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天的安排”

一

1939年11月8日晚上8时左右，希特勒到达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1923年他曾在位于慕尼黑的这家啤酒馆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暴动。他计划在这里对纳粹党党区领导和纳粹运动的“老战士”发表年度演说。在1939年的会议上，他只讲了不到一个小时。接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突然动身前往火车站去搭乘开往柏林的火车。他需要在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讨论入侵法国的计划，就在两天前，由于坏天气的缘故，讨论被迫推迟。这些“老战士”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并没有依照惯例，留下来进行半小时的聊天。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情愿地离开了，只留下100多位工作人员清理会场。在9点20分，也就是希特勒离开这栋建筑不到半小时后，大厅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走廊和屋顶都塌陷了，爆炸气流震塌了窗户和门。3个人被当场炸死，随后，5个人因伤势过重身亡，另外有62人受伤。惊慌失措的人们挣扎着逃出这座被炸毁的建筑物，周围的尘土呛得他们咳嗽连连，身上到处是瘀伤，血流不止，他们以为是遭到了英国人的空袭。渐渐地，他们意识到爆炸是由一枚藏在大厅内的炸弹引起的，这枚炸弹就在大厅中的一根柱子里。

当希特勒乘坐的火车在纽伦堡停下时，他得到了爆炸的消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当他看到周围没有一个人笑时，他意识到他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宣称，上天再一次眷顾他，目的是让他完成未竟的事业。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纳粹党领导人问道，是谁卑鄙地想要取走希特勒的性命？战争开始两个多月后，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爆炸事件的背后推手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希特勒亲自下令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工，此前，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情报负责人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一直在荷兰边境的芬洛（Venlo）监视他们。舍伦贝格相信他们会透露刺杀阴谋的原委。舍伦贝格与这两名特工进行接触，劝说他们与党卫队队员见面，他们以为这些队员是德国军事抵抗力量的代表。党卫队队员枪杀了一名试图插手的荷兰军官，然后在其他人赶来阻止之前，飞快地带着这两名英国特工穿过边界进入德国。尽管这两名英国情报人员经劝说后，在柏林提供了大量在欧陆的英国特工姓名，他们两人对弄清刺杀事件的原委并没有什么帮助。[1]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迅速开始大肆挞伐英国秘密情报局。当边防警察在德国南部一个偏远地区逮捕了一名试图无证穿越瑞士边境的男子时，真相才开始显现出来。被逮捕者名叫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是一名38岁的家具木匠。在搜捕他的衣服和财物时，他们发现了爆炸发生的地下啤酒馆的一张明信片、一个导火索和炸弹的草图。埃尔泽迅速被移交给当地的盖世太保。当爆炸的消息传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时，警察根据事实推断，将埃尔泽送到慕尼黑进行审问。起初，没有人相信这个家具木匠是独自实施刺杀行动的，各种各样的可疑人物都被逮捕了，刺杀现场附近形迹可疑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举报。海因里希·希姆莱走进审讯中心，不停地用军靴踢埃尔泽，还命人殴打他。但是埃尔泽坚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人行为。盖世太保甚至让他重新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炸弹，令他们吃惊的是，他的确做到了。最终，他们私下里被迫承认刺杀行动是埃尔泽一人所为。[2]

格奥尔格·埃尔泽是一个出生卑微的普通人，他的父亲凶狠残暴，使他心中对暴政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作为共产党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ed Front-Fighters' League）的一名成员，他曾经一度无法在第三帝国找到工作，他因此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希特勒。在慕尼黑，他侦察了希特勒发表年度演讲的地下啤酒馆，然后开始筹备刺杀计划。在数月中，他从雇主那里窃取了一些炸药、一个雷管以及其他设备，他甚至找了一份采石场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材料。尽管他没能成功地在啤酒馆找一份工作，但他仍秘密地在地下啤酒馆丈量尺寸。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都会在那里吃晚饭，然后躲进库房，直到酒馆晚上关门。在凌晨时分，埃尔泽谨小慎微地对承重柱进行作业，他认为承重柱是实施爆炸的理想之地。他在柱子的木质保护层里安装了一个暗门，挖出砖块，将爆炸物和雷管放进去，还装配了一个特制的定时器。两个月后，在1939年11月2日，他放入了炸弹；又经过了三个晚上，他设定了定时器，他将爆炸时间设为8日晚上的9点20分，他认为在这个时间希特勒正在进行演讲。庆幸的是，为了动身前往柏林，希特勒缩短了演讲的时间，才因此躲过了当场被炸死的命运。[3]

党卫队保安处阿谀奉承地报告道，这一事件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英国的普遍反对。“刺杀事件导致人们更加爱戴元首，大多数人对战争的态度甚至变得更加积极主动。”[4]这种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认为纳粹党为了博取同情，自编自导策划了这场袭击。否则为什么，夏伊勒自问道，那些“政府要员……全都跑出了建筑物”而不是待在里面聊天？[5]尽管也有一些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这一说法，然而就像纳粹党反驳说刺杀是英国鼓动的一样，这一说法也缺乏事实根据。[6]埃尔泽被送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进行一次正式的审判将会把他独自行动的事实公之于世，但是希特勒和其他主要的纳粹党领导人更希望将谎言维持下去，那就是，他的行动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所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埃尔泽坚定地表示，除了事实，其他的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为防他改变心意，当局将他作为一个特殊的犯人关在集中营，还给了他两间屋子供其独自使用。他甚至可以将其中一间屋子充当工作坊，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练习家具木匠的手艺。他可以定期得到香烟，还能通过弹奏奇特琴来消磨时间。与其他犯人说话或会见来访者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他不承认纳粹党所希望听到的事情，那么他的死将不会有任何意义，但他至死都没有承认。[7]

二

这次暗杀行动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希特勒准备将注意力转向英法两国的时候，此前，希特勒令人震惊地成功征服了波兰。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两国立即向德国宣战。但是从一开始，英法两国就意识到，在援助波兰方面它们几乎无能为力。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拥有精良的装备，但是直到1936年才开始提高武器制造的速度，因此还需要更多时间。开始时，英法两国认为它们在此次战争中将以防御为主；只有将来在人力和装备方面可以与德国相匹敌时，它们才能进攻。这段时期被称为“假战”（drôle de guerre，又称为“静坐战”［Sitzkrieg］），在此期间，每个交战国都紧张地等待重大行动的开始。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对德国武装部队说，如果英国拒绝妥协，他将在西方发动进攻。然而，德军的领导阶层警告道，波兰战役已经消耗德军太多资源，现在需要时间恢复。而且，英国人和法国人肯定是比波兰人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8]对于这种谨慎态度，希特勒感到很失望。1939年11月23日，在一个有200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醒道，军事将领们曾经对莱茵兰再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大胆的行动深感忧虑，但最终这些行动都取得了胜利。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这些将领，战争的终极目标是在东方创造“生存空间”。如果不能创造“生存空间”，那么德国人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他警告道，“我们只有在西方无后顾之忧时，才能抵御俄国人”。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俄国的军事力量薄弱，所以现在是时候巩固德国的后方了，这样才能避免两线作战，而1914—1918年的两线作战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在征服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占领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后，德国才可能打败英国，因此必须尽快开始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德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超过100个师的兵力已做好进攻的准备，军队的补给状况良好，英法也还没有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希特勒说，德国有一个因素可以使它战无不胜，那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才智和决策能力充满信心……帝国的命运只取决于我……我将毫不畏缩，并且摧毁任何一个胆敢反对我的人。”他宣称命运垂青于他，而两周前他躲过了地下啤酒馆的爆炸，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在目前的进展中，我甚至看到了天意。”[9]

希特勒首次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侵略言论时，主要的军事将领们都深感震惊。他们恳求再宽限一些时间，以便训练更多的新兵，修复和补充在波兰战役中损毁或丢失的装备。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冯·哈尔德尤其感到震惊。1938年夏天，纳粹当局计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哈尔德等人极力反对，在与当局的对峙中，他便伙同其他一些军官、军队反情报组织中的不满者以及一些保守的公务员和政客一起策划了一些阴谋计划，如今他们准备重启这些计划。他甚至一度随身携带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希望在有利的时机刺杀希特勒。由于哈尔德曾宣誓对纳粹党元首保持忠诚，这种观念已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大脑，加上他意识到无法从公众甚至他的下级军官那里获得绝对支持，所以才没有对希特勒开枪。1939年11月，这些同谋者再次开始准备逮捕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副手，他们期望将权力交给戈林，因为戈林严重质疑与英法的战争。然而，在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对高级军官发表演说。其中一个军官指出，“元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失败主义”。他的演说透露出“一种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之情！”“‘胜利，’他说，‘不会通过等待就能赢得！’”[10]哈尔德陷入了惊慌，他相信希特勒已听到关于阴谋的风声，于是完全放弃了计划。阴谋行动破产了。最终，由于谋划者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加上没有对逮捕希特勒后的具体事项做出任何计划，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11]

