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这个不幸家庭的父亲，威廉·葛哈特，在个性上相当引人注意。他出生在萨克森王国，为人硬气，十八岁时因为反对征兵制的不公逃到巴黎，又从那里去往充满希望的土地——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他慢慢地从纽约到费城，又往西走，有一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各个玻璃工厂工作。在这片新大陆的一个浪漫的村庄里，他找到了意中人，一个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单纯的美国女孩。他又搬到了扬斯敦，随后到了哥伦布市，一直跟着一个叫哈蒙德的玻璃制造商，生意起起落落。

葛哈特是一个实诚人，他喜欢别人看中他的这点品性。“威廉。”他的雇主曾经对他说，“我雇你，就是因为相信你。”在他看来，这一点比金银财宝更可贵。

他的诚实，就像他的宗教信仰一样，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从来没琢磨过个中原因。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刚毅的德国匠人，从来没有骗过别人一美元，这种品性原原本本地从血脉里传承给了他。

他对路德教派的狂热，随着多年来浸淫在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仪式和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不断加强。在他父亲的小屋里，路德教牧师的权威无所不在。他还承继了一种想法，路德教派组织是完美的，赐予的教诲对于未来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妻子名义上是门诺派教徒，但欣然接受丈夫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家庭对上帝虔诚敬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个走动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路德教堂，而路德派牧师永远都是他们家的座上贵宾。

哥伦布市教区的文德牧师是一个真挚热诚的教徒，但是脾气顽固，恪守教条，为人有些偏执。他认为只要他的教民跳舞，打牌，看戏，就可能得不到永恒的救赎。而且毫不犹豫地大声疾呼，如果谁不听从他的训诫，地狱之口正张大嘴准备吞噬他。酒，哪怕只是偶尔喝，也是种罪过。吸烟嘛，他自己倒也吸的。正当的婚姻行为以及婚前的守贞都是教徒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他说过，谁家的女儿若不能保持她的贞洁，做父母的若是疏于管教，纵容女儿的堕落，那么就谈不上什么救赎了。地狱的门就是给这些人开着的。想要避免永恒的天罚，必须沿着那条笔直而狭窄的路走，因为公正的上帝每一天都在对罪人发怒。

葛哈特和他的妻子，还有珍妮，对于文德先生对教义的解释全盘接受。不过，对珍妮来说，这些教条有点形同虚设，宗教对她还没有实质上的束缚。只是知道天堂的存在能让人高兴，地狱的存在会让人恐惧。年轻男孩女孩应该乖顺地听父母的话。除此以外，和宗教有关的问题她都闹不大明白。

葛哈特先生相信教堂的布道坛上说出的一切都是真理，死亡和来世都真实地存在。

如今，时间一年年地流逝，而这世上的难题也越来越不可言喻，他越发可怜而焦灼地紧抱着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教义。啊，他还要怎样才足够诚实正直，让上帝没有理由把他拒之门外。他颤抖，不只为自己，还为他的妻儿。未来的某一天他难道不要对他们负责吗？他的疏于教诲，训导不力难道不会陷自己和他们于永恒的罪孽之中吗？他想象过地狱的折磨，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家人会是什么样。

拥有如此深刻的宗教意识，他对孩子们自然十分严厉。他微眯着眼睛注视年轻人，他们为欲望所乐，为欲望所累。未经父亲的允许，珍妮绝不能有爱人。即使和哥伦布市街上邂逅的年轻人眉目传情，回到家里就要彻底斩断情丝。葛哈特忘了，他自己也年轻过，他关心的只有珍妮灵魂的福祉。布兰德也就成了珍妮生活中新奇的存在。

参议员刚开始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时，葛哈特爸爸那套老传统就失去威信了。他没办法拿这一套来判断这么一个人物，追求他漂亮女儿的不是个寻常人。布兰德参议员进入他们家庭生活的姿态完全是新鲜的，又是合理的，还没等任何人反应过来，已经成了他们家活跃的一份子了。葛哈特自己也被蒙蔽了，只想着他是给家里带来荣耀和好处的源泉，对他的关切和帮助全盘接受，不声不响地继续过日子。他的妻子也就没跟他说起，在那个美妙的圣诞节前后送来的许多礼物。

