，说他们通过黑市交易引发了通货膨胀。[189]夏天时，隔离区围墙的建设工程停了下来，因为弗兰克开始想把犹太人转移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但是10月份时，建设工程又重新展开。[190]1940年11月16日隔离区封锁完成时，市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连同众多的外地的犹太人都被赶了进去。

驱赶行动伴随着令人恐怖的暴力场景，正如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记载的那样：

在赫洛德纳和热拉内的街角，没有及时向德国人脱帽行礼的犹太人要被迫用铺路石或瓦片当重物做平衡体操。年老的犹太人也被命令做俯卧撑。他们［也就是德国人］将纸撕成小碎片扔进淤泥里，然后命人捡起来，趁那些人俯身去捡的时候殴打他们。在波兰人居住的区域，德国人命令犹太人躺在地上，然后从其身上踩过去。在莱什诺街，一名士兵乘货车经过时，突然下车殴打一名犹太路人，他命令这名犹太人躺进淤泥里并且用嘴舔路面。邪恶的浪潮席卷整个城市，就像是对上级的默许做出的响应。[191]

一名德国管理者记录，“通过利用既存的围墙，借助原有街道、窗户、门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隙围起新的屏障”，隔离区正式建成，他还补充说道，“围墙有3米高，加上顶部的铁丝网就更高了。在围墙外，还有机械化的配车巡警监视”。有15个检查站，波兰和德国的警察在这些检查站管制进出隔离区的交通。隔离区内部被分成大小两个分区，这两个分区由一条“雅利安街”分开，一座木桥横穿此街。[192]

在围墙内，按照罗兹的既定准则，华沙的犹太隔离区由一名长者领头的犹太居民委员会管理，选定的这名长者是工程师，名叫亚当·切尔尼亚库夫（Adam Czerniaków）。切尔尼亚库夫60多岁，在当地犹太人中有一定威信。切尔尼亚库夫每天拼命工作，利用德国占领当局的内部分歧尽力使德国人做出一些小的让步，还不断地报告隔离区的糟糕处境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猛烈地抨击罗兹隔离区长者哈伊姆·伦科夫斯基的专横态度和腐败行径（“一个虚伪愚蠢的人，也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总是告诉德国当局，在他的管理下，隔离区一切安好”）。[193]切尔尼亚库夫的态度导致他分别在1940年11月4日和1941年4月两次被党卫队逮捕。他备受折磨和羞辱，但仍然拒绝妥协，不遗余力地坚持捍卫隔离区居民的利益。但他也偶尔才能成功地使德国人做出让步。在漫长的谈判结束后，德国人向他做的允诺很多都未得到兑现。“所有的辛苦，正如我所见，”他在1941年11月1日写道，“都毫无结果。我的头脑眩晕，思维陷入混乱。没有一个积极的成果。”[194]

华沙隔离区的设立，容纳了近1/3的城市人口，但面积只占到城市总面积的2.4%。1941年头三个月，6.6万名周边地区的犹太人被送进华沙隔离区后，总计约44.5万人挤在这么一片400公顷的区域。根据德国的官方估计，隔离区内平均人口密度是超过15个人一间公寓或者六七人一间房，达到了该城市其他地方的两倍。一些房间不超过24平方米，却不得不容纳25或30个人。[195]燃料非常紧缺，因此几乎没有公寓可以得到供热，即使在最冷的寒冬亦是如此。华沙犹太人口的死亡率从1939年的1‰上升到1941年10.7‰；罗兹的犹太人死亡率甚至更高，1940年为43.3‰，第二年则升到75.9‰。儿童更是处于弱势，仅1941年6月，华沙隔离区的避难所就有1/4的儿童死亡。总体而言，儿童的处境实在恶劣，以致许多家庭想把他们的子女给周围城市的非犹太家庭抚养。[196]在隔离区街道上，流浪孤儿的数量不断上升。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承认说：“小孩乞讨或哀诉无家可归的哭声，给人一种恐怖又特别怪异的印象。”他记载道，“晚上，小孩子在莱什诺街和马尔克利卡街的转角，痛哭流涕。尽管我每天晚上都听到这样的哭泣，但还是久久难以入眠。我每晚都给他们些许钱，但这也不能使我心安。”[197]