无论如何，最终冲突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由于糟糕的天气条件，在整个1939至1940年的冬天，希特勒被迫一再推迟进攻的时间。持续的暴雨使西欧大片土地泥泞不堪，在这种状况下，德国的坦克和装甲部队根本无法快速挺进，而这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进军速度曾在波兰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个月的延迟有利于德国的战争准备，因为希特勒对军备方案做了重大修改。在3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要求打造一支规模庞大的空军。但是德国缺乏足够的飞机燃料。而且，截至1939年夏天，由于缺乏钢铁、其他原材料以及合格的建造工程师，建造计划的规模急剧缩减。飞机生产还需要与坦克和战舰的生产争夺优先权。1939年8月，希特勒在德国航空部的强烈游说下，决定将轰炸机“容克斯Ju 88”（Junkers Ju 88）的制造重新排在生产日程的首要位置。海军建设项目的削减也使得希特勒要求大量增加军火，尤其是炮弹的制造得以可能。从这时开始，飞机和军火一直占去2/3或更多的武器生产资源。从规划到生产，这些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需要起草新的蓝图，更换机器，修建设备，重新部署现有的工厂，同时开设新的工厂，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工人被征集到军队中，这也加剧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铁路系统的投资不足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铁路车辆在全德国运送武器、零部件以及原材料，而用于工业生产的煤炭供应开始受到严重推迟。克服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时间。[12]

直到1940年2月，军火的产量才开始显著增加。截至1940年7月，德国武器的产量已经翻倍。[13]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已经对军备采购系统失去了耐心，该系统是由少将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下属武装部队所管理的。1940年3月17日，他设立了一个新的帝国装备部*，并令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负责。托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希特勒特别重视的一个项目——建设新高速公路系统。[14]军队采购机构的负责人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将军在这种情形下感到万分沮丧，接着又有人诽谤他所领导的机构，声称其效率低下，这些导致他最终饮弹自尽。对他的诽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军火公司——比如克虏伯公司（Krupps）——的代表精心策划的，这些人在新的军需安排中看到了机会。托特立即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系统，这些委员会分别服务于武器生产的不同方面，由实业家起带头作用。在接下来数月中，武器生产数量剧增，但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之前的采购管理层，因为他们打通了关键原材料——比如铜和钢铁——的供应瓶颈。但是现在功劳完全归于托特。[15]

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围绕入侵波兰的进一步协商，导致德国不仅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转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下，连带芬兰也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下。1939年10月，斯大林要求芬兰割让紧靠列宁格勒（Legingrad，今圣彼得堡）北部的领土以及雷巴奇（Rybachi）半岛西部的领土给俄国，作为回报，芬兰可以取得卡累利阿（Karelia）东部的大部分领土。但是谈判于1939年11月9日破裂。11月30日，红军开始入侵，在芬兰边界的一个城镇扶植了一个共产党傀儡政权，并令芬兰政府签署协定，答应割让斯大林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此时，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事情开始变得一团糟。苏联许多高级将领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已经被清除，结果，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苏联军队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冬季已经到来，芬兰士兵身穿白色制服，在雪地上飞快地移动，而且他们在谋略上也远胜于刚刚征募进军队的苏联士兵，这些士兵尚未接受过在厚重的积雪中作战的训练。一些苏联军官认为这样的伪装是懦弱的象征，即使在完全可以进行伪装作战的情况下，他们也拒绝执行。红军士兵只训练过如何进攻，当他们径直跑向机枪火力网的时候，整支部队齐刷刷地倒下，这些火力网设置在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的防御掩体中，曼纳海姆防线是一条长长的混凝土战壕，以芬兰总司令的名字命名。[16]

“他们就像拍打苍蝇一样打击我们。”1939年12月，一位在芬兰前线的苏联步兵抱怨道。截至战斗结束，超过12.6万名苏联士兵已经阵亡，另外还有30万士兵因伤痛、疾病或冻伤而从前线撤退。芬兰人伤亡情况也非常惨重，按比例来说甚至更严重，共计5万人阵亡，4.3万人受伤。不过，毫无疑问，芬兰人给了苏联人一次血的教训。在民族主义献身精神的鼓舞下，芬兰士兵不仅表现出了勇气和决心，而且还足智多谋。他们借鉴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Franco）部队的经验，将煤油和其他化学品装进空烈酒瓶子里，每个瓶子里塞一个灯芯，点燃后扔向朝他们驶来的苏联坦克，坦克顿时被火焰吞噬。“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一辆坦克可以燃烧那么久。”一个芬兰老兵说道。他们还为这种投掷物想出了一个新名字，为了纪念苏联外交部部长，他们将其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s）。[17]不管怎样，这一战术最终产生了效果。在第二次强攻失败后，斯大林召来了许多援兵，同时抛弃了芬兰傀儡政府，转而与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合法政府进行谈判。在1940年3月12至13日的晚上，芬兰人意识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同意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将南部大量的领土划归苏联，而这些领土的面积远大于苏联最初所要求的。尽管芬兰最终战败了，还允许苏联人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芬兰人保住了国家的独立。芬兰人顽强而有效的抵抗将红军的弱点暴露无遗，也使希特勒坚信苏联人不值得畏惧。对斯大林来说，芬兰将成为一个受控的缓冲国，这样，德国和同盟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争夺就不会波及俄国。这些挫折和战争灾难迫使斯大林召回之前被清洗和贬黜的军官，让他们重新服役，而且位居高位。这些军官也促使斯大林的将领们着手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他们希望此举确保红军在下次行动的时候会有更好的表现。[18]

然而，在此期间，在芬兰进行的战争以及英法干预的失败使希特勒将注意力转向挪威。挪威的海岸港口可被用作德国对抗英国的重要潜水艇基地。这些港口还可以提供关键的航道，用于运送中立国瑞典向德国出口的急需原料铁矿石，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纳尔维克（Narvik）是不冻港。入侵法国的前景并不明确，加上英国明显有可能先发制人，率先入侵，这使得希特勒觉得侵袭挪威迫在眉睫。德国在一战期间没能控制欧洲西北海岸，德国海军领导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元帅对这一被动局面的后果了然于心，因此早在1939年10月就已经向希特勒提醒这一教训。为了做好准备，雷德尔与挪威法西斯党的领袖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进行了接触。吉斯林生于1887年，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曾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从挪威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在24岁时进入军队的参谋总部。1931至1933年，他在由农民党（Agrarian Party）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农民党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民族主义团体，它代表国家小型农业团体300万人的利益。快速的工业化导致城市中激进的亲共产党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它引起了农民的警觉。此时，吉斯林公开声明北欧人种的优越性，并警告人们要防范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自己以农民利益倡导者的面目出现。在1933年3月政府倒台时，他发起了自己的民族统一运动，并用德国纳粹新政权的一些理念，比如领导原则，来粉饰这项运动。[19]

吉斯林领导的运动在30年代并未取得任何进展。随着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处于权力中心，他领导的运动遭到了破坏。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调和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自1936年以来在议会中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吉斯林与纳粹党人开始往来，并在1940年初拜访希特勒，试图说服希特勒支持由他领导一场法西斯政变。德国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在挪威，吉斯林明显缺乏民众的支持。然而，吉斯林让希特勒相信，同盟国入侵挪威是可能的，因此，他们会面两天后，希特勒决定德国应先发制人，率先出击，并下令制定入侵挪威的计划。吉斯林在1940年4月4日到达哥本哈根，会见了一名德国参谋，并向其提供挪威防御情况的细节，还指出了最佳的入侵地点。尽管入侵挪威是一场灾难，但吉斯林的背叛反而给了同盟国大肆宣传的口实。或许因为他的名字朗朗上口，“吉斯林”迅速成为各种叛徒的代名词，取代了之前更加冗长的叛徒代名词“第五纵队队员”（fifth columnist）。“第五纵队队员”这一术语在西班牙内战中首次使用，英国宣传者认为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忘了这一名称。[20]