然而，有一天早上，葛哈特下晚班回来时，他们的邻居奥托·韦弗上前跟他搭话。

“葛哈特。”他说，“有句话要跟你说。作为你的朋友，我得把听到的都告诉你。街坊们现在都在说那个来看你女儿的男人。”

“我女儿？”葛哈特说，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而且还越发感到难受，不全是因为他话里有话，更多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你说的是哪个人？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来看过我的女儿。”

“你不知道吗？”韦弗问道，语气差不多和葛哈特刚才听到这番话时一样震惊了。“那个中年男人，花白头发的，有时候拿根手杖。你不认识他？”

葛哈特的脸上写满迷惑，绞尽脑汁地想着。

“人家说他以前是参议员。”韦弗继续说，对自己的话也不完全肯定，“我是不知道。”

“哦。”葛哈特说道，明显松了口气。“是布兰德参议员。是的，他来过几次，所以呢？怎么了呢？”

“没什么。”他的邻居说，“只是有些闲言碎语。他年纪不小了，你知道的。你女儿最近跟他出去过几次。这些人看见了，就说了些闲话，我想应该让你知道的。”

葛哈特听了这骇人的谣言，气得发抖。人家说这种话绝不是空穴来风，珍妮和她的母亲难辞其咎，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维护自己的女儿。

“他是我们家的朋友。”他含含糊糊地说，“不知道的事情不能乱说。我女儿没做错事。”

“就是嘛！本来就没什么事。”韦弗接过话头，“别人说起闲话都是无凭无据的。你和我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葛哈特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直到一种无力感莫名地砸向他，手里的锯子也跌落在地。世界太冷酷，对他总是怀有恶意。世间的评价和好意是多么要紧，他为了谨遵世道费了多大劲啊！为什么总是背弃他，不顺他的心？

“谢谢你告诉我。”他动身回家，嘴里喃喃地说。“我回去看看怎么回事，再见。”

葛哈特回到家后第一时间就质问妻子。

“布兰德参议员来找珍妮，是怎么回事？”他用德语问道，“邻居们都在说闲话了。”

“哦，没什么事。”葛哈特太太同样用德语回答道，她无疑也被这问题吓了一跳，“他是来过两三次。”

“你没跟我说过。”他说，为心软的妻子包庇纵容孩子们感到有点恼火。

“是没告诉你。”她说，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只来过两三次。”

“两三次！”葛哈特大声喊道，德国人的大嗓门都出来了，“两三次！街坊邻居都在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过就是来了两三次。”葛哈特太太无力地重复着。

“韦弗刚才在街上碰到我了。”葛哈特继续说，“跟我说人家都在说我女儿跟一个男人出去。我一点都不知道，只能呆呆站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算什么事儿？他会把我当成什么人？”

“那都不是事儿。”孩子他妈用一句实在的德国习语回答道，“珍妮是跟他出去散步过一两次，他也到咱们家来过。别人有什么闲话好说的？难道女孩子就不能找点乐子吗？”

“可他都是个老头子了。”葛哈特用韦弗的话说，“他是个公众人物，来找珍妮这样的女孩图什么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葛哈特太太带点辩护的意思说，“人家自己要到我们家来的。我只知道他是好人，难道还能叫他别来？”

葛哈特回答不上来了，在他看来，参议员先生是个大好人。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情况让人觉得害怕。

“街坊邻居的嘴可从来没闲下来过，他们现在又没什么别的能说，就说珍妮的闲话。孩子的好坏你最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她？”那心软的母亲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那就行了。”葛哈特嘟嘟囔囔地说，“但是他不该到我们家来，带着珍妮这样年纪的女孩出去。就算他没有坏心，影响也不好。”

这时候珍妮来了，她在外屋和弟弟妹妹一起睡觉，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但是没听出话里的深意。见她来了，母亲转过身去，朝她做饼干的桌子上俯下身去，好让女儿别看见她哭红的眼睛。