1941年春天，华沙犹太隔离区人口过度拥挤且虱子丛生，斑疹伤寒肆虐传播，死亡率达到新高。“人们漠不关心地从尸体旁经过，”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在1941年5月写道，“这些尸体简直是骷髅，骨架上只裹着薄薄的一层皮。”[198]经过隔离区时，斯坦尼斯拉夫·罗伊齐茨基（Stanislav Royzicki）看见居民像是“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如同死人的鬼魂”，并写道，“他们眼窝深陷，周围的骨头甚为突出，面色蜡黄，皮肤松弛下垂，形容枯槁，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另外，脸上还挂着悲惨、惊恐、不安、无情和气馁等情绪交错的复杂表情。”医院里，一张床挤了两三个病人。[199]1941年秋，医院每天大约接诊900名斑疹伤寒病人，此外，还有6,000多名病人抱病在家。结核病也在传播，供水污染则导致许多人感染伤寒。营养不良削弱了人们的疾病抵抗力，医疗服务跟不上来。在华沙隔离区里，目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经历；在隔离区存在的整个时期，约有14万人死在里面。[200]1941年9月初，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乘电车穿过隔离区，他记下了犹太人可怕的生存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他写道“很难想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201]林格尔布卢姆还记载道，就在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一个德国电影摄制组来到了隔离区，他们为国内的电影观众取景展示，在他们展示出来的场景中，和善的德国士兵冲上前去保护犹太人，使其免受波兰警察的残忍暴行。[202]

饥饿导致了社会关系恶化。人们争夺残羹剩饭，伪造配给卡，或者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一边逃跑一边吃。家庭之间开始为食物配给争吵，新来者卖掉一切可能的东西以便在黑市上购买食物。小孩子冒着被卫兵枪杀的危险从只有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溜出隔离区，到城市中找寻食物。那些在外工作的劳工返回时，总是设法私自携带食物进入隔离区，与此同时，有组织的走私者与德国卫兵展开了游击战。[203]大约2.8万名各年龄层的犹太人在华沙隔离区之外寻找到藏身之处，他们主要是靠非犹太波兰人的帮助；在德国人到来之前，他们许多人与这些非犹太波兰人建立了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朋友或熟人。父母时常试着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隔离区之外的安全地方。孩子们有时被藏在阁楼或地下室里，有时候冒充“雅利安人”，他们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许多孩子被捕，如果他们的父母已经去世，那么他们将被送进类似监狱的孤儿院，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一些波兰人帮助藏匿犹太人是为了经济收益，一些纯粹是出于同情心，不过还是有人在发现这些孩子是犹太人时，向德国警察告密。少数人甚至雇佣犹太人工作，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工作归为必不可少的工作，然后尽可能多地雇佣犹太人，保护他们免遭德国人以种种理由带走。波兰1.1万名犹太人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大都要归功于波兰帮助者。但是，以种种形式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只是少数，更多人持反犹主义的立场，他们愿意参与设立隔离区以及将全部犹太人赶出城市的行动，并从中获益。无论是波兰地下民族主义组织“家乡军”（Home Army）还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甚至是波兰天主教会，都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反对德国人对波兰犹太人的谋杀政策；而如果他们有立场的话，那也正相反，这三个组织都将波兰的犹太人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正如1941年夏天波兰教会给流亡政府的一份半官方报告所宣称的那样，德国人“已经证明将波兰社会从犹太瘟疫中解放出来是可能的”。[204]

波兰警察也尽力地将隔离区与城市其他地区隔离开来。1941年9月，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经过隔离区时记载道：