1940年3月1日，希特勒下达了入侵的正式命令（被称作“威瑟堡行动”［Weser Exercise］）。明显是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入侵对象不仅包括挪威，还包括丹麦。反对意见指出，挪威人和丹麦人目前处于中立地位，而且它们有可能将来继续维持中立，但是希特勒对此不予理会。他指出，鉴于敌人力量单薄，完成此行动只需要较少的兵力。1940年4月9日早上5时25分，德军从南部穿过边界进入丹麦，同时，在奥尔堡（Ålborg）的空降部队占领了丹麦空军的主要基地。此外，德国海军从海上5个地点同时入侵丹麦，其中一处在哥本哈根，那里的守军完全猝不及防。德军出现的唯一的意外就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chleswig-Holstein）战列舰搁浅了。在早上7时20分，在意识到无法扭转结局后，丹麦政府下令停止抵抗。德国入侵不到两个小时便大功告成。[21]然而，在挪威，入侵的部队遇到了更严重的抵抗。德国的运输船在驶往特隆赫姆（Trondheim）和纳尔维克的途中尽量避开严阵以待的英军，但是糟糕的天气吹散了同行的舰队，包括14艘驱逐舰、2艘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和“格奈森瑙号”［Gneisenau］）以及“希佩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Hipper）重型巡洋舰。英国战列巡洋舰“声望号”（Renown）与德国两艘战列舰相遇，结果德国战列舰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不得不撤退，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他的英国战舰距离挪威海岸都太远了，以至于它们无法阻止德国的海军主力进入挪威的峡湾。挪威的岸防要塞给德军造成了一些破坏，新服役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战列巡洋舰被击沉，但这也未能阻止德国士兵接管挪威所有的重要城镇，首都也包括在内。即使这样，德军的进攻也并非一帆风顺，1940年4月10至13日，英国舰队的两次袭击击沉了停靠在纳尔维克港及附近的10艘德国驱逐舰。德国人还丧失了15艘运输船，迫使他们使用270艘商船从对面的丹麦运来10.8万名后援士兵和物资补给，同时还空运了3万名士兵。依赖空运、缺少运输船意味着首次入侵将无法采用重兵压境的办法，但大规模的兵力确实是不可或缺的。挪威多山的严峻地势，使得挪威人可以借此伺机抵抗入侵的德国军队。[22]

4月9日，刚占领奥斯陆，德国方面就宣布吉斯林为新成立的亲德国政府的首脑，这一声明让入侵变得愈发困难重重。吉斯林任命几个之前的支持者为阁僚，结果这些人公开拒绝追随他，同时，挪威政府严厉地谴责他的行为。国王呼吁继续抵抗，将奥斯陆留给内阁照管。国王得到军队和大多数挪威民众的支持，他们对吉斯林这名德国傀儡的就职深感愤怒，因为他缺乏选民支持。吉斯林宣称国王和政府是叛徒，说他们将国家出卖给了掌控英国的犹太人，并指出挪威的未来应致力于构建他所谓的“德意志命运共同体”，还声明要在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发动一次“民族革命”，结果除了嘲笑，人们对他的这一声明没有其他任何反应。[23]随着德国的入侵，挪威士兵在纳尔维克港和其他西部的港口的抵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很明显，对德国人来说，事情并未如计划的那样进展。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事情甚至更为严重。4月14日和17日，在法国外籍军团（French Foreign Legion）和许多波兰部队的协助下，英军中途在沿着海岸的两个地方登陆。但是他们对于应该去哪儿却充满了疑虑。其中许多士兵没有充足的冬季作战装备，也没有雪地鞋，而其他人则背着沉重的冬季装备，这令他们几乎无法前行。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有效的空中支援。德国飞机无情地轰炸他们。在多次延误后，同盟国军队最终于1940年5月29日占领了纳尔维克港，但是德国的援军也抵达了。德军发动了一次突袭，在6月4日击沉了英国的“光荣号”（Glorious）航空母舰，甲板上的飞机也全部葬身海底，这使得英国的处境更加艰难。纳尔维克港南边的盟军已经开始撤退，而在摧毁海港之后，占领纳尔维克港的军队也于1940年6月8日扬帆回程。就在前一天，挪威国王和政府乘坐“德文郡号”（Devonshire）巡洋舰流亡国外，他们留下了停火的命令，但是明确表示，在另行通知以前，挪威和第三帝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将会继续下去。[24]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德国人依靠前所未有的陆海空协作进攻取得了胜利。他们此时占领了欧洲大陆西北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在那里建造了一系列重要的海军基地，尤其是潜水艇基地，因为这些潜水艇可以有效阻碍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得物资补给。如此一来，如今不仅运到德国的瑞典矿石可以得到保证，而且瑞典本身尽管名义上仍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已经沦为德国的附属国。甚至在挪威战役期间，瑞典当局就已经允许德国可以在瑞典领土上进行补给运输，随后，他们还允许几十万的德国士兵经过瑞典领土。瑞典的造船厂为德国海军制造战舰，同时，只要德国提出要求，瑞典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战略物资的供应来源。正如威廉·L. 夏伊勒在日记中所记载的，相比之下，同盟国军队的整个行动是一场“溃败”。英国人计划在挪威关键海港的外侧布雷，但该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最终丧失机会。此外，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之间缺乏协调。军事计划一片混乱，甚至前后矛盾。登陆后不久，英国军队就不得不屈辱地撤退。在纳尔维克，他们对继续进军畏首畏尾，这是致命的，如此一来，他们丧失了出其不意的偷袭机会，使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等来援兵。这一切对英国未来的战争形势不是一个好兆头。[25]实际上，早在1940年3月21日，军事指挥官汉斯·迈尔—韦尔克就在他的日记中指出，德国普通民众都表现得非常乐观，相信战争在夏天就会结束。[26]

在伦敦，对军方的指责迅速袭来。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下院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不过他的辩护听起来毫无说服力，令人难以信服。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议会中开门见山。“不单单是挪威，”他说，“挪威代表的是所有令人不满的战役中的极点。人们指出，那些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几乎从未摆脱过失败的命运。首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败北，紧接着又在挪威失利。到处上演着‘为时已晚’。”艾德礼对局势的评价素来直言不讳，这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反对党工党决定对这一问题进行强制表决。615名议员中有486人投票，80名保守党人因没有参加讨论而弃权，另有40名在场的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反对党。张伯伦政府在议会中的席位由213席直降为80席。第二天，鉴于不可避免的下台命运，心灰意冷的张伯伦决定辞职。下野一年内，他就去世了。[27]外交大臣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即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张伯伦明确的继任者，但是他拒绝领导内阁，因为他是一名上议院议员，认为通过上院来领导国家是不可能的，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因此，人选落到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ruchill）身上。丘吉尔是英国海军大臣，从形式上讲，应该为挪威的溃败负责，尽管他曾在关键的辩论中为政府的行为辩护，但是他大体上并没有遭到批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有胆有识，只是被那些过度谨小慎微的官员拖累了。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丘吉尔已经65岁了，他曾目睹了19世纪末和1914至1918年间发生在苏丹的战争。多年以来，他在政府多个部门中供职，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名后座议员，原因在于他特立独行，尤其是因为他尖锐批判第三帝国并无休止地倡导重整军备，所以被政府排斥。他立即扩大政府根基，将其打造为一个联合政府。他就任后在下院的首次演说措辞坚决。他宣布，英国将战斗到底。[28]

四

德国袭击丹麦和挪威，这预示着针对法国以及比荷卢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更大规模战斗即将来临。武装部队的最初计划非常传统，那就是从三面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过数月的讨论后，该计划改为两面夹攻，之后又不得不再次更改，因为一名参谋官员在强行登陆比利时时被俘，而且他在被捕前没有销毁文件，导致作战计划落入了敌军之手。计划必须重新拟定，希特勒建议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穿过阿登（Ardennes）山区，这是一片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地区作战坦克是派不上用场的，因此，法国在这里只做了轻微的防御。如此一来，德军就可以避免在防卫森严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沿着法德边界绵延数英里——向法国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新的、临时准备的计划，当这一计划被参谋总部实施的军事演习和模拟实战证明切实可行后，军方高层最初的顾虑才被打消。冯·曼施泰因生于1887年，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将军的一名亲信，后者在制定入侵波兰的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冯·曼施泰因的野心令哈尔德将军非常恼怒，结果哈尔德将他调往斯德丁，执行野战任务。冯·曼施泰因新计划的一个次要目标就是使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队在对法国的入侵中起主要作用。冯·曼施泰因在1940年2月17日面见希特勒时表示，只要经过谨慎的计划部署，使一支重型机动化部队穿过阿登山区是可能的。一旦这支队伍穿越了阿登山区，德军主力就可以直驱英吉利海峡，从南部切断同盟国军队。同时，另一支更靠北的侵略部队将进入比利时和荷兰，迷惑盟军，使其觉得这里将是主战场。如此一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实际上将会受到南北夹击，被逼到海边。[29]

