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啼声初试：终于站稳了脚跟

积极进取，三年后当了处长

在进入教科文组织之前我已经有在中国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历，也有在西方国家留学、当外交官的经验。但是到教科文组织之后我发现，联合国机构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工作氛围与国内的机关有很大不同，许多事情的确要重新学起。

最初两年我主要是自己在主动揽事做，好在处长也不拦我。我以前在国内做处长和副局长，到了教科文组织不是领导了，这种变化要适应，而且我也能适应。那时我主要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项工作是到会员国（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去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我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了不同国家的职教体制、现行政策和面对的主要挑战，并且借此逐渐熟悉了国际组织做事的规则。另一项工作是协助处长管理教科文组织数年前开始实施的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项目。

与此同时，协助国内引进教育的新理念是我的一项职责。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内容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智力支持。我联合澳大利亚的职教机构在国内组织了两个“小企业职业技能培训班”，请澳大利亚的专家讲述他们的做法与经验，很受国内职教界和企业的欢迎。

教科文组织正式人员的工作合同都是以两年为期，期满可以续聘。因为教育部门急于要我到任，所以最初给我的是11个月的临时合同，到任3个月后我找到助理总干事鲍尔，问什么时候可以转为正式合同。我的两级上司处长和司长都对我的工作甚为满意，鲍尔马上给总干事马约尔写了份备忘录，说我到任后表现出了出色的工作能力，是教育部门需要的人才，建议马上转为正式合同。与此同时，新任中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于富增大使也去见了马约尔，要求他将我的合同转为正式的。总干事不久后做出批示，同意转正。不过总部人事局说这个职位是从P4级变为P5级，算是个新职位，必须经过正式的招聘程序。这个职位公开招聘后，有上百人申请。经过面试，我毫无悬念地胜出。

1994年1月，临时工作合同转为两年期的正式工作合同，我被任命为P5级高级项目专家。我随即通报了中国常驻团，他们说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据他们讲，以前有过在其他业务部门工作的中国人拿到了临时合同，最后却没能转正，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处长乐意当甩手掌柜，许多事都交给我，无形中给了我显示领导能力的机会。处里其他同事因为我做事有想法有办法，也很服我，我的权威逐渐形成了。同时我也很注意与处长搞好关系，有事会通报他。后来他的身体愈加不好，提前退休了，我也在助理总干事鲍尔的大力支持下顺理成章地接任了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这时是1996年10月，从我进入教科文组织算起，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职教处处长我做了三年多，业务上主要是领导处内同事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实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职教项目，同时与德国政府进行了多轮谈判，于2000年在德国波恩建立了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二是组织了1999年在韩国首都汉城（2005年更名为首尔）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这两件事奠定了我在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的声望。

初次主持国际谈判

德国人对工匠精神的重视与职业技能的培养是举世闻名的，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双元制”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德国政府1992年支持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一个为期六年的称为“UNEVOC”的国际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几年来在这个项目之下，我们多次组织了国际、地区间和国家层面的职教政策研讨活动，资助了多项培训项目，出版了大量资料。还建立了一个由世界各国150多个职教培训与研究机构组成的国际职教网络。德国政府的支持提高了职业教育在教科文组织教育领域工作的地位。

我当了职教处处长后，鲍尔要我考虑在UNEVOC结束之后有一个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项目，毕竟职业技能的培养是世界各国应对正在来临的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对策之一。德国政府对这个想法非常感兴趣，1998年上半年，德国联邦教育科研部的司长米勒·索勒格对我说，德国政府建议在波恩建立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邀请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参与。我们认为这是个积极的想法，教科文组织领导层随即授权我与德国政府进行洽谈。

后来据我们了解，德国方面的建议实际上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支持教科文组织发展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满足德国国内的政治需求。当时德国首都已经从波恩搬到柏林，联邦政府为了对波恩进行补偿，允诺在波恩建立一个联合国机构园区。联邦政府出资，把原来的议会办公大厦进行了改建，用来吸引联合国机构进驻。建立国际职教中心也是联邦政府这个努力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对这个建议都很有兴趣。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德国方面锁定的目标很高，希望建立一个有20人规模的机构，德国提供场地和一定的资金，要求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提供专家职位和项目活动经费。涉及出人出钱，这让我们和劳工组织代表的态度转为谨慎。国际劳工组织说他们已经在意大利都灵有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无力再支持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所以很快退出了谈判。我们的情况也类似，当时教科文组织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六个教育研究所，资金已经很分散。在德国汉堡已经有了一个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研究所，在波恩再建一个职教中心，未免过于集中了。但是教科文组织高层从政治上考虑要我继续与德方谈，尽量争取让德国方面贡献更多。