隔离区围墙下有暗渠，住在外面的犹太孩子通过暗渠将土豆偷运进来。我看见一名波兰警察在殴打一个试图这样做的男孩。当看到孩子衣服下面瘦弱的双腿和他脸上惊恐的表情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同情。我非常愿意将我的水果给那个男孩。[205]

但是即便是德国军官，这样做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不敢冒险去尝试。甚至像霍森费尔德这样，向他们隐隐表示同情的也极端罕见。德国官员、士兵、警察和党卫队时常进入隔离区，用棍棒肆意殴打他们遇见的犹太人。1941年2月的一天，哈伊姆·卡普兰朝窗外看时，发现一群人惊恐地跑过下面的街道，在他们后面是“一个面色如火的纳粹谋杀者，一举一动都透露出愤怒，他正跨着沉重的步子搜寻下手对象。手里握着一条鞭子”。当这个人遇见一个乞丐时，便开始无情地殴打他，乞丐倒地后，还在他身上踩踏，对他拳打脚踢长达“20分钟”，而乞丐早已一命呜呼了。“很难理解这种虐待现象背后的秘密，”卡普兰在日记中写道：

毕竟，这名受害者只是个陌生人，并非宿敌；他并没有对他说无礼的言语，更别说与他有身体碰撞了。那为什么德国人会有如此愤怒的残忍行为呢？是我的话，怎么能毫无理由地攻击一个像我一样有血有肉的陌生人呢，甚至把他打伤，蹂躏他，在他身上留下疮疤、瘀伤和鞭痕？这怎么可能呢？但千真万确，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206]

对德国占领军中的许多士兵而言，隔离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无助的犹太人尽情施暴的机会，他们这样做不会遭到一丝一毫的报应。

一些德国人确实时不时地乘车穿过隔离区，挑选一些下手的对象。还有一些德国人只不过是来观看或来拍照的，有时会让他们摆好姿势拍摄照片以用于宣传。波兰流亡政府甚至宣称，纳粹休闲组织“力量来自快乐”（Strength Through Joy）还组织游客参观隔离区，德国人亲手在隔离区中造成的环境进一步肯定了参观者们的优越感，因为他们在里面看到的犹太人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和疾病缠身。[207]梅利塔·马施曼在经过库特诺的一个犹太隔离区时，看到高高的铁丝网后面关着的这些人，让人震惊，他们无精打采，贫穷落魄。一些孩子将手伸出铁丝网来乞求。

孩子们的悲惨处境令我如鲠在喉。但是我咬紧牙关。在这种处境中我慢慢学会了如何迅速而彻底地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我对自己说，这太可怕了，但是如果要让瓦尔塔兰帝国大区成为一个德意志国家，那么驱逐犹太人这种不幸的事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她看见一些德国铁路官员走近铁丝网，盯着那些犹太人看，好像这些犹太人是动物园里的动物。[208]尽管他们看到的景象是德国侵略的结果，但还是加深了他们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正如一名陆军士官在1941年6月30日所写的那样：

我们驱车穿过了隔离区，那里瘟疫肆虐。我无法描述这一地区和其中居民的状况……数千人在杂货铺和烟酒店外排队……我们经过时，看见一个人无端地摔倒了，肯定是饿得不行了，因为每天都有大量乌合之众饿死。少数人仍然穿着战前完好的衣服，但是大多数人都衣衫褴褛，裹着麻袋和破布，这些组成了一幅饥饿贫困的景象。孩子和妇女在我们后面跟着跑，大声喊着“面包，面包！”[209]

像维尔姆·霍森费尔德那样的德国官员确实太少了，1941年初他在出差时参观隔离区，发现里面简直是“恐怖的处境”，“所有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指控”。[210]