到了5月初，雨已经停了。挪威战役无疑会以德军胜利结束，时机已经来临。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一些士兵靠降落伞空降荷兰，大多数则直接从德国跨过边界进入荷兰。荷兰军队撤退了，脱离了南面的英法军队。荷兰只有8个师，根本无法对抗重兵入侵的德国军队。1940年5月14日，德国对鹿特丹发动了一次空袭，摧毁了市中心，几百名普通百姓遇难，这使得荷兰人不得不相信，为避免遭到进一步的屠杀，最好投降。第二天，荷兰就投降了。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和政府逃亡伦敦，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继续挣扎。同时，德国空降兵和滑翔机特种部队夺取了关键的桥梁和防御阵地，还控制了进入比利时的主要道路，驻守比利时的士兵因与前来支援的英法军队协调行动失败，很快就被击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令人胆寒。威廉·L·夏伊勒对德军的行军速度深感震惊。夏伊勒和一群记者开车进入荷兰，看见通厄伦（Tongres）城镇里的火车站遭到严重的轰炸，“周围的铁轨被炸得面目全非，火车车厢和车头都脱离了轨道”。“城镇完全被废弃了。两三只饥饿的狗悲伤地在废墟中搜寻，很明显，它们是在找水、食物和它们的主人。”[30]

再向前，他们经过在路上蹒跚前行的难民队伍，“老妪们，”夏伊勒写道，“用衰老的臂膀抱着一两个婴儿，母亲则用力拖着家当。幸运的人可以用自行车来搬运家当。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可以用手推车搬运。难民队伍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中，他们神情恍惚，面露惧色，但不失尊严。”到达鲁汶（Louvain）时，他发现大学图书馆再次被摧毁。在一战时，由于德国士兵遭到比利时人的反抗，就在一次蓄意的报复行动中将图书馆焚毁，后来在美国出资帮助下，图书馆进行了重建，再次藏满图书。“这个伟大的图书馆建筑，”夏伊勒在1940年5月20日写道，“内部完全被摧毁了。废墟仍在闷燃。”戈培尔的宣传机构急着宣称图书馆是被英国人摧毁的，但是当地的德军指挥官耸耸肩膀，对夏伊勒说，“镇里发生了一场战斗……街道上战斗非常激烈。大炮和炸弹全都用上了。”他说，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31]德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向前推进。比利时有22个师的兵力可以调令，因此与荷兰人相比，比利时军队可以进行更加顽强的抵抗。但是，面对德军，比利时军队仍招架不住，彻底溃败。1940年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向德国投降了，这让英法两国感到沮丧。比利时政府建议利奥波德一道流亡伦敦，但是他拒绝了，留在了比利时。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德国人监禁着。[32]

比利时国王做出投降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发生在更南部的事件的影响。1940年5月10日，就在德军入侵比利时和荷兰的同时，一支德国大军开始秘密穿越阿登山区。法国人对他们抵抗德国入侵的能力非常自信。重整军备已经在飞快地进行。截至1940年年初，法国拥有大约3,000辆现代化的精锐坦克，相较之下，德国装甲部队只有约2,500辆坦克，而且质量普遍不及法国坦克，此外，法国有约1.1万门火炮，而德国只有7,400门。德国总共有93个师，而同盟国方面，法国有93个师，英国有10个师。1940年春天，法国有647架战斗机，242架轰炸机以及489架侦察机可支配使用，加上英国可支配使用的261架战斗机、135架轰炸机和60架侦察机，作战飞机总共达到将近2,000架。德国空军此时可调动3,578架作战飞机，但是若算上比利时和荷兰的空军，德国空军本身已经不足以压倒对手。然而，除去最近交付的500架现代化美国飞机，法国许多的飞机都非常陈旧，而且英国和法国的空军都不懂得如何在战术上支援地面部队，反观德国空军在入侵波兰时就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战术支持。结果，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德国俯冲轰炸机可以摧毁敌方的防空工事，打击敌方的通信系统，并在同盟国空军想出对策之前建立空中优势。更有甚者，同盟国将许多飞机储备起来，但德国空军几乎倾其全力投入了战斗。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德国损失了多达347架飞机，包括在荷兰和比利时使用的大部分伞兵运输机和滑翔机，但是这次赌博获得了惊人的回报。[33]

法国情报人员完全没有预测到德国会实施怎样的入侵计划。他们确实注意到了德国的一些准备工作，但是没有人将所有情报整合成条理清晰的信息。法国将领们还相信之前截获的计划，虽然该计划已经被德国废弃，但他们却认为这就是德军将要付诸实践的。法军对德军的了解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未能掌握德国装甲师此刻的行军速度和行军里程。1914—1918年间的堑壕战陷入了僵局，之后，空军和坦克的使用已经将战争的优势从防御方转移到进攻方，但同盟国方面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转变。为了更好地概览战局，法国将领们将指挥部设置在前线后方好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此一来，他们与战场的通信状况就很糟糕，无法第一时间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势做出反应。不久，法军将57个师集结在北面，以击退试图经由荷兰和比利时入侵的德军。但是这里的德军只有29个师，而且当法国沿着马其诺防线部署另外的36个师的兵力时，德军只能抽调19个师来应对。德军战斗力最强的45个师——其中包括一些经过最严格训练和装备最精良的兵力——正集中精力穿越阿登山区。毫不奇怪，至少在开始时，法国在北面的防守非常稳固。在阿尼（Hannut）†，法军在历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中击退了德军。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更南面的被称为“迄今为止欧洲所知的最大一次交通堵塞”。在那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将军带领着13.4万名士兵、1,222辆坦克、545辆半履带装甲车，以及近4万辆卡车和汽车，一起穿越阿登山区树木丛生的狭窄山谷。[34]

这一大胆的计划极其冒险。事实上，它几乎动用了德国所有的装甲设备。行动失败将会使德国遭到毁灭性的反击。费多尔·冯·博克将军正指挥B集团军群（Army Group B）向北行进，他很能干，但很保守。他一听说要穿越阿登山区展开入侵计划就指出，很明显，“该计划只会把我们自己拖垮，除非法国人失去了理智”。[35]但是运气站在了德国人这边。四列纵队缓慢且痛苦地前行，每一列皆延伸将近400千米，他们沿着狭窄的道路朝着默兹河（Meuse）缓慢前行。他们时常放慢速度停下来。为了查清威胁行军的堵塞路段，行军主管的轻型飞机在队伍的首尾来回查看。先头部队在沿途预先设立了加油站，为坦克补充燃料。所有人员和驾驶员都必须三天三夜持续行军。特种作战部队需要服用大剂量的安非他命（被士兵戏称为“装甲部队的巧克力”）以保持清醒。暴露的行军队列易受攻击，成为同盟国军队的空袭目标。然而他们侥幸躲过轰炸，因为盟军未能认出他们才是德军主力。1940年5月13日，德军抵达默兹河，此时法军才首次向他们发起了真正的阻击战。克莱斯特调集了1,000多架飞机对法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最终迫使法军隐蔽起来或者撤退，此举严重挫伤了法军的士气。德军此刻将数百艘橡皮艇扔进河里，它们载着士兵抵达河对岸的三处地方。这些士兵摧毁了岸上法军的防御阵地，并在左岸建立了一个足够大的据点，使工程师可以据此修建一座桥，帮助德军坦克跨越河流。[36]

这是关键性的突破。此刻，德军仍很容易遭到反攻，但是法国人再一次反应迟钝。克莱斯特的部队没有像法军所预期的那样向东挺进，从马其诺防线的后方发动进攻，相反地，它们转而向西，执行冯·曼施泰因著名的“镰刀收割”（sickle-cut）计划。该计划意在钳制比利时的同盟国军队，如此一来，从马其诺防线后方入侵的德军和从北面入侵的德军就能夹击盟军，再将他们赶入大海。到他们抵达默兹河时，德军的坦克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军的坦克。法军的许多坦克已经耗尽了汽油，且大部分都被摧毁了。盟军飞机仍在遥远的比利时中部和北部，当它们最终抵达时，却发现很难正确瞄准地面目标。这些飞机还遭到德军防空炮火的重创：英国派去的71架轰炸机折损了30架。同时，德军坦克穿过空旷的平地，迅速向西前进。在许多情况下，德军指挥官被进攻的势头冲昏了头脑，便将上司们谨慎制定的计划抛在脑后，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西部挺进。前线的法军士兵对德国人向西挺进的程度十分诧异。法军的领导层陷入了绝望。在参谋总部，当法军将领们得知德军正以势如破竹之势进军时，都急得哭了出来。1940年5月15日早晨，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拨通了丘吉尔的电话。“我们已经被打败了。”他说。由于过分投入在比利时的战争，法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兵力储备。1940年5月16日，丘吉尔抵达巴黎，与法国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每个人脸上都显得极端沮丧。”他后来这样描述。法国陆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绝望地报告道，由于“人数不够、装备落后、战术不占优势”，他无法发动一次反攻，正如丘吉尔后来回忆道，他说这些话时候，“绝望地耸了耸肩膀”。[37]