1999年夏天我去波恩，谈判中我从维护教科文组织利益的立场出发，非常坦率地向谈判对手表达了我方的担心，要求对方提供更好的条件。最后德方同意增加经费资助，联邦政府教育科研部将在5年内提供200万马克，经济合作部在7年内提供600万马克。我与索勒格司长经常在谈判桌上为双方提供的条件争执不下，但那是“各为其主”，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几轮谈判下来我们成了朋友。

建立这个中心对教科文组织有利有弊：从业务角度讲，会造成我方职教领域工作的人力与财力资源分散，弊大于利；从政治角度看，德国是我们最重要的会员国之一，它支持我们的职教领域工作，通过谈判我们争得了可能的最好条件，利大于弊。我据此向上呈交了一份分析报告，等待高层做出抉择。但当时总干事马约尔的任期只剩下几个月，他将这件事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松浦晃一郎1999年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后，出于与德国之间关系的政治考虑，在看了我的报告后最终决定在波恩建立这个中心。之后我与德国代表团完成了最后谈判，我方同意向中心提供三个职位和每年20万美元的项目经费。2000年7月我陪同松浦总干事到波恩参加了建立国际职教中心协议的签字仪式。松浦总干事与德国联邦政府教育科研部长共同签署了协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并主持教科文组织与一个会员国的谈判，我认为最好的谈判技巧就是以诚相待，既要考虑我方利益，也要顾及对方利益，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所幸我的德国谈判对手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努力完成了谈判。谈判中表现出的对教科文组织的忠诚度也使我得到了领导层的信任。

不过这个中心在最初十年的发展很不顺利，直到2011年中心招聘新的主任，在我的力主之下，原科伦坡计划培训学院院长舍马尔·玛江达被任命为主任。此人很能干，为人正派，熟悉职业技术教育。我要求他大胆工作，积极拓宽经费来源，尤其注意搞好与东道国的关系。后来中心工作有了明显改善，玛江达与德国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获得了更多的资助。同时我也加强了总部对中心的支持。到我离开教科文组织时，中心有近20人，财务状况也很好。中心的变化又一次说明，只要用对了人，事情就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还是那句话，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出主意和用干部。

奠定声望的国际职教大会

在教育的一些重要专业领域，教科文组织每十年左右会组织一次全球性的大会，使会员国能够总结与交流经验，根据各国面对的挑战讨论并确立以后十年的发展方向。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自那时起，全球职业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在1996年下半年担任职业教育处处长，看到会员国普遍希望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来临之前提供一个机会，探讨在新形势下，职业技术教育如何培养适用的人力资源，以适应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总干事马约尔也希望在他任内召开“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作为他的政绩。于是我们就提议召开这样一个全球性大会。

问题是哪个国家可以承办这个大会。我找到处里来自韩国教育部的张基元商量由韩国办会的可能性。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从一个废墟中的国家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发展教育和重视职业教育以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技能是关键因素之一。它的职业教育很有特色，我几次访问韩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韩国举行国际职教大会将有助于世界各国的与会者分享韩国的经验，对于韩国也是一种表彰。我们的运气很好，张基元回国后当了教育部长的秘书，在韩国教育部内做了许多工作。韩国政府在1997年上半年正式表态愿意承办大会。这样在提交给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的计划与预算文件中，我们写明将在1999年春季在韩国首都汉城举办“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会员国在审议我们的建议时都表示支持。

在为大会的主题“定调子”时，我向我的团队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培训结合；二是职教/培训机构与企业用人方结合；三是要融入终身学习的理念。我们邀请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11位资深职业技术教育专家讨论，他们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并且贡献了他们的具体想法与建议。我带领我的团队根据专家们的建议编写了一份题为“21世纪的需求改变：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挑战”的大会指导文件向各会员国散发。

