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基钦纳的助手们

I

陆军大臣既不愿意接触女性（他一贯如此），也尽量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只生活在一个由男性组成的小圈子里。他的私人军务秘书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Oswald FitzGerald）中校几乎是唯一一个常伴他左右的同伴。菲茨杰拉德经常代表基钦纳与人通信和交谈。如果有人说自己曾与基钦纳通信，实际上与他们通信的就是菲茨杰拉德。

基钦纳一直十分倚赖他的幕僚们。现在，随着他跻身伦敦的权力中心，不仅仅是菲茨杰拉德，就连其他留在埃及和苏丹的幕僚们也都鸡犬升天，与他一同进入了权力中枢。就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基钦纳伯爵不仅选取了新的中东政策方向，还精挑细选了一些第一线的官员，由他们指导或直接参与政策的执行。埃及和苏丹的英国官员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被人冷落和忽视，终于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基钦纳在阿拉伯世界的老部下们跟他一道，在东方政策的制定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到1914年底，基钦纳已经在政府出台的政策上打上了明显的个人印记。不过，给英国带来更深远影响的是，基钦纳挑选出了那些在中东事务上为英国政府提供信息和建议的人，这些人在战争中乃至战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基钦纳把权柄交到了他们手中，衡量信息价值和制定政策的任务就从这个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转移到了埃及和苏丹的殖民地首府。伦敦的官员们或许对中东事务并不精通，但他们更倾向于用更加宏大的、具有全球视野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在埃及和苏丹操持中东事务的老手们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种种偏见，完全不受外界约束。对陆军大臣本人来说，开罗和喀土穆的英国领地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地方，而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这些地方。

有人评论说，陆军大臣的弱点是他在英国“差不多算是一个外乡人”。对他来说，伦敦比开罗和加尔各答更陌生。元帅在陌生的面孔前总是感到非常局促不安。因此，他总是从埃及的幕僚那里获取有关中东的信息和建议，而不依靠伦敦的陆军部和外交部。在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时候，他要求他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跟他一起留在伦敦，但斯托尔斯告诉他此举不符合政府制度。即便在斯托尔斯回到埃及之后，基钦纳依然向他寻求建议。斯托尔斯出生于一个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颇有学识，当时年纪在35岁上下。他只受过东方语言文学方面的本科教育，但在开罗代表处东方事务秘书职位上十多年的履历，让他成了一位中东事务专家。尽管直到战争爆发后他才终于获得了外交人员身份（只是二等秘书），但较低的职位并不能反映出他在元帅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II

到了1914年底，局面已经很清楚：战争不可能迅速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元帅暂时无法回到开罗，因此英国需要选出一位新的驻埃及代表。为了给自己留住这个职位，基钦纳亲自选择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代他理事（麦克马洪的官职头衔是高级专员，而非英国驻埃及代表）。麦克马洪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平平常常的军官，原本已经快要退伍。

即便在麦克马洪上任之后，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在埃及与苏丹的同僚们依然把陆军大臣视作他们真正的首长。埃及英军的指挥官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Sir John Maxwell）每次都直接向陆军部的基钦纳汇报工作，而不通过这位新来的高级专员。

弗朗西斯·雷金纳德·温盖特（Francis Reginald Wingate）中将是陆军大臣在中东的追随者中的头面人物。他是基钦纳埃及军队色尔达和苏丹总督这两个职位的继任者。温盖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都在东方服役，主要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据说，他精通阿拉伯语。关于他在喀土穆战役中的角色，记者乔治·斯蒂文斯这样写道：“温盖特上校无所不知，他正是因此而闻名的……每当对付满嘴谎言的阿拉伯人时，温盖特上校可以跟他们聊上几个小时，然后不仅知道他们说的话里哪些是真的，而且还能挖掘出被隐藏起来的真相……在温盖特上校面前根本没有秘密。”