1940年5月19日，雷诺将甘末林免职，甘末林素以谨小慎微著称，但他的这一品质在战争中却被证明是致命的。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取代了甘末林，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受尊敬的老兵，已经在1935年退伍。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第一批德军坦克抵达了英吉利海峡。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此时已被德军师团三面包围，而这三面之外则是大海。魏刚认为，从南北同时进攻可以击破德军的坦克先遣部队，但很快他就发现，在目前的混乱局势下，协同进攻绝无可能。与比利时国王会谈后，魏刚准确地判断利奥波德国王已经放弃了抵抗。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实际上中断了。所有尝试联系英国陆军参谋总长戈特勋爵（Lord Gort）的努力都失败了。[38]法国北方军队的总指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但法国方面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接替者。在一连串指责推诿中，反攻计划失败了。英国人开始认为法国人是无能的，而法国人则觉得英国人不可靠。5月28日，随着比利时的投降，情况变得更糟了。据说，雷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气得“脸色煞白”，而英国在一战中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则写道，“比利时国王背信弃义，他的所作所为是胆小怯懦的表现”，很难“找到比这更黑暗和卑劣的行为了”。三路德军坦克进攻部队席卷北部和西部，与另一支从东面穿过比利时前来的部队会合，此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开始在敦刻尔克（Dunkirk）港口撤退。[39]

在甘末林被免职的那天，早已预见这一系列挫败的英国政府开始集结一支舰队，准备实施撤退，这支舰队包括了几乎所有沿着英国海岸可以找到并及时抵达集合地的船舶。在德军俯冲轰炸机的扫射和轰炸下，最终有860艘船舶——其中700艘是英国的——抵达了敦刻尔克海滩，把近34万士兵运到了英国。在这些人中，英国人将近有20万，其余大多数是法国人。若不是希特勒亲自下令让德军先遣部队停止前进，能逃脱的人将少得多。希特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戈林一再向他保证，他的空军将会毁灭盟军部队，而且伦德施泰特也向希特勒提议，应该在向南进军巴黎之前，让他疲惫的部队休整一下。无论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还是在北部战线的B集团军群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都无法理解希特勒的决定。博克告诉布劳希奇，进攻必须马上重新开始，“否则英国将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从敦刻尔克运走他们想运走的一切”。但是希特勒支持伦德施泰特，还将此事看作是重申自己权威的一个良机，以表明他的权威是在最高指挥官之上的。等到布劳希奇劝说希特勒重新发动袭击时，盟军的撤退行动正在进行中，守军的顽强抵抗给疲倦的德军造成很多麻烦。博克在1940年5月30日带着明显的愤怒之情写道，

在敦刻尔克，英国人仍在撤离，甚至是从开阔的海岸撤离！当我们最终抵达那里时，他们将全部撤离完毕！元首叫停坦克部队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继续进攻。战斗是艰难的，英国人像皮革一样坚韧，我指挥的师团已经精疲力竭了。[40]

当作战最终结束的时候，博克考察了作战现场。用于守卫敦刻尔克的混凝土掩体和铁丝网防御工事数量之大，令他深感震惊。此外，敌方装备的质量也令他感到不安：

英国人撤退路线上的情形简直难以形容。不计其数的汽车、火炮、装甲车和军事装备堆叠在一起，在最狭小的空间里，它们相互交叉重叠。英国人试图烧掉一切，但是在匆忙中，他们只烧掉了一部分。这里放着整支军队的军备物资，装备精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只能在一旁吃惊、羡慕地看着。[41]

两天后，敦刻尔克终于投降了。4万名殿后的士兵——大部分是法国人——被抛下，成为德军的俘虏。尽管在最后一批英国士兵离开海滩后，撤退行动仍然持续了两天，但魏刚还是指责英国人抛下法国士兵的做法。无论如何，法国人殿后是合情理的，因为他们抵达敦刻尔克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魏刚怒火中烧，对丘吉尔大为不满，指责他拒绝派遣更多的飞机或部队去帮助法国。英国人则看不起法国的将领和政治领袖，认为他们过于感情用事，是软弱的失败主义者。英国已下定决心，不会在别的地方牺牲过多的武装力量或飞机而连累自身对不列颠群岛的防御。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可怕，英国将领不会流泪。两国的关系接近冰点，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恢复。[42]

在重新部署、补救和恢复之后，德军的50个步兵师和10个装甲师开始向南挺进，不可否认的是，这10个装甲师基本上都耗尽了资源。40个法国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1940年6月6日，德军跨过了索姆河（Somme）。三天后，他们到达了鲁昂（Rouen）。法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一些城堡中，这些城堡分布在巴黎南部的乡下，那里的通信非常困难，可用的电话非常稀少，而且漫长的难民队伍此时堵塞了公路，使得在此地通行几乎不可能。1940年6月12日，在离开巴黎后的首次会议上，魏刚对那些惊魂未定的部长们说道，进一步的抵抗是无用的，是时候要求停战了。在魏刚看来，英国无法扛住德军的入侵，因此，将法国政府撤离到伦敦毫无意义。而且，与其他越来越多的将领观点一致，魏刚开始认为，对于军队的溃败，应受指责的是负责民事行政管理的政治家，而非军官。军队的职责是与敌方达成一个体面的和平条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阻止法国出现无政府状态和革命——1870年法国被德国打败后就曾进入无政府状态并爆发革命——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为法国的道德重生扫清障碍。年迈的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的英雄，如今被雷诺安排在政府中，作为名义上的军事领袖，他此时也支持这种观点。“我不会放弃法国的土地，”他宣称，“我愿意承受施加在祖国及其子民身上的痛苦。尝尽痛苦后将迎来法国的复兴……在我看来，停战是永恒的法国持续下去的必要条件。”[43]

1940年6月16日，法国政府在波尔多（Bordeaux）重新召集之后，由于在反对停战事宜上陷入孤立，雷诺辞去总理职位。他被贝当所取代。1940年6月17日，新的法国领导人通过公共广播宣布，现在是时候停止抵抗、寻求和平了。在战争中，大约12万法国士兵阵亡或被登记为失踪（此外，还有10,500名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以及5,000名英国人），这表明很多人确实在战斗，也驳斥了当时一种说法，即法国民族自豪感已经被30年代的政治所摧毁。但是在贝当的宣告过后，许多人放弃了抵抗。在这之后，150万沦为德军俘虏的法国士兵中有一半人彻底投降了。那些想继续战斗的士兵时常遭到来自平民的人身攻击。像贝当那样憎恶第三共和国民主体制的保守主义分子，最终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应该誓死捍卫这些体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崇拜希特勒，而且想利用这次失败的机会按照德国的样子重塑法国。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将其付诸实践的机会。[44]

五

与此同时，法国几乎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中。在全国各地，庞大的难民队伍向南出逃。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是一名俄国流亡作家，1917年，当时14岁的她，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革命，与经商的犹太裔父亲逃到了法国。她生动地描述了法国此刻的场景，“混乱的人群在灰尘中艰难地前行”，幸运者推着“独轮手推车、婴儿车和手拉车，其中手拉车是由四块木板放置在简陋的轮子上改装而成的，这些车子都被包裹、破烂的衣服、睡着的孩子压得低低的”。[45]车辆尽力沿着挤满难民的道路前行，“都装满了行李和家具、婴儿车和鸟笼、装货箱和衣服篮子，每一辆车子顶部都紧紧地系着一个垫子”，看起来就像是“大量脆弱的脚手架”。“小汽车、卡车、手拉车、自行车以及农民的马车一道形成了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车流，从巴黎缓缓地流过，这些农民丢弃了自己的土地”。[46]德军入侵的速度和规模意味着制定一个正式的撤退计划是不可能的。对德军1914年实施暴行的记忆，以及轰炸如何可怕的谣言使法国人陷入了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全部的城镇都被抛弃了，据说，里尔（Lille）的人口在几天内从20万直降到2万，沙特尔（Chartres）的人口从2.3万降到800。抢劫者闯进商店和其他营业场所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南方，安全的地方塞满了难民，随时要被挤爆。波尔多通常居住30万居民，在几周内人口就翻了一倍，同时，15万人涌向波城（Pau），而在平时，波城只居住着3万人。据估计，总共有600万到800万人在德国入侵期间逃离家园。在巨大的人流冲击下，社会结构崩塌了。人们只是逐渐地才开始返回他们的家园。消沉的意志对法国政治体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压力下，法国政治体系瓦解了。[47]