尽管处于这种悲惨而可怕的处境，甚至生存压力让他们难以遵守安息日休息的习俗，严峻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其无法保持个人清洁的传统，隔离区居民仍设法维持一定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在华沙，演员和音乐家上演戏剧和音乐会，而在罗兹，哈伊姆·伦科夫斯基一如既往地自己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亚当·切尔尼亚库夫在日记中记载他经常参加室内音乐演奏会，哪怕到1942年6月6日，他还在考虑上演一场歌剧——《卡门》，又或许《霍夫曼的故事》。华沙隔离区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由年轻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组织的，他将许多不同政治信仰的人集合起来，将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和文献收集归档，为子孙后代保留了这段隔离区历史。隔离区的生存环境愈发让人难以忍受，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的同时，还写了一部严肃探讨战争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作品。[211]

四

战争的头两年，留在德国国内的犹太人处境持续恶化。根据纳粹的官方种族划分，1939年9月时国内犹太人的数量为20.7万，大多是中年人或老年人。德国犹太人的所有资产几乎都已经被剥夺了。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只能依靠自身的组织来维持任何形式的集体生活。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许多待在德国的年轻犹太男子就已经被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义务劳动经常是做一些沉重肮脏的体力活，比如挖沟或铲雪，这种劳动一直持续到1940年。那年春天，在卢布林区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被搁置，加上军事工业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政策因而发生改变。处于当兵年龄的犹太男子被禁止移民出境，以防止他们武装起来反对德国。所有年龄在15岁到55岁之间的犹太男子以及15岁到50岁之间的犹太女子都被要求充当劳工。截至1940年10月，4万名犹太人被强制劳动，从事战争相关工业的人数不断上升。事实上，戈培尔于1941年3月22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柏林有3万名犹太人在军工厂工作（“谁会想到那是真的呢？”），犹太劳工非常廉价，而且雇主不需要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宿舍，也不像波兰或捷克工人那样需要为他们聘请翻译。[212]

1933年以来，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居民移民出境，但是由于急需犹太劳动力，移民出境的计划就开始显得次要了。1940年期间，只有1.5万名左右的犹太人在中立国家找到了避难所。1939年，在美国捐赠者的资助下，梵蒂冈方面安排签证，帮助约1,000人去往巴西。令人有些吃惊的是，一位名叫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的日本领事主动向找他的犹太人签发去往日本的过境签证，虽然这些人并未得到进入日本的许可。1939到1941年，他先后驻在立陶宛、布拉格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主要任务本应是观察军务。大约有1万名犹太人持有他签发的文件，其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最终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地方。[213]一些犹太人继续非法迁往巴勒斯坦，这是盖世太保所鼓励的，但是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却设立关卡加以阻止，因为英国人害怕犹太人的到来会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憎恨。1940年11月，英国不允许一艘载满犹太难民的船只进入巴勒斯坦，难民们经由多瑙河和黑海抵达巴勒斯坦，入境却遭到拒绝，之后被转移至另一艘返回罗马尼亚的船只。在这艘船发生爆炸事故而沉没，导致251名乘客丧生后，英国当局才允许生还者上岸，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相比之下，上海就没有对移民施加什么限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都一直保持开放。截至1941年夏天，2.5万多名犹太难民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欧洲国家出发，途径匈牙利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走海路成功逃到了上海。[214]

那些仍在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大多数都集中在柏林。尽管处境极端艰难，但是他们仍设法维持一些社会和文化生活，这归因于犹太文化联盟（Jewish Culture League）的存在。犹太文化联盟负责出版书籍和期刊，举办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安排讲座并放映电影，但这一切都必须得到犹太文化联盟的纳粹党负责人汉斯·欣克尔（Hans Hinkel）的批准，此人禁止犹太文化联盟染指宣传“德国”文化遗产。在战时的限制条件下，犹太文化联盟开展工作也比之前更加困难，特别是在柏林之外的地方。[215]德国的帝国犹太人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Jews）代表第三帝国境内犹太人社区的整体利益，根据希特勒的明确指令，它被赋予了一些特定的职责，包括进行慈善施舍、组织教育和培训、安排移民以及在可能的地方为犹太人找工作。1939年1月，根据纳粹党的指令，犹太文化联盟实质上已经并入了帝国犹太人协会，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使该协会可以利用文化联盟的财政资金促使犹太人向外移民。此外，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也成立了，其成员包括帝国犹太人协会以及柏林和维也纳犹太教会中的代表。不过，尽管资金几近枯竭，犹太人文化联盟呈现的文化活动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水平，其中包括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和其他剧作家的经典戏剧，马勒（Mahler）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交响乐作品，此外，还为地方首府的犹太观众提供室内音乐团体演奏。尽管在1938年11月9—10日的迫害中，德国的犹太教堂都被摧毁了，但对那些犹太教的信徒而言，宗教生活仍在继续，只是规模明显缩小而已。[216]