“怎么了？”珍妮问道，看到父母默不作声，隐约有种让人紧张的气氛，有点摸不着头脑。

“没什么。”葛哈特先生说，语气强硬。

葛哈特太太没有表示，但是她一动不动的样子本身就是种表示。珍妮朝她走过去，很快就发现她刚才哭过。

“这是怎么了？”她惊疑地问道，盯着她的父亲。

葛哈特先生只是呆呆地站着，她女儿的清白胜过对罪恶的恐惧。

“怎么了？”珍妮又柔声问了母亲一遍。

“哦，就是那些邻居。”她母亲磕磕绊绊地回答道。

“他们老是胡说八道一些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

“又是说我吗？”珍妮问道，脸微微泛红了。

“你看。”葛哈特先生仿佛是在对整个世界说，“她自己都知道了。那他来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邻居们都在说了，我却到今天才知道，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珍妮喊道，纯粹为母亲感到可怜，“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葛哈特还在用德语嚷嚷着，虽然珍妮是用英语回答的。“人家都跑到街上拦住我告诉我这件事情了，还没关系？说这种话，真不害臊。本来还觉得那个人挺好的，现在既然你不肯告诉我，要从别人嘴里告诉我，那我可不知道应该怎么想了。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难道还非要从邻居那里才能知道吗？”

母女俩都愣住了，珍妮开始感觉到他们犯的错误有点严重了。

“我从来没有因为做了坏事而瞒你的。”她说，“怎么了嘛，他不过是带我出去兜了一次风。”

“是啊，但是你没告诉我。”她父亲说。

“你知道的，你不喜欢我晚上出门。”珍妮回答道，“所以我才没跟你说，再没别的事情瞒着你了。”

“他就不该晚上叫你出门。”葛哈特说，他一向很在意外人是怎么说的，“他要和你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这儿？怎么说他年纪也太大了。一个你这么年轻的姑娘家，就不应该和他有什么牵扯。”

“他只是想帮帮我。”珍妮喃喃地说，“他想跟我结婚。”

“结婚？哈？他怎么不跟我说呢！”葛哈特大声喊道。“这事可得好好查一查。我可不会让他带着我的女儿跑来跑去，任凭街坊邻居说你闲话。而且，他也太老了，我要和他好好谈谈。他应该知道，让一个女孩子家被人这样谈论是不对的，他根本不应该跟你有联系。”

葛哈特威胁说要让布兰德跟她们断绝来往，这对珍妮母女俩来说简直可怕。这样的态度能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他们在他面前就低人一等呢？当然了，布兰德在葛哈特出去做工的时候来过，她们怕父亲发现，吓得直发抖。过了几天，布兰德带珍妮出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母女两人都没跟葛哈特先生提过一个字，不过这事也瞒不了他多久。

“珍妮又跟那人出去过了吗？”他第二天晚上问了葛哈特太太。

“他昨天晚上来这儿了。”母亲闪烁其词地说。

“她有没有叫他别再来了？”

“不知道，我想没有吧。”

“好吧，那只有我自己来了，看能不能了结这件事情。”做父亲的下定决心说。“等他下次来的时候，我要跟他谈谈。”

下定了决心后，葛哈特先生费了三个晚上的工夫从工厂抽空出来，每次都仔仔细细地盯着自家房子，观察有没有来客的迹象。第四个晚上，布兰德来找珍妮，她看上去特别紧张，他还是带她出去散步了。珍妮害怕父亲闹出什么不得体的事情，但是手足无措。

葛哈特这时正要到家了，看着她出了门。这就够了，他不慌不忙地走进去，问他妻子：

“珍妮呢，去哪儿了？”

“她出去一会儿。”她母亲说道。

“是啊，我知道她去哪儿了。”葛哈特说。“我看见她了。现在就等着她回来，要跟他好好聊一下。”

他平静地坐下来，看起了德语报纸，同时留心着妻子的举动，直到大门终于响了一声，前门打开了，他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了？”他用德语大声说道。

布兰德从没想过还会遇到这种麻烦，感到又气又恼。珍妮完全慌了神，她母亲则在厨房里被痛苦折磨。

“怎么了，我出去散步了。”她慌张地回答。

“我不是叫你在天黑以后别出去吗？”葛哈特说，就当布兰德不存在。

珍妮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出什么事儿了？”布兰德态度庄重地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对她说话？”

“她不应该晚上出去。”做父亲的粗暴地说，“我跟她说过两三次了。我想你也不应该再到这儿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参议员问道，顿了顿，整理了一下措辞，“这样做很奇怪吗？你女儿做了什么事儿了？”