因此，当德国人在1940年6月14日进入巴黎时，他们发现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遗弃了。耳畔回响的不是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唯一能听到的是市中心一群牛哞哞的叫声，这些牛是向更北方逃亡的难民途经巴黎时抛弃的。在法国，德国士兵一到达被遗弃的城镇和村庄，都将那里洗劫一空。“这里能买到所有的东西，就像在一个大百货商店一样，但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汉斯·迈尔—韦尔克在1940年6月12日从埃尔伯夫（Elbeuf）报告道：

士兵们搜遍了所有的地方，拿走任何他们看中的东西，如果他们能拿得动的话。他们将整麻袋整麻袋的咖啡从卡车上拖下来。衬衫、袜子、毯子、靴子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东西都摆在地上供他们挑选。很多原本需要士兵们省吃俭用地攒钱才能买得起的东西在这里到处都是，在街上或地上随处可见。士兵们还立即掌控了运输工具。在各个地方你都能听见发动机的嗡嗡声，那是还不熟练的司机刚刚启动它所发出的声响。[48]

法国彻底蒙羞了。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德军在一个博物馆中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指挥官福煦（Foch）元帅的私人火车车厢。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就是在这节火车车厢里签订的。在博物馆的墙壁被一个德军清拆队损毁后，按照希特勒的个人指示，这节火车车厢被搬出来，并被拖到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停放在它曾经所在的位置，一战停战协定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签署的。当德国人抵达的时候，威廉·L. 夏伊勒注意到，希特勒的脸上“洋溢着复仇的神情”，从他“轻快的步伐”可以看出其中还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希特勒坐在1918年福煦所在的位置，摆了个姿势拍了照片，之后就离开了，他傲慢地将代表团的其余人士——包括赫斯、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军事将领们——留下来宣读条款并接受沮丧的法国人的签字。[49]依据停战协定，所有的战斗在1940年6月24日停止。法国被一分为二，北部和西部是占领区，南部和东部为名义上的自治国家，其政府驻地在温泉小镇维希（Vichy），由贝当元帅领导，贝当政府的法令在整个法国都有效力。[50]

德国军队进行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军事包围。就德军的伤亡情况来看，这是一场著名而划算的胜利，只有不到5万人伤亡（阵亡或失踪），在这方面，接下来德军的任何一场胜利都不及它。相比于战争中的其他单一军事行动而言，这次胜利俘虏了更多的战俘，差不多有150万人。这次成功使希特勒和主要的将领们相信，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尤其是在第二年入侵苏联的作战中，同样的战术也将会奏效。[51]德国羞辱了宿敌，洗清了在凡尔赛的耻辱。希特勒极度兴奋。1940年6月28日黎明之前，他秘密地飞往巴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完全私人的观光旅行，随同前往的是他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他们参观了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荣军院以及蒙马特的艺术区。为了方便希特勒参观，歌剧院的灯光全被打开。破晓时分，三人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拍了一张非正式的照片。“参观巴黎是我一生的梦想，”希特勒对施佩尔说，“梦想在今天实现，我的喜悦之情是难以表达的。”满意于这次游览，他告诉建筑师，他曾经常想着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然而，他后来说道，在将他俩的宏伟建设计划付诸实践后，德国首都柏林将变成新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到那时“巴黎只是一个影子。为什么还要摧毁它呢？”[52]

希特勒从此没再返回法国的首都。胜利的游行将在德国国内进行。1940年7月6日，冗长的欢迎队伍排列在柏林的街道上，人们沿着元首经过的路线，在从车站到帝国总理府的道路上抛洒了无数的花束。他一到达总理府，就被反复要求到阳台上接受下面聚集人群的致意。正如威廉·L. 夏伊勒所记载的那样，当最初宣布入侵法国的消息时，人们并不感到兴奋。总理府前也没有大规模的人群，但是其他时候，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时，总理府前通常都聚集起人群。他在1940年5月11日写道，“我看到大多数德国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深深地沮丧。”[53]就像在之前的外交危机中一样，人们对入侵法国的后果普遍感到忧虑，加上害怕盟军可能对德国城市进行空袭，这种情绪更加严重。但是，也正如之前的情形一样，希特勒轻松地就实现了他的目标，这种安慰之情和民族自豪感一起汇成了一股欢乐的浪潮。这次的成功远比之前更伟大。很典型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学生的反应。这个学生名叫洛蕾·瓦尔布（Lore Walb），生于1919年的莱茵兰，现在是慕尼黑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吗？”1940年5月21日，当她在日记中记载这次胜利时，她这样反问道。像许多人一样，她把对希特勒的溢美之词全都记了下来：“只有现在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元首的伟大。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已经证明了他的天赋，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家，他的才能也丝毫不逊色……在元首的带领下，除了胜利，不会有其他结果！每一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这一事实。”[54]

“人们对德军成就的仰慕之情难以形容，”1940年5月23日，党卫队保安处报告道，“现在，甚至那些在战役开始之前仍远远观望和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钦佩德军所取得的成就。”[55]报告继续说道，比利时的投降“使各地群情高涨”，德军进入巴黎则“让帝国所有地区的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兴奋之中。欢呼游行和兴奋的场景在许多城市广场和街道上演”。[56]据1940年6月20日的报道，“目前的兴奋状态每次都给人一种印象，即不会再有比这更加强烈的情感了，然而，每当再有新鲜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喜悦之情就会更加强烈。”就在贝当宣布法国投降的同时，德国许多城镇广场都进行了庆祝游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对取得胜利的速度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那些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承认他们的自豪之情，他们还说道，普遍的喜悦气氛使得他们无法再继续进行秘密抵抗运动了，他们真的就停止了抵抗。[57]天主教军官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曾经大力批判德国在波兰的政策，他曾给妻子写信道“我有时羞于成为一名德国士兵”[58]，但德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打消了他的这种念头。“孩子，噢，我的孩子，”他在1940年6月11日给他的儿子写道，“参与其中的人怎能不感到高兴呢！”[59]在汉堡，保守的教师路易丝·索尔米茨也在享受这种普遍的喜悦之情。“对德国人民来说，这真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1940年6月17日，一听到贝当宣布和谈时，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全都沉浸在幸福和狂喜之中，激动不已。”胜利意味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命运的伟大改变，意味着长久以来民族主义梦想的实现”。直到此刻之前，占据她日记绝大部分篇幅的都是战争期间每天发生的事情，相比此刻的情绪，这种日常的描绘显得黯淡无光。只有当她想起自己和犹太丈夫弗里德里希（Friedrich）所遭受到的迫害——尽管他们的婚姻被定义为“享有特权的异族通婚”——时，她才停下来思考：“成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一光明所带来的阴影将会变得更加黑暗和危险。”[60]

六

在1933年和1945年间，对法国的征服见证了希特勒名望的最高点。人们自信地期待英国此刻将会寻求和谈，而且战争将在夏末结束。然而，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却很棘手。此外，从根本上讲，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羡慕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面积覆盖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同时，他还将英国人视作德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亲戚，认为英国人最终将在种族命运的驱使下与他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在英国政治中，有一些强大势力将他领导下的德国视作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威胁，甚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个威胁。前年9月，在德军入侵波兰后，这些势力促使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立即对德国宣战。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保守党内的许多主要人物——最著名的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仍然渴望和平解决冲突，并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说服这些人开始协商和平协议。在战争头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对英国的政策在进攻和安抚之间摇摆不定。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后，单独讲和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即便如此，希特勒仍抱着一丝希望，同时，为了防止希望落空，他开始准备入侵计划。[61]

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完全赞成入侵英国。在入侵和征服完成后，他设想让前任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复位。1936年，在爱德华八世宣布和一位美国离婚妇女结婚后，他被迫让位给他的弟弟，自己则以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的头衔在外流亡。在他宣布放弃王位后不久便访问了德国，据说他曾用修改过的纳粹礼向德国官员表示问候。他不止一次明确表示，他知道纳粹党试图在德国做什么勾当，而他对此表示赞赏。截至1940年，他对那些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英国事实上已经输掉了战争，是时候与纳粹党讲和了。在1940年夏初，公爵和他的妻子居住在葡萄牙，里宾特洛甫指派瓦尔特·舍伦贝格——因芬洛事件而出名的党卫队情报人员——绑架他们，并经由西班牙将他们带到德国。虽然他也考虑到绑架温莎公爵将会使与英国单独讲和更加困难，但他也有自己的盘算。纳粹党的阴谋在于使公爵夫妇相信他们正处于被英国间谍绑架的危险中，还有可能被刺杀，而英国间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落入德国人的手中。被征募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瞒着中立的佛朗哥政府，准备在公爵夫妇穿越边界时将其偷偷拐走。此举一旦发生，西班牙和英国的关系将会遭到破坏，这将使佛朗哥政府感到胆战心惊。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阴谋陷入了纳粹党的内部政治权力争斗中，无论是舍伦贝格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尽力促成绑架，唯恐这一阴谋的实现将使他们憎恨的里宾特洛甫大获全胜。丘吉尔建议公爵应该去巴哈马群岛担任总督，公爵和公爵夫人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如此一来，阴谋最终破灭了。而他的走马上任也使自己可以就此远离这样的阴谋。舍伦贝格的上级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向这位年轻的情报人员表示祝贺，庆祝他以表面上积极活跃但实际上毫不作为的正确方式合理地应对了里宾特洛甫的委任。[62]