在帝国境内没有设立这样的犹太隔离区，但在1940和1941年间，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出他们的住处，被迫搬进“犹太人之家”（Jews' Houses），那里的住宿越来越拥挤。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与波兰沦陷区犹太人的处境别无二致，只不过波兰沦陷区的犹太人遭受了更大规模和更残忍的迫害。1939年4月30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如果犹太租客有其他住所，房东可以驱逐犹太租客，据此，各地方当局开始将犹太人口集中起来，同时还根据此法令的其他规定，强迫犹太房主接纳犹太租客。在许多情况下，替代的住所就是废弃的营房及类似的建筑。在靠近科隆（Cologne）的穆格斯多夫（Müngersdorf），2,000名犹太人被置于一个荒废的堡垒中，20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战争爆发后，约38个类似这样的“住宅营”建立起来。战争也导致德国犹太人的所有无线电设备都被没收了，1940年，犹太人的电话被没收，微薄的收入被课以新税，用于换购鞋子、衣服和织物的定量配给卡也被收回去了。众多新的警察条例和法令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使他们更易于触犯法律。战争爆发后，统治当局立即对德国犹太人实行宵禁政策，严格限制其外出购物时间。德国犹太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在指定的雅利安人商店购买日用品（已经没有犹太人开的商店了）。与非犹太人相比，他们的食品和衣物配给额要低得多，而且还被禁止购买巧克力。希姆莱在1939年10月宣布，任何违反条例、不遵守指示，或对国家及其命令做出任何抵抗的犹太人都将被逮捕并关进集中营。相应地，警察和其他机构骚扰和迫害犹太人的权力也不断增长。例如，在克雷费尔德（Krefeld）的莱茵镇（Rhenish），战前由盖世太保处理的与犹太人相关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20%，而战争开始后，该比例升至35%。而且，1941年春天，希姆莱宣布，任何犹太人一旦被关押进集中营，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将被一直囚禁在那儿。[217]

1940年10月，希特勒就已经亲自下令驱逐两个特别的德国犹太人团体，他们居住在巴登、萨尔兰（Saarland）和普法尔茨（Palatinate）这三个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州。帝国保安总局负责此次驱逐行动。依据警察部门整理的详细名单，这些犹太人被聚集起来，送上公共汽车。他们每人只允许携带一个50千克重的手提箱，以及寝具和食物，此外每人最多可以带100帝国马克，但他们的住所、家具和值钱的东西都必须留下来，由帝国接管。同样的命运早在1940年7月16日就已经降临到阿尔萨斯—洛林的犹太人身上，当时法国战败后，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德国人占领。如此一来，萨尔州、普法尔茨州和阿尔萨斯—洛林将被合并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单一的纳粹党行政区，这片区域上将完全“没有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出法国边界，关进未占领区的营区中；之后，更多人被带去波兰总督府。法国当局承诺很快就会将剩余犹太人放逐到法国的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眼下，这些是仅有的从德国境内被放逐的犹太人，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前一年2月被强迫带到卢布林的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今皮瓦［Piła］）和斯德丁的犹太居民，以及从维也纳和帝国保护国被带到尼斯科的犹太人[218]