温盖特在喀土穆管理着苏丹。这座常年被太阳炙烤的首都有大约7万名居民，全城都是按照基钦纳伯爵的规划重新建设的。喀土穆距离开罗2165千米，可以乘轮船和火车来往。温盖特感觉自己孤零零地留在这里，被人遗忘了。1915年2月18日，他在一封标记为绝密的信里，对驻扎在埃及首都的苏丹代表抱怨道：

“厨房”里有太多的“厨子”，所以我们的阿拉伯政策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越思考阿拉伯政策的问题，就越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发表意见，除非政府正式要求我们发表自己的观点。

至于我自己，你肯定还记得，尽管我在埃及和苏丹待了这么多年，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但几乎没有人在阿拉伯政策问题或其他相关问题上征求过我的看法。

……

就像我经常说的，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与邻近的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和居住在圣地的穆斯林的想法。但很显然，英国或印度的政府当局并不这么看。所以，我眼下还是保持缄默为好。

但实际上，温盖特根本保持不了缄默。就在12天之后，他又提到，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认为“我们应该把有用的信息和观点分享给”负责制定政策的人。

温盖特在开罗的代表是苏丹政府驻埃及官方代表吉尔伯特·克莱顿，此人也曾经在苏丹战役期间效命于基钦纳伯爵帐下。1895年，克莱顿被任命为皇家炮兵部队的军官，随后来到埃及，此后就一直在埃及或苏丹生活。在1908—1913年，他是温盖特的私人秘书。他从1913年开始担任苏丹政府驻开罗代表，同时兼任埃及军队的情报主管。1914年10月31日，直接向基钦纳汇报的埃及英军指挥官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任命克莱顿为开罗的情报工作主管，同时负责英国行政当局、英国军队和埃及军队的情报工作。因此，伦敦得到的有关埃及的情报数据，实际上全都出自身兼三职的克莱顿一人之手。以前曾在军中担任上尉军官的克莱顿，在战争期间扶摇直上，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了一名将军。

对于在战争期间蜂拥来到开罗投身情报机关的那些追求冒险的年轻考古学者和东方学者来说，克莱顿就像是一位慈父般的导师。他一定有着一些出类拔萃的品格，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全都对他充满了喜爱和崇敬之情。在他们看来，他精明、持重、理智、可靠。他比他们大多数人都年长10岁左右。对他提出的建议，不论最终是否接受，他们都会洗耳恭听。在他们看来，他就是熟练老手的化身。

III

虽然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经常不同意温盖特和克莱顿支持的观点或提议，但是鉴于他们在中东地区多年的经验，战争期间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或专业知识。一直到战争结束后多年，戴维·劳合·乔治才根据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提出了一个观点：温盖特和克莱顿的能力欠缺到了危险的程度。

在劳合·乔治看来，开罗的英国当局对敌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写到，在1916年的某一个时间点，奥斯曼帝国已经疲惫得无力再战了。如果埃及的英军可以在此时——哪怕是在1915年——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发动进攻，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击垮”土耳其人，继而让英国可以穿过巴尔干半岛去击败德国。在他看来，错失良机的根源在于情报部门，他们要么是不知道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情况，要么是未能准确报告他们了解的情况。他认为，这导致英国失去了按照自己希望的条件赢得战争的机会。

开罗情报机关的失职还有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例证：它未能发现敌人的特工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进了埃及政府。一直到1916年，奥斯曼事务专家温德姆·迪兹来到开罗工作，发现埃及的警察部队已经被间谍渗透得千疮百孔，土耳其人的间谍网络这才遭到摧毁。