同时，希特勒正在与陆军和海军负责人商议入侵的可行性。德国舰队在挪威战役中蒙受了沉重的损失。3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已经被击沉，2艘重型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因遭到重创而无法再投入战争。在1940年夏天，元帅雷德尔只能调用1艘重型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想凭这点可怜的海上力量去掌控英吉利海峡远远不够，因为英国方面出动了5艘皇家海军战列舰、11艘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守卫英吉利海峡，并且，只要有需要，另外一支海军力量也可以随时从直布罗陀海峡驶来，为守卫英吉利海峡提供关键的支持。[63]而且，在法国投降后，德国没能将法国的舰队编入自己的海军。1940年7月3日，英军的一次大胆行动进一步激怒了法国。在法国控制的阿尔及利亚地区，为了阻止法国海军落入德军之手，英国战舰袭击了法国位于奥兰（Oran）附近凯比尔港（Mers El Kébir）的海军基地，损毁了许多战舰，并造成1,250名法国水手遇难。这样一来，雷德尔可以支配的战舰就更少了。因此，对德军来说，通过摧毁英国皇家空军，进而赢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是必要的，而这也是最低限度的手段。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海军的支配地位对德军构成的潜在障碍才能或多或少得以消除。[64]

经审慎考虑，希特勒在7月16日签署了入侵的指令，但指出只有在“必要时”才发动侵略。三天后，在国会中一个精心安排的场合，他重新提出了之前对英国人的和平提议。然而，和平提议的条款非常模糊，以至于丘吉尔政府在一小时内就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威廉·L. 夏伊勒与一群军事和文职官员在广播中听到了英国拒绝德国和平提议的消息，他被这一通告所产生的惊恐情绪所震撼。他写道，这些官员“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其中一个人对我吼道：‘你能理解吗？你能理解那些愚蠢的英国人吗？现在拒绝和平？’”“跟我谈话的那些德国人，”夏伊勒在第二天评论道，“简直不能理解此事。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惧怕再经历一次去年那样的冬天。他们对英国没有什么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到了要决战的地步，他们也可以轻松战胜英国。但是他们更想要和平。”[65]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英国拒绝讲和这件事将他们心中憎恨和复仇的痛苦情绪完全释放出来，这种情绪源于对战争的失望，因为很明显，战争终究无法结束。“我从没有过如此严重的憎恨之情，”学生洛蕾·瓦尔布在1940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次，我期盼着一件事，元首必须放下仁慈，应该给英国人一次真正的教训——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多的人陷入了不幸和痛苦中，他们应该为这一切负责。”[66]

希特勒仍然希望英国政府中那些支持单独讲和的人能推翻丘吉尔。然而，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没有机会发生。不仅丘吉尔，丘吉尔内阁中的所有人都知道，德国如今在西欧占据统治地位，与德国讲和将为德国开辟道路，使德国可以进一步插手英国国内事务，进而对犹太人采取更为残酷的措施，甚至支持法西斯主义政客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英国潜在的像吉斯林那样的人——上台。另外，长远来看，与德国讲和还将削弱并摧毁英国的独立，如果在此期间德国成功征服苏联，那么情况更是如此。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希特勒的和平提议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并没有带来“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仅仅带来了他得寸进尺的要求，到了1940年7月，几乎没有英国政治家对和平提议再抱有任何幻想。[67]

因此，希特勒开始准备入侵英国，虽然他的随从人员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不情愿的。前一年的冬天，“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开始。由2,000艘平底驳船组成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港口集结（大多数船完全不适宜跨海航行，除非是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这些船只举行了登陆演习，海峡沿岸还竖起了标志，向士兵们指示去往登船地点的道路。[68]瓦尔特·舍伦贝格为德国士兵和军官准备了一本指南，向他们介绍即将要碰上的英国机构。[69]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对此举是否有用持怀疑态度。雷德尔警告道，海军最早在9月中旬之后才能准备就绪，而且在第二年5月之前，最好按兵不动。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则与海军指挥官无休止地争论最佳的登陆地点。陆军希望在一个宽阔的地点登陆，以便最大程度地发挥陆军的优势，但是海军希望在一个狭窄的地点登陆，以便将遭到皇家海军攻击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无论如何，为了扫清入侵障碍，英国的防空力量必须被摧毁。因此，在8月1日，希特勒签署了空袭英国的命令。征服瑞典和法国的经验给予了希特勒信心，他相信假如他的飞机在掌握制空权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那么理论上讲，从空中和海上联合入侵的计划是可行的。英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控制可能对德军形成某种阻碍，这种阻碍在陆上入侵中是未曾遇到过的，但是如果没有空军保护，那么皇家海军的战舰一定将成为德国俯冲轰炸机的牺牲品。[70]

从1940年6月5日至6日以来，德国飞机已经对英国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小规模轰炸。从7月10日开始，轰炸力度开始加大，接着，8月18日之后改为密集轰炸。尽管英国大部分城镇都沦为德军的轰炸对象，但轰炸比较零散。从8月中旬以来，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Royal Air Force's Fighter Command）的飞机场。与英国人传颂的“少数”神话相反，两支军队势均力敌。在1940年8月中旬，有1,379名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处于战备状态，而德军方面的飞行员有870名。当然，英国的飞行员部署在整个国家，而德国的飞行员则主要集中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德国的轰炸机要依赖战斗机提供的保护，这些轰炸机装备都很差，性能根本不及被派来拦截它们的英国战斗机，不可能将后者击落。英国人部署了两种世界上最快、最先进的战斗机——飓风式战斗机（Hurricane）和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为了加强防卫，英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批量生产这两种战斗机。在进攻的德国空军到来之前，它们已经“紧急起飞”了，这多亏使用了在1935年首次研发的雷达，拦截了德国的无线电信号，以及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上千名观察员。因此，德国飞机从来没能及时赶到英国并当场击中英国战斗机。[71]

当空战中鲜明的白色雾化尾迹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上空交错时，形势逐渐变得明朗，德国人的目标将落空。尽管德军主要的战斗机“梅塞施密特Me 109”（Messerschmitt Me 109）在2万英尺的高度可能比英国同类战斗机的性能优越，但由于它不得不维持在较低的高度以保护轰炸机，以至于这些优势都没能显现出来，而在这样的高度，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更灵活，可以更快地转弯和倾斜。“梅塞施密特Me 110”（Messerschmitt Me 110）重型战斗机原本是用于护送轰炸机编队，无力摆脱移动迅速的英国战斗机的攻击。德国空军总体上是为了给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的支持，难以在空中对轰炸机编队给予保护。用于发动袭击的空军基地都是最近在法国北部占领区紧急临时修建的，这些基地的补给都很困难，而且修复工作通常要花费很长时间。两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在技能或水准上都相差无几，但是双方的补给都相对缺乏。然而，当一些英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设法降落到英国的土地之后可以再次加入战局，但这样的事情很明显不会发生在德国飞行员身上。战斗的结果可以从伤亡数字中读出：在1940年8月8日至31日之间，将近90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至少包括443架战斗机，而英国方面，在相对更长一点的时间段内，从8月6日至9月2日，有444架飞机被击落。在弥补损失方面，英国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仅1940年9月6日，就有738架可供使用的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投入战斗，而德国在8月23日只有672架可使用。截至9月初，英国方面准备就绪的飞行员是德国方面飞行员的两倍之多。[72]最关键的是，截至此刻，德国飞机的产量严重落后于英国。1938年4月，德国刚刚吞并奥地利，英国政府就设法在未来两年内加速建造1.2万架新战斗机。到了1940年下半年，英国生产的战斗机数量足足是德国的两倍。[73]