在德国其他地方除了剩余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被定义为“混血种族”，即有一半犹太血统或有1/4犹太血统的人。尽管并非全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先前的6年中必须忍受纳粹党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他们不能在国家的单位工作，包括授课和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但是，至少直到1941年，他们可以在军队服役。如果他们有一半犹太血统，那么他们就被禁止与非犹太人结婚，如果他们信奉犹太教，那么就会被划为完全的犹太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结婚，并且这对夫妇的孩子从小不信奉犹太教，那么这个犹太人就可以免受大部分反犹主义政权的压迫；而且，即使这对夫妇没有孩子，只要他们自己不信奉犹太教，那么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219]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克伦佩雷尔是一名研究法国文学的退休犹太教授，妻子埃娃（Eva）是非犹太人，曾经是一名钢琴家。战争期间，克伦佩雷尔写了大量的日记，幸亏这些日记保存了下来，使得这对夫妇在此期间的生活可以被详细地还原。表面上看，克伦佩雷尔丢失工作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的职位被认为是多余的，因此他只能靠少量的退休金生活。到了1939年，他被禁止使用德累斯顿（Dresden）的图书馆，而他就住在德累斯顿。他也不准使用市内的大部分公共设施，还必须随时携带犹太人身份证，身份证上他自己的姓名处被加上了“犹太人”的字样。事实上，写回忆录和日记，以及在德累斯顿的多尔兹肯（Dölzschen）郊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园，成为他仅有的活动。他还专注于整理纳粹主义的语言表达方式，他称之为LTI—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他定期地将手稿和日记存放在一个非犹太人朋友安娜玛丽·克尔勒（Annemarie Köhler）那里。此人是一名医生，在德累斯顿之外的皮尔纳（Pirna）经营一家诊所。[220]

起先，战争对克伦佩雷尔没有什么影响。盖世太保搜查他的房子，以确保里面没有无线电设备和违禁著作，但是警官们对他足够客气。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他征收的特殊税种，这令他不堪重负。然而，1939年12月9日，他和妻子得到通知，必须将他们的房子租给一个当地的菜贩子，让其在里面开店，他们则必须搬到城里专为犹太人准备的一个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他们可以分到两间房间，剩余的房间则由其他犹太人居住。承租条款在1940年5月26日生效，条款规定，克伦佩雷尔不准靠近他的旧宅，菜贩子对这一房子有优先购买权，价格定在16,600帝国马克，克伦佩雷尔认为这定价低得荒唐。没过多久，房子的新占有者就开始寻找借口将买卖成交。位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街15B号的“犹太人之家”是一幢孤立的住宅，里面“塞满了相同命运的人”。克伦佩雷尔被“陌生人不断的骚扰”激怒了，而且无法阅读他的书籍也令他恼怒，因此他被迫将这些书藏了起来。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火气越来越大，而且他还与另一名居住者陷入了“激烈的争执”中，这名居住者指责他用水过度。[221]

尽管外出购物会遭到不断的羞辱（“对我来说，展示犹太人卡总是令人讨厌的”），但克伦佩雷尔一家人还是尽量外出。非犹太公司不能再给他们送货，所以他现在不得不去商店购买一切必需品，包括牛奶。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克伦佩雷尔一家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直到1941年6月灾难降临。克伦佩雷尔有一种学究气，对细节格外注意，这也使他的日记非常有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克伦佩雷尔能够生存下来，特别是他能谨小慎微地遵守第三帝国为犹太人制定的所有规章制度。“在战争进行的17个月中，”他写道，“我们对灯火管制总是格外小心。”但是2月的一个夜晚，他外出散步回来后，意识到自己忘了熄灯，邻居看见他的屋子里有灯光，便向警察投诉。警察处理了这一事件，克伦佩雷尔被判监禁8天。他从未听过任何一个人首次违反灯火管制条令就被监禁。“毫无疑问，我只能将其归咎于我的犹太身份。”1940年6月23日，在请求宽大处理被拒绝后，他前往警察局开始坐牢。在牢房的隐蔽世界里，他携带的老花眼镜以及用于打发时间的书籍都被没收了，典狱长粗暴地催促他，将他领进89号牢房，里面有一张折叠床，也可以当桌子用，一些刀叉和瓷具、一个脸盆、毛巾和肥皂，还有一个厕所（每天能冲两次水，水是从外面冲进来的）。无聊的时间难以打发，他感觉遥遥无期，“被可怕的空虚填满的192个小时，时间都静止了”。深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锒铛入狱的主要原因，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否活着走出去。[222]