“做了什么事儿！”葛哈特嚷道，压抑隐忍使得他此刻的情绪更加激动，连英语的语调都说不准了，“她深更半夜的还在路上跑，这不应当。我不想让女儿天黑了以后还跟你这么大年纪的人出去。你到底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她只是个孩子啊。”

“想得到什么？”参议员说，竭力挽回受伤的尊严，“我想和她说说话，当然，她已经到了足够让我感兴趣的年纪了。要是她愿意的话，我还想跟她结婚。”

“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别再来了。”珍妮的父亲说，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只剩下为人父母保护孩子的冲动，“我要你再也别到我家来。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能再让女儿跟人出去，坏了名声。”

“老实告诉你。”参议员先生派头十足地说，“你得把自己的话理顺了。我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女儿也没有因为我受过一点伤害。现在，我想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葛哈特说，激动地重复着自己的话，“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在说，说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怎样来我家，带我女儿出去瞎转，兜风，这就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没安好心，否则就不会带着年轻得能做你女儿的孩子出去到外面疯跑。你走，别再来烦我女儿。”

“别人！”参议员先生说，“我才不在乎你说的什么别人。我爱你女儿，我来看她是因为我真的爱她，我就是想跟她结婚。如果你的街坊邻居要说闲话，就让他们去说吧。你都不知道我的想法，没有理由摆出那副样子。”

珍妮被这突如其来的可怕争执吓昏了，就往通向饭厅的门缩了过去，她母亲见状，走上前去。

“哦。”她母亲激动地喘着气说，“你们刚走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我们能怎么办呢？”两个女人抱作一团，不出声地哭了起来，两个男人的争执还在继续。

“结婚？嗯？”做父亲的大声说道，“这就是你的意思？”

“是的。”参议员说道，“结婚，正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十八岁了，可以自己做主了。你这是在侮辱我，伤害你女儿的感情。现在，我希望你明白，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如果除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你还有什么对我不满的，就说出来。”

布兰德站在葛哈特面前，好一座正义的堡垒。他既不大声嚷嚷，也不发怒，但是他紧闭嘴唇，好像是在说出他的力量和决心。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葛哈特回答，有点力不从心，但是还没被吓住，“我女儿是我的女儿，她晚上该不该出去，要不要嫁给你，都是我说了算。我知道你们这些政治家是什么人。第一次见面，还以为你是个好人，现在，看着你对我女儿的所作所为，再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瓜葛了。你走开，再也不要来了，我只求你这个。”

“很抱歉，葛哈特太太。”布兰德从愤怒的父亲那里淡定地转过身，“很抱歉在你家里引起了这样的争吵。我想不到你丈夫是反对我来这里的，但是这个要求我要暂时搁置一下。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情看得太严重。”

葛哈特见他如此镇定，倒有些惊讶。

“我先走了。”他又对着葛哈特说，“但这件事，你可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你今天晚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希望你能醒悟，祝您晚安。”他微微鞠了一躬，出去了。

葛哈特把门重重地关上。“现在”，他对女儿和妻子说，“看看我们能不能摆脱这个人。让你看看街坊邻居都在谈论了，还要晚上出门去，是个什么情况。”

言语上的争执算是告了一段落，但是神色和感情上的矛盾越发加深，之后的几天，那小小的屋子里几乎听不见说话声。葛哈特想起来他的工作是参议员给的，决定不再去了，他又告知全家不许再去给参议员洗衣服。至于葛哈特太太在酒店的工作，如果他不是明确知道这份工作是她自己去争取来的，也一定不许她再去。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不是她去酒店找了这份工作，所有的这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

至于参议员先生，经受了这次粗暴的对待以后，就决绝地走了。街里街坊的流言蜚语，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确实很糟糕，他竟然被牵连了进去，这让他感到有点不值当。他对于这种局面也没有办法，光考虑接下去怎么做就过了好几天。然后华盛顿方面召他过去，走之前也没再见珍妮一面。

与此同时，葛哈特家过得还是和往常一样辛苦。他们是真穷啊，但是葛哈特先生宁愿穷，只要留着好名声，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杂货店的账单还是一样多，孩子们的衣服还是照样日渐破旧。他们不得不尽力节省，欠的旧账葛哈特再没有一分钱还得起了。