然而德空军指挥官，特别是两位最早参与进来的指挥官——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以及在西班牙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前领导陆军元帅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已经收到了大相径庭的战争结果情报。根据他们得到的信息，英国的所有战斗机中有50%已经被毁，而德国方面则只有12%被毁，或者说，英国方面损失了791架飞机，而德国方面只损失了169架。许多德国飞行员相信他们已经赢了。1940年8月17日，夏伊勒在一家比利时咖啡馆遇见一名梅塞施密特战斗机飞行员，他认为这名飞行员并非是那种天生自负的性格，但这名飞行员的话却令他震惊不已，他听到这名年轻人平静地说：“你知道，再过几周，我们将结束与皇家空军的战斗。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在两周内，英国不会再有更多的飞机。”[74]乌尔里希·施泰因希尔佩尔（Ulrich Steinhilper）是一名年轻的Me 109飞行员，他怀着无限的热情向他的母亲介绍他的使命。他向她讲道，1940年8月19日，在袭击曼斯顿（Manston）的一个飞机场时，“我瞄准了一个运油车，它正在给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加油，接着又瞄准了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我击中。运油车爆炸了，它周围的一切都开始燃烧。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开始自己燃烧起来。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掌控这四个喷射器的飞行员被赋予了如何强大的力量”。[75]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的乐观情绪仍没有减退。“今天的一次任务，”他写给他的母亲，“也是通过两轮空袭，对德特灵（Detling）的机场进行地面攻击。我们的编队击中了3架敌机而毫发无损，整个小组击中了10架。随着我们的战斗经验和技能的增长，这应该是形势发展的方向。呔嗬（Tally-Ho）§！”[76]

柏林方面对这样的乐观主义信以为真。因此，9月初，德国认为是时候发动下一阶段进攻了，通过对英国主要城市进行密集轰炸，摧毁英国的工业、交通，并打击英国人的斗志。这样的轰炸袭击在缺乏协调作战的情况下展开了。1940年8月24日德国空军对伦敦东区的袭击促使英国皇家空军在第二天夜晚对柏林发动了一次反空袭。尽管就破坏力来说，英国的空袭并不是非常有效，但它使德国首都的人民感到了惊慌，也激怒了希特勒。1940年9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布，如果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掷下几千千克的炸弹，“那么我们将在一夜之间向它们掷下百万千克的炸弹。而且如果他们胆敢宣布将对我们的城市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那么我们将夷平他们的城市！”[77]然而，眼下的战争中，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的空袭都不是希特勒在8月1日所称的那种“恐怖袭击”。他提出这种战略只是为了表明除非根据他的明确指示，否则不能发动“恐怖袭击”，实际上，在1942年4月4日之后，他才发布了这种作战命令，当时，英军首次对非军事目标——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Lübeck）——发动了重大空袭。[78]

双方的飞行员均接到指示，无论宣传员说什么，只有当他们看到具有一定经济或军事意义的合适目标——比如伦敦船坞——时才丢下炸弹。当然，实际上，由于无法保障控制炸弹爆炸的计时仪器的精确性，这样的指示并非完全适用。而且，大约在希特勒9月4日演讲的两周前，对伦敦的轰炸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此刻空袭的频率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9月7日，350架轰炸机在白天轰炸了伦敦船坞，造成严重的破坏。为了避开防空火力，轰炸机和随同的战斗机编队都必须在一定高度飞行，因此，英国人将他们的战斗机编队撤出了海岸机场，朝西撤退以便争取时间紧急起飞，并且部署了一个固定的空中巡逻阵容，负责预测德军的空袭。当飞机爬升时，英国飞行员对他们的飞行高度进行虚假判断，并通过无线电将信息传递出来，以迷惑德国战斗机飞行员，使他们保持相对较低的飞行高度。这一切措施降低了英国方面的损失。同时德国为了减小损失，很快被迫采取以夜间空袭为主的袭击方式进行反击。在1940年9月7日至10月5日之间，德国空军实施了35次大规模的空袭，其中18次是针对伦敦的。仅在1940年9月7日至15日的一周内，就有298架德国飞机被击落，而英国方面则只有120架被击落。在9月15日，超过200架轰炸机，在大量战斗机的护航下，对伦敦发动了攻击。其中有158架轰炸机抵达目标，有一些在抵达伦敦之前就被击落，其他的则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迫返航。英国300架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在首都上空与德军交战，击落了德军36架轰炸机和26架战斗机，还损毁了更多的飞机。[79]

德国轰炸机的主力容克斯Ju 88移动非常缓慢，而且体积太小，无法携带有效的炸药量，此外，缺乏灵活性，无力避开英国战斗机。其他的轰炸机——像亨克尔He 111（Heinkel He 111）和道尼尔Do 17（Dornier Do 17）——不仅体型相对较小，而且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陈旧。事实上，尽管容克斯Ju 88存在诸多缺陷，仍逐渐取代其他机型。由于轰炸机数量不足，德国空军已无力完成它们的任务。仅就9月15日的空袭而言，最初200架轰炸机中的1/4都未能返回。德国空军无法承受这种规模的损失。[80]战斗机和飞行员都越来越紧缺。9月17日，在对伦敦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乌尔里希·施泰因希尔佩尔负责护航任务，他驾驶的是一架新的改良过的Me 109，结果“出人意料地碰上了敌方战斗机的猛烈反击”。[81]1940年9月29日，“当我们飞抵伦敦开始战斗时，我突然发现编队中只有5架飞机和我一道，但是对手却有大约30至50架喷火式战斗机”。他侥幸脱险，因为英国战斗机突然离开去攻击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截至10月，他告诉他的父亲，在他的队伍里，“最初的成员只剩下12个人了”，他们不能将缺乏经验的新手拉入战斗，唯恐失去他们。而且此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速度更快的喷火式战斗机，以至于“我们的Me 109战斗机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我们在空中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82]“空军的领导人，”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在1940年10月7日听完关于形势的报告之后指出，“完全低估了英国战斗机的力量……我们需要4倍之多的空军力量才能击败他们。”[83]1940年10月27日施泰因希尔佩尔驾驶的战斗机被击中，他跳伞后被俘，在余下的战争期间一直被德军囚禁。德国实际上已经在空中作战中失败了。

1940年9月14日，在“海狮行动”原定发动日的前夜，希特勒召集军队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承认，关于对英国的入侵，“总体上，尽管我们取得了诸多成功，但发动‘海狮行动’的前提条件还未成熟……成功登陆意味着胜利，但这需要完全掌握制空权”，而德国并未取得制空权。“海狮行动”被无限期推迟。[84]雷德尔说服希特勒继续发动夜间空袭——尤其是对伦敦——以摧毁伦敦的军事和经济设施。在影响平民的士气方面，空袭渐渐体现出了价值。德国许多人欢迎这一决定。“毁灭英格兰的战争现在真正开始了，”1940年9月10日，洛蕾·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满意地写道，“但愿他们不久后就会屈膝求饶！”[85]这场“毁灭战争”在伦敦被称为“大轰炸”（The Blitz）。在不列颠战役和伦敦大轰炸期间，总共有约4万名英国平民遇难。但是英国的士气并没有瓦解。为了削弱英国平民的士气和空中力量，德国制定了一个新的策略，即派遣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在高空实施空袭——仅在1940年10月就实施了253次这样的空袭。1940年10月，约146架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折翼。但是皇家空军改变战术，提升了高空巡逻的高度，结果，在同一个月中，德国又损失了365架飞机，其中大多数是轰炸机。在11月，一个由450架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中部城市考文垂（Coventry）发动了空袭，摧毁了整个市中心，包括一间中世纪教堂，380名平民遇难，另有865名平民受伤。英国情报部门没能预见到这次空袭，因此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暴露状态，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86]

但这是一个罕见的疏忽。多数情况下，德国的轰炸机遭到了剧烈的抵抗，这些抵抗都经过了周密的准备。雷德尔断定这样的袭击收效甚微，因此说服希特勒从1941年2月19日起将轰炸目标转向英国的海港。尽管德国发动了多次这样的空袭，然而，由于使用了雷达和由雷达控制的火炮，英国的夜间防御在这些空袭地点也迅速生效。截至1941年5月，空袭的规模开始缩小。尽管在轰炸行动的初始阶段英国民众的士气有所动摇，但并没有瓦解。国内并未给丘吉尔施加任何压力，迫使他必须要求和平。英国的飞机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600架德国轰炸机已经被击落，德国普通民众开始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沮丧。“自从战争开始以来，”1940年10月3日，洛蕾·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坚定的乐观主义信念首次开始动摇。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87]在1940年12月，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汉斯·迈尔—韦尔克也被迫私下里总结，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民众的士气已瓦解”。[88]希特勒首次输掉了关键的战役。后果影响深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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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部于1940年3月17日成立，在1943年9月2日前全名为“帝国装备与军火部”（Reich Ministry of Armaments and Munitions），之后改名为“帝国装备与战时生产部”（Reich Minister for Armaments and War Production）。

† 原书作Hannur。

‡ “赫斯”指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920年加入纳粹党，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里宾特洛甫”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932年加入纳粹党，历任德国裁军事务代表驻国际联盟大使、驻英国大使，于1938年出任外交部部长。

§ 此词是猎狐时的呼喊声，声音听起来像“呔嗬”。源自19世纪英国的猎狐活动，当猎人发现第一只狐狸时就这么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