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前大约一个月，也就是1914年的秋天，埃及的英军指挥官马克斯韦尔将军在写给基钦纳伯爵的信中说：“从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发来的报告难辨良莠……土耳其人在边界守卫森严，我们的情报人员无法渗透进去，而之前安插在边境那一边的情报人员已经被干掉了。因此，我得不到任何直接的信息。”他还令人不安地提到，敌我双方的情报工作水平差距悬殊：“东方到处都是德国间谍，他们总能搞到很有价值的情报。”马克斯韦尔很早就发现了这些迹象，足以说明开罗的情报工作存在严重不足，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马克斯韦尔至少还知道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情况一无所知，温盖特和克莱顿则深信自己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对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的错误论断全盘接受，认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掌握在一群亲德的犹太人手里。在1914年底，温盖特将军还把战争罪责归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群犹太人、金融家和出身卑贱的阴谋家”的头上。

有关穆斯林民意的错误情报，更是让马克斯韦尔和他的同僚们错上加错。战争刚一爆发，斯托尔斯就给马克斯韦尔发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叙利亚的一位线人关于敌后民众情绪的汇报。据这位线人说，叙利亚的居民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认为帝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联系密切，是左右巴勒斯坦政策的最重要因素。”这位线人如此说道。有关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即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谣言传了一年又一年，最后导致“一战”中的英国内阁认为自己必须马上发表一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

在1914年底的时候，斯托尔斯写信给基钦纳（也就是说，写给基钦纳的私人军务秘书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中校），对战后中东的安排方案做了一番评论。他宣称穆斯林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因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是战争的开启者。“不过，如果我们把新征服的土地交给一个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民族，穆斯林应该不会特别愤怒，尤其是考虑到正是那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把土耳其人推下了悬崖。”不过，从外交部和阿拉伯局后来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出，即便在非土耳其人聚居的地区，穆斯林其实也是普遍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而且支持它与德国结盟。斯托尔斯认为穆斯林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早在战争爆发前很久，穆斯林就开始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了，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建立定居点的时期。

克莱顿和斯托尔斯收集信息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们经常不加检查和比对，就全盘接受单一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他们似乎十分依赖直觉，就像斯蒂文斯笔下的温盖特那样，靠直觉判断当地人到底讲了多少真话。后来在战时成为伦敦情报主管的约翰·巴肯在他的冒险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的第二章里写道：“事实上，地球上只有我们这个民族能培养出一些奇人，他们能够洞悉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民族的真实想法。或许苏格兰人在这方面的天赋更胜过英格兰人一筹，但我们整体上要比其他民族强上十倍。”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表现得就像巴肯小说中的苏格兰英雄一样，能够了解奥斯曼帝国当地人的真实想法。但事实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

有一些报告声称，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地区对帝国的统治心存不满。在评估这些报告的时候，开罗的英国当局没能领会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被非穆斯林统治，是他们的一大政治理念。在敌人的国境内，的确有一些穆斯林不满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统治，但他们只想用另一个土耳其政府，或者另一个伊斯兰政府取而代之。对他们来说，由英国或是别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来统治他们，是难以忍受的。

显然，斯托尔斯认为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用形式上的埃及人的统治来替代土耳其人的统治。他提出，可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缔造一个新的埃及帝国，用它来取代奥斯曼帝国，而在这个埃及帝国的背后，英国总督基钦纳伯爵实际控制政权。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叙利亚失去民心的报告尤其让斯托尔斯感到欢欣鼓舞，他相信自己可以为叙利亚人提供一个受欢迎的替代方案。他经常收到报告说，除了与法国人关系密切的马龙派基督徒，大部分叙利亚人都不愿意在战后被法国人统治。这些报告的内容是准确的。斯托尔斯和他的同僚们想当然地认为，阿拉伯语民族没有能力实现自我管理，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斯托尔斯倡导的方案：把叙利亚并入英属埃及。

这样一来，既然叙利亚人认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同时他们又厌恶法国人，那么叙利亚人自然是亲英的。在阅读了一位呼吁阿拉伯独立的叙利亚领袖人物递交的备忘录后，克莱顿这样总结道：“无论是叙利亚的基督徒，还是那里的泛阿拉伯民众，他们都在倒向英国，也只能倒向英国。”1915年2月2日，斯托尔斯在写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无论是叙利亚的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强烈赞同将叙利亚并入埃及苏丹国……”在他看来，唯一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当积极利用这种情绪。就在同一天，刚刚到任的开罗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也写信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寻求指导。麦克马洪显然受到了斯托尔斯和克莱顿的影响。他写道：“叙利亚人希望我们能够介入。他们还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给他们帮助，他们就只好向法国人求助；尽管比起法国人，他们更喜欢我们。”