终于，抵押贷款年利到期的日子来了。没过多久，两家杂货店的老板在街上碰到葛哈特，问起他欠他们的两笔小账。他只能马上解释家里的情况，以他令人信服的诚实来担保，他一定会尽力想法还上的。他的精神并没有被不幸打倒，工作时，他向上天祈祷。白天应该补觉的时间，他也没有闲着，到处找活儿干，无论是收入稳定的职位，还是零工，他都做。其中一项就是割草。

葛哈特太太提出抗议，说他这么干活简直是不要命了。但他说，这么做完全是不得已。

“人家都到街上拦住我问我要债了，我没时间睡觉。”

这就是葛哈特一家的凄惨境遇。

祸不单行，这时候，塞巴斯蒂安进了监狱，原因就是那偷煤的勾当，他不幸又多干了一回。一天晚上，他叫珍妮和其他孩子们等着，自己爬上了煤车，就被铁路警察抓住了。这两年来偷煤的事情发生得不少，但是都偷的不多，铁路警察也就不怎么管，直到收货的客商开始抱怨，说从宾夕法尼亚境内运到克利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等各地的煤炭缺斤少两，数以千磅计，警探们才行动起来。在铁路上偷煤过日子的，原来也不止葛哈特一家。哥伦布市还有很多家庭在干这件事，只是塞巴斯蒂安不幸被抓了个正着，成了典型。

“从那车上下来。”警探说，突然从阴影里闪出来。珍妮和孩子们立刻放下桶子逃命去了，塞巴斯蒂安第一反应是跳下车逃跑，但是警探抓住了他的外套。

“站住。”他大喊，“抓住你了。”

“嘿，放手。”塞巴斯蒂安粗野地说，他可不是好欺负的。他沉着有决断，对现在身处的危机也立刻感觉到了。

“放手，我告诉你。”他重复了一遍，猛地抽身，几乎挣脱了抓捕者。

“过来。”警探说，狠狠地把他往下拉，显示出警察的权威。

塞巴斯蒂安只得下去，但是接着就是一拳打过去，几乎把对手打得站不起来了。

两个人扭打了起来，然后一个过路的铁路工作人员过来帮警探的忙。他们合力把塞巴斯蒂安扭送到了站点，见了地方警官，把他送进了牢房。他的衣服也撕破了，手和脸上都划开了口子，眼睛也青了，关了一夜。

孩子们回家以后，也说不出哥哥到底是怎么了，但是钟敲过了九点，十点，十一点，塞巴斯蒂安都没有回来，葛哈特太太坐不住了。他经常到十二点一点才回来，但是今天晚上，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过了一点半，塞巴斯蒂安还没回来，她哭起来了。

“得有人去告诉你们的父亲。”她说，“他可能被抓进去了。”

珍妮自告奋勇，可是熟睡的乔治也被叫了起来，陪她一起去。

“什么！”看到两个孩子跑来，震惊的葛哈特先生说。

“巴斯到现在还没回来。”珍妮说，然后把晚上的惊险历程告诉父亲。

葛哈特立刻放下工作，和两个孩子一起走回去，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往监狱那里走去。他心里已经猜到几分，觉得很难受。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他不停地说着，用粗笨的水擦着汗湿的额头。

到了警局，当值的巡长简短地告诉他，巴斯是被逮捕了。

“塞巴斯蒂安·葛哈特吗？”他边翻着记事簿边说，“是的，这儿呢，偷煤和拒捕。是你儿子吗？”

“天啊！”葛哈特说，“我的天啊！”[3]他急得直搓手。

“要见他吗？”巡长问他。

“是的，要见。”做父亲的说。

“带他到后面去，弗雷德。”巡长对看守说，“让他去见见那孩子。”

当葛哈特在后面看到塞巴斯蒂安被带出来的时候满身是伤，蓬头垢面，他心都碎了，哭了起来，话都说不出来。

“别哭了，爸爸。”塞巴斯蒂安勇敢地说，“我现在没办法，没关系的！明天早上我就能出来了。”

葛哈特先生只是悲痛得直发抖。

“别哭啦。”塞巴斯蒂安接着说，极力忍住眼泪，“我不会有事的，哭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知道。”头发花白的老父亲伤心欲绝地说，“可我没办法啊。是我不对，不该让你去做这样的事。”

“不，不是你的错。”塞巴斯蒂安说，“你是没办法。母亲知道了