五

在战争头两年，犹太人和波兰人并非是纳粹种族政策和实践激进化的唯一打击目标。入侵波兰期间，为了在中欧和中东欧建立种族新秩序，纳粹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大约2.6万名居住在德国的吉卜赛人也在方案之中。截至1939年9月，希姆莱在刑事学家罗伯特·里特尔（Robert Ritter）的劝说下，认定混血的吉卜赛人对社会尤其是一种威胁，于是命令各地的刑警局设立一个专门应对“吉卜赛问题”的办公场所。他发布一项命令，禁止吉卜赛人与雅利安人结婚，还将大约2,000名吉卜赛人关入特殊营区。[223]战争爆发时，海德里希禁止吉卜赛人在德国西部边境经营流动性的贸易。甚至在这之前，这些地区的一些地方当局因为固有的传统观念，害怕吉卜赛人在战时充当间谍，已经主动采取措施将吉卜赛人驱逐出管辖区域；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经被招募进军队的吉卜赛人也被逐出部队。[224]1939年11月，法律禁止吉卜赛妇女进行占卜活动，认为她们在传播关于战争结束的错误预言（很明显，对于咨询她们的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结束的日期是他们特别想要知道的事）。结果，许多人被关进了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妇女集中营。1938年12月，希姆莱宣布“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实现该目标，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1日通知他的高级下属，表示要像对待犹太人一样，将吉卜赛人从德国驱逐到波兰东部。在进行人口统计的时候，德国的吉卜赛人被命令待在原处，违者将被投入集中营；之后，德国当局允许吉卜赛人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活动，这对吉卜赛人维持生计是必需的，但此举并不能算是德国当局做出的一种让步。[225]

同时，希姆莱在1940年1月开始制定驱逐吉卜赛人的详细计划，将他们聚集起来，投入集合营。1940年5月，大约有2,500名吉卜赛人被送上火车，然后从莱茵兰、汉堡、不来梅和汉诺威的7个搭乘中心被带到波兰总督府。他们可以携带数量有限的行李，而且还可以得到食物和医疗护理，但是他们留在住处的财产和物品最终都被夺走充公了。刚到达波兰总督府，他们就被驱散到各个城镇、村庄和劳改营。其中一辆火车甚至停在了空旷的乡下，卫兵将吉卜赛人丢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在劳改营恶劣的条件下，许多吉卜赛人死于营养不良或疾病，还有一些人在拉多姆附近的一次屠杀中被杀死。尽管如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许多人找到了不同类型的工作。许多人借机返回德国，在德国他们通常会被逮捕，但是不会被送回波兰。然而，针对吉卜赛人的驱逐行动，与计划性驱逐犹太人行动一样，迅速终止了。因为弗兰克反对进一步大规模地将吉卜赛人驱逐到波兰总督府，而且在德国征服法国后，原本认为将吉卜赛人从帝国的西部边界移走的军事必要性也随之消失了。那些留在德国的吉卜赛人暂时留在原处。越来越多身体健康和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征募为强制性劳动力。[226]

与犹太人一样，战争开始后，德国吉卜赛人的处境也迅速恶化。他们清楚地知道德国不是他们可做长久之计的地方，而且当大规模驱逐行动最终到来的时候，德国当局必将采取暴力残忍，甚至谋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波兰的利益冲突加上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使得针对吉卜赛人的驱逐暂时停止，这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希特勒公开宣称的驱逐帝国所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决定绝不会半途而废。最终完成这一目标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