办一个全球性大会有许多具体而繁杂的事务，处里的10个人就是我的全部力量，我必须总揽全局，合理安排，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外部依靠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和东道国，在内部依靠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单位。在处里我明确每个人的分工，每件事都有专人负责，我随时检查进度，同时重要信息共享。在18个月的筹备时间里，我们在亚太、非洲、欧洲、阿拉伯国家和拉美地区依靠教科文组织几个地区教育局和研究所，举办了5个地区性的预备会议，将讨论结果汇集成一个文件提供给汉城大会参考。我们邀请国际劳工组织等合作伙伴机构就职业技术教育的6个重要议题各撰写了一份参考文件，还邀请韩国政府准备了一份介绍该国数十年来发展与改革职业教育经验与教训的文件。

大会主席按惯例是由东道主韩国的教育部长担任，五位副主席来自其他地区（洲）。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大会的主报告人，此人要在会上根据讨论结果起草一个口头报告，在会议闭幕时宣读。我邀请了澳大利亚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昆士兰大学教授肯·威舍尔担任此职。事后证明我的选择非常正确，他的辛勤与高质量的工作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担任大会秘书长，带领我的团队负责全面组织与协调。

韩国政府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教育部长李海瓒亲自挂帅，教育部成人教育司司长金容铉负责协调。李海瓒是韩国一位从政多年、资历很深的政治家，与时任总统金大中关系密切，还和金大中一起坐过牢，深得总统信任。他当了教育部长后锐意改革，人们说他是内阁中“最有权力的部长”。那位金司长也很有来历，与金大中总统是老乡，是留美的博士，在教育部内很有权势。我们一见如故，配合默契。韩方有这两位参与，让我们的组织工作很顺利。

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于1999年4月26日至30日在汉城的洲际酒店举行。大会的口号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开幕式盛况空前，来自130个国家的近800名代表包括39位教育部长出席了大会。韩国方面还邀请了各国驻韩国的外交使节和韩国教育界的人士出席开幕式，会场上预备的1000个座位全部坐满，倾听韩国总理金钟泌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致辞。这一盛况与12年前的第一届国际职教大会的60个国家200多名代表相比，规模实不可同日而语，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世界各国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

据韩国朋友讲，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样的国际盛会在汉城还是头一次，很为韩国争颜面，也难怪韩国花了大力气来办会。大会主席韩国教育部长李海瓒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我作为秘书长坐在他旁边，随时为他讲解程序，协助他完满地履行了大会主席的职责。部长几次对我表示感谢，我因此与他和韩国教育部的官员们建立了友谊与互信，也为后来我在韩国与朝鲜之间斡旋教育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四天半的时间里，大会对我们提出的6个议题以全体会和分组会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全体会，由韩国的官员和专家介绍职教体系与改革经验。大会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各国代表参观韩国的几个职教培训机构。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上，大会通过了总报告人威舍尔教授做的口头报告和经过修改的大会《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建议》。

作为大会秘书长，我在会上繁忙至极，每天都要到午夜之后才能与我的团队一起离开。尽管我们的计划很周密，双方的团队都很努力，但是还是架不住那些“突发问题”。

在第一天的欢迎晚宴上，服务员说有巴黎来的紧急长途电话找我。那时还没有手机，我用酒店走廊的电话接通，原来是总干事办公室打来的。说某国教育部长当天到达，但是由于韩方工作失误，没有给他注册，所以也就未能出席金大中总统的午宴。该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到总干事办公室抱怨，认为部长受到“不公正待遇”。接完电话，一转身就看到这位部长带着一名随员和一位韩方官员已经站在我的身后。部长马上开始抱怨，说早就注册了，但是韩方没有找到名字，所以错过了重要活动。旁边的韩方官员却是一脸委屈。我很客气地表示歉意，并且为韩方承担了责任。听说他没有收到第二天马约尔总干事与各国部长进行座谈的邀请，我马上要部下当场打印好一份邀请函，并签了字给他。部长转怒为喜，连声为态度不好道歉，然后拿着邀请函高高兴兴地走了。韩方官员也长舒一口气，对我千谢万谢。后来我们查了，其实这位部长是当天早上才到汉城，看到注册处人挤人，韩方工作人员可能语言也不通，让部长火冒三丈。他认为自己受到歧视，干脆不注册了，打电话到巴黎的代表团去抱怨，代表团就闹到总干事办公室。这位部长来自一个小国，自尊心很强，最后还得我这个大会秘书长出面摆平。