身处第一线的英国人执迷不悟而又野心勃勃，一心以为阿拉伯人想要被欧洲人统治。正是在这种错误信念的鼓舞下，基钦纳的左右手们打算控制叙利亚。身处第一线的法国人同样执迷不悟、野心勃勃，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叙利亚。

IV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法兰西的骑士们曾经在叙利亚建立王国，建设城堡。而到了1000年之后的1914年，仍然有法国人把叙利亚视作法国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法国人与叙利亚黎巴嫩山海岸地区的一个基督徒群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法国的航运业、丝织业和其他利益团体都看好这一地区的商业机遇。因此，无论是从宗教、经济还是历史的角度上看，法国都认为自己有必要涉足叙利亚事务。

因此，就在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法国的中东官员（就像他们的英国同行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一样）制订了吞并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的计划。法国驻开罗公使和驻贝鲁特总领事也立刻要求本国政府出兵入侵黎巴嫩海岸。根据他们堂吉诃德式的计划，法国只需要派2000名士兵登陆，因为他们相信会有3万名当地志愿者加入法军。兵贵神速。在他们看来，法国必须赶在土耳其在当地召集起一支军队或是英国人先发制人之前就采取行动。

他们的提议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国政府接到这份提议时是1914年11月。当时，法国政府还流亡在波尔多。在此之前，面对德军的马恩河攻势，法国政府被迫撤出了巴黎。尽管在议会、外交部和内阁里都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殖民主义者，但是在11月，每个法国人的注意力仍然还集中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残酷战场上。因此，派兵前往叙利亚的提议被否决了。

不过，到了12月，在欧洲对峙的两方军队已经进入堑壕，法国政府也回到了巴黎。此时，入侵叙利亚的提议引起了注意。一个殖民主义政客代表团成功争取到了一些政治人物对远征叙利亚方案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不过，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斯（Theophile Delcassé）却仍然极力反对这一方案。“没有比入侵叙利亚更没意义的事情了。”他说道。德尔卡斯代表了许多法国官员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吞并叙利亚，还不如保留奥斯曼帝国，这样更符合法国的利益。在1914年，奥斯曼帝国私营部门45%的境外投资来自法国，法国还持有奥斯曼帝国国债的60%。因此，让奥斯曼帝国好好活下去对法国来说关系重大。

1914年12月30—31日，即将去开罗接替基钦纳职位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造访巴黎，会见了法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官员。不过，他未能妥善回答他们关于英国中东政策的问题。麦克马洪以鲁钝无能闻名，但法国人并不认识他，还以为他非常精明狡猾。法国陆军部长米勒兰把麦克马洪含糊其词的答复视作有意为之的回避，认为其目的是掩盖英国入侵并独占叙利亚的阴谋。

米勒兰立刻把他们的会面情况汇报给了法国内阁。内阁授权米勒兰，只要英国人组建入侵叙利亚的远征军，那么不论英国是否邀请法国一同行动，他也应该立刻组建一支远征军。1915年2月，德尔卡斯来到伦敦，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及了叙利亚问题。格雷向法国外交部长保证，英国不会在没有提前通知法国的情况下入侵叙利亚。两位外交首脑似乎达成了共识：如果要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不会阻挠法国在叙利亚的计划；但最好还是不要瓜分奥斯曼帝国。

就这样，两国的外交首脑化解了两国之间的分歧，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是，英法两国在中东第一线的人员却继续在两国之间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中东地区充满误解的基钦纳和他的助手们也继续追寻着他们危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