在1999年5月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第156届执行局会议上，执行局委员们对会议的成功举行和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后来国际教育界普遍认为这是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恰逢新世纪到来之前，国际社会已经预感到经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会给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个新时代。这些变化和由此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对所有国家都是新的挑战，唯有充足与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才能保障国家在这场竞争中不被边缘化。这就是职业教育为各国政府尤为重视的原因。

大会适时提出了拓宽视野的“为所有人的终身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整体思维，强调了包括教育、培训和工作世界的共融互通。它强调了任何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应该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满足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不同学习需要，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这些理念成为与会的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的共识。后来我听到不少国家负责职教工作的官员讲，这次大会的建议对他们后来制定或改进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战略很有指导意义。

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组织大型国际活动是必要的经验。计划、筹备、开会再加上后续活动，对我来说，这段经历让我收获甚丰。一是通过这项工作与会员国政府、职教领域的国际组织和专业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教科文组织和我自己都赢得了一个好名声。二是在教科文组织内部显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格局和具体操作能力，树立了威望，建立了人脉。三是为我积累了组织超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熟悉了教科文组织的各种工作程序与规则，进一步丰富了多边外交经验。

组织汉城国际职教大会让我在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开始“显山露水”，凭实力成了教育部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这标志着我用六年的时间在教科文组织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的运气不错，不久之后，能够让我进一步显露身手的松浦总干事时代到来了。

联合国官员在巴黎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等级，任何人想加入教科文组织成为国际公职人员都要经过一个招聘程序。G级人员在本地招聘，P级和D级人员则面向全球招聘，占“地理分配名额”。所谓“地理分配名额”是教科文组织根据每个国家所缴会费、人口、发展程度等因素计算出各国可被教科文组织聘用的P、D两级人员人数的上限和下限。1993年我加入教科文组织时中国的正常名额是6~9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缴纳会费的逐渐增加，2018年中国的地理分配名额已经增加到23~39人。不过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工作人员的人数一直没有达到过名额的下限。

为了保证公平竞争，教科文组织每个岗位的招聘都要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对候选人筛选和面试。G级岗位的遴选委员会由至少三人组成，P级和D级职位则至少由五人组成，由该职位的直接上级主持。必须有其他单位的人参加，以确保不会由主持人员一手遮天。成员还必须考虑到地域平衡和性别平衡，也就是说成员必须来自不同地区（教科文组织把会员国分为亚太、非洲、阿拉伯、欧洲/北美、拉美/加勒比五个地区），还必须有女性官员。遴选委员会要把面试后推荐的候选人名单报告给部门的领导，然后报送人事局。在博科娃执政时，G级职位的任命由人事局的局长决定，P级及以上职位的任命由总干事决定。

总干事在挑选副总干事和助理总干事这层高官时会有政治考量。D级及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以能力来衡量录取，不过通常有不少会员国的大使会为本国候选人向总干事或助理总干事施加压力或者影响，特别是那些在秘书处内官员人数低于其地理分配名额下限的国家。我当助理总干事这些年经常有大使向我提要求，也经常看到他们向总干事提要求。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回答总是候选人必须通过正式招聘程序，合乎条件而被遴选委员会推荐，否则我们无能为力。教科文组织的人事制度是以岗位定级，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岗位上你升不了级别。如果想获得晋升，就必须报名竞争有空缺的更高级的职位。

教科文组织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一样，是个大量使用“缩写词”的世界。联合国内各种机构、职务、行动、计划的名称很多也很长，所以缩写词使用非常普遍。尽管许多人批评说公众不容易听懂，但是确实有用。比如对于总干事（Director-General）的称呼，我们平时都不叫她博科娃女士或者总干事，直接用总干事这个词的缩写“DG”两个字母称呼她。而我作为助理总干事（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不少国家的大使称我为“ADG Tang”，多简单！

为方便工作，教科文组织发给官员封面印有联合国会徽的“联合国通行证”（UN Laissez-passé）作为因公出差的旅行证件。D1级及以下人员持蓝色通行证，D2级及以上的高级官员持红色的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通行证。不过那些驻各国办事处的主任即使级别低于D2级也持有红色通行证，因为他们相当于教科文组织的“驻外大使”。联合国官员都保持自己的国籍，出差时可以使用联合国通行证，私人旅行时要使用本国护照。我初到教科文组织时领取的就是蓝色的联合国通行证，同时还持有中国公务护照。以后我被提升为高级官员，换领了给高官使用的红色联合国通行证，我的中国护照也换成了外交部签发的红色外交护照。中国一共有四种护照颁发给它的公民：棕色封面的普通护照、因公普通护照、绿色封面的公务护照，以及红色封面的外交护照。从1979年我出国留学到现在，40年间这四种护照我都用过。联合国的蓝色和红色的两种通行证我也都用过。世上有机会用过六种护照的人恐怕不多见吧。

联合国两种不同颜色的通行证的区别有时连法国的警察也分不清，好几次我在巴黎机场通关时被法国警察拉住问，我的红色通行证与他们常见的蓝色的有什么不同，因为用红色的高官不多见。也常有人问我，拿着联合国护照可以不用签证随便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自由旅行吧？其实不然。有的国家对联合国通行证免签，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要办理签证，所以有时候有的同事图省事，就使用自己国家可以免签的护照出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联合国总部在美国，但是美国却不承认联合国通行证，所有联合国官员去美国都必须使用自己国家的护照。我因为每年都要去联合国总部几次，所以必须用我的中国外交护照办理美国签证。好在美国使馆每次都给我三年有效多次入境的G4官员签证，入境美国时可以走外交通道，享受免检礼遇，至少不用排长队，省去不少麻烦。

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比法国工薪阶层要好许多。跟了我十多年的秘书是法国人，她不到40岁，工资比法国的中学教师还高不少，而且不用缴纳所得税。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原来是60岁，后来改到62岁，最近又改到65岁。员工退休后可以按工作年限领取退休金。P级和D级人员还享受子女的教育补贴，每个子女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都可以有一定比例的补贴。只要不总想着给儿女攒钱，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公务员在巴黎的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这里说一说我们在巴黎的衣食住行。

先说“衣”。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教科文组织在此自然也受到影响。在总部上班，男人每天当然要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女性通常穿着也很时尚。人靠衣装马靠鞍，中国人在巴黎工作尤其应该注意着装。我们通常不如西方人高大威猛，如果再穿得邋遢，很影响形象。另外我们中国男人不好好梳头的特别多，蓬乱不洁的头发给人以不修边幅的感觉，那很让人心里看不起。

我以前在加拿大做过外交官，自以为对穿洋装不生疏，但是到法国看自己还是落伍了。在加拿大，夏天人们习惯西服内穿短袖衬衫，而在法国，男人永远穿长袖衬衫，而且多为白色，天气再热也不改。领带特别重要，其质地、花色、图案都体现主人的品位，而且必须要与西装颜色相配。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上班，随时会碰到来自各国的大使。大使无论男女，人人服装入时、庄重。总之，入乡随俗，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要融入这个环境。在这一点上，同为亚洲人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通常比我们强，他们西装的质感通常好过中国的品牌。不过近年来国内量身定做的西装已经有很大改进。我当初入行时那位意大利籍的处长精于此道，给了我许多指点。

再说“食”。法国是个讲究吃的国家，法国大餐自不必说。我这些年在巴黎去过许多风格口味各异的法国餐厅，好餐厅不单是味道好，还要“讲究”。从台布到餐具到服务人员，服务好、环境好、氛围好，那是一种享受。我曾经陪同博科娃总干事到法国外交部大楼出席一次外交部秘书长的小范围午宴，在一个宽敞的房间内一张圆桌共四个人用餐。头顶上的水晶吊灯和壁灯将房间照得通亮，四周墙上装饰金碧辉煌，浅红色的落地窗帘，周围是路易十四式的家具，墙上挂的是人物油画，感觉像在一个博物馆里。餐具都是金色的，有两位穿着燕尾服的男侍者服务。菜式很简单，有前盘、主菜、甜品和咖啡，味道甚佳，当然还有法国酒。主要是那种氛围让人很舒适。在巴黎我也应不少国家的大使邀请去他们的官邸赴宴，有些是用自己国家的特色餐食待客，自然正宗。日本大使就对我说过，她从日本带来的日餐厨师是巴黎最好的，我吃过后要说，此言不虚。

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的七楼有一家法式餐厅，窗外正对埃菲尔铁塔，还可以看到附近荣军院的金顶，景色极好，做的法国菜很不错，我们招待来客的公务宴请都在那里。说到宴请，我作为助理总干事可以公款宴请访客，但不可以请教科文组织的同事。有时在驻外办事处工作的同事来总部办事，我请他们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宴请外客时可以有部下陪餐，但是我方人数不能超过外方人数。总部还有一个员工食堂，是自助餐，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中午多在此就餐。这个食堂是外包的，做的饭很差劲，员工意见很大，多次通过工会呼吁领导层采取行动改善服务，但不果。

我以前留学时养成从家里带三明治当午饭的习惯（法国人没有这种习惯，中午一定要出去到餐馆吃午餐），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以后延续了这个习惯，午休时间一边在电脑上看邮件，一边吃三明治。后来有一次我接待摩纳哥大公阿尔贝二世，饭桌上他的侍从武官对我说，这样吃午餐对健康最有害，他刚刚改了。我听了他的建议，以后也把吃饭与看邮件分开。我们的总部内还有两个咖啡厅，法国人习惯上班后先去喝咖啡，吃完午餐还要喝。因此每天早上9—10点还有午饭后咖啡厅总是人满为患。我尽管工作忙，但仍然每周会去一次咖啡厅，与同事“联络感情”。

接着说“住”。巴黎既有在一二百年的石头老房子内宽敞明亮的贵族之家，也有七八十年前建的红砖墙内窄小的居室，当然也有设备齐全的现代公寓房。我去过不少国家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驻地和大使官邸，通常都是在那些高大舒适的老房子里，有些还属于文化遗产。教科文组织为它的员工发工资，但是不提供住房，只有总干事有一个官邸，在巴黎七区荣军院对面的一座公寓楼的二层。博科娃总干事曾经邀请我和夫人去她的官邸过圣诞节，官邸很宽敞，有二百多平方米，但是内部装修并不豪华。不过官邸窗外的景色很好，直接对着巴黎荣军院，晚上荣军院的金顶在灯光照射下非常漂亮。其他工作人员都要租房或者自己买房。官员有流动性，人们通常先租房，以后如果工作变动不大，可能会在巴黎长住下去了，买房则比较划算。当然，巴黎的房价很贵，特别是市内一些高尚区，在全世界大城市中也是属于上层水平，所以“巴黎居，大不易”。收入低一些的人会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巴黎远郊区买房，不过他们上班就要乘市郊列车再倒地铁，每天可能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以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收入，买个一般的住房还是有能力的。人们通常会向银行或教科文组织员工自己的金融机构贷款，近年来贷款利率很低，故买房的人很多。

最后说“行”。教科文组织总部只有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有专车，其他多数人会自己买车。在法国，外交官买车可以免销售税，巴黎卖高档车的车行通常还会给另外的折扣，所以买车是很划算的。但是在巴黎开车和泊车都很费劲，不少人宁愿乘坐地铁上下班，巴黎的地铁号称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每天开车6公里上班，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我家都有地下车库，很方便。P5级及以上官员的车挂绿色的CD（外交使团）字样的外交牌照，例如我的车牌号是401CD3069，401是教科文组织的编号。P5级以下人员的车也挂绿色牌照，不过中间是字母K。

外交车比较方便，在法国，警察经常会在路边设岗查车，但他们从来不会截停外交车。巴黎市内泊车困难，有时去办事，找不到停车位，可以把车停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只要不妨碍交通，警察一般不会开罚单，开了罚单也没人去缴罚款。不过在巴黎市区开车绝对是一大考验，法国人生性散漫且崇尚个人自由，表现在开车上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里有许多转盘路，最典型的是围绕凯旋门的道路，大量车流从四面八方的路口汇到一起，只有一条规矩：礼让右侧来车。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某年来巴黎玩，租了一辆车，这位从小就开车的老手开到凯旋门后吓得停住车不敢走了。

许多来过法国的中国人说法国人不大讲英语，法国的警察就是这样一类人。我多年前初到巴黎时开车经常走错路，违反交通规则后，执法的法国警察几乎没有人能讲英语，但是对外交官还算客气。近几年来法国的年轻警察许多人会讲英语了，有时路上碰到还会与我聊几句，我夸他们英语讲得不错他们都会很兴奋，这也是全球化对法国的影响。不过在法国开了二十多年外交车，退休之后开车还真有些不习惯，要学会在方向盘之后“重新做人”。

在联合国官员高收入、高福利的光鲜背后也有生活不易的一面。这些国际官员几乎都是“背井离乡”，工作压力又很大。在多元文化和非母语的环境中工作，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都不大容易处理好。年轻的官员由于流动性大，找到合适的本国配偶的机会不大，因此单身者的比例和跨国婚姻的比例比较大。年岁大的官员常常是配偶在本国有自己的事业，无法随任，两地分居的情况很多，离婚率也高。也有配偶随任，但是要抛弃自己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些都给我们的国际官员带来很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

据说法国是全世界人均服用镇静药最多的国家，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常有这个需要。由于工作紧张，曾经有一阵在数月内我们的三位司长都在出差时晕倒在机场。后来我做教育部门的办公厅主任时，倾听同事们遇到的困难与诉求是我的职责之一。很多同事因工作中人事关系中遇到问题来找我倾诉，我要安慰、开导他们，也要为他们寻求解决办法。多次有女同事在向我诉说遇到不平之事时声泪俱下，我在办公室不得不预备一盒纸巾以备不时之需。光鲜背后的生活确实很不容易。

在巴黎生活，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国内媒体经常有报道中国游客在巴黎被偷、被抢的案例。其实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有安全之虞，我妻子前些年就两次遇险。一次是她开车在等红灯，有两个小混混用砖头砸破车窗，拿走她的皮包后开摩托车跑掉，虽然人没有伤，但是受惊吓不小。还有一次她开车回到家里的地下车库，有个青年尾随她到车库，从她手中将手包抢走后逃之夭夭。人没受伤已是大幸，到警察局去报案，即便是外交官配偶遭劫，警察能够做的也不过是做个笔录，然后建议我们向住处的业主委员会要求加装监控设备。

我在做处长时，手下有一位日本文部省派来工作的“协理专家”，是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能干。有一天竟然在巴黎的住所被歹徒入室劫财杀害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很大的恐慌。几年后我去日本出差曾经在文部省官员的陪同下到她的家乡浜松市，看望了她的父母家人并为她扫墓。她的家人和日本文部省对我的做法很感动。巴黎的治安甚是堪忧，这是在巴黎这个城市居住的负面体验之一，安全感远远无法与在中国的大城市相比。

早年间法国政府曾规定，教科文组织官员的配偶在法国不可以就业。我1993年到法国时，我妻子黄湘在中国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做副处长，本来我想她应该可以在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但是当时国内规定，国际公务员家属不可在驻外使馆工作，据说是要避免影响我们的中立性。这样黄湘为了我只有做出事业上的牺牲，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带着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来到法国随任。还好法国规定教科文组织P5级及以上官员的配偶和不满18岁的子女享有同等待遇，所以他们也有外交身份，出入境享有免检礼遇。

妻子在法国无法工作，但总要有些事做。最初几年女儿在巴黎上小学和中学，我妻子每天开车接送，监督女儿做作业，还要指导她继续学中文。我工作忙，教育女儿主要靠我妻子。教科文组织有一个“配偶协会”，经常组织官员的夫人们参加法国的一些社会活动，我妻子也经常参加。另外，游泳、健身、学法语也是她消遣时间的方式。我做助理总干事后去各国访问很频繁，妻子也会挑一些她感兴趣的国家与我同行。

我们的女儿唐宛枫9岁时随我们来到法国，我们把她送入一所英、法语双语国际学校。她在那里念了小学和中学，通过了法国的高中会考之后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念政治学。这是她的曾祖父100年前作为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所学的专业。在麦吉尔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后女儿回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可以流利地讲英、法、西班牙三种外语的她先后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化工集团工作。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五代的“海归”，也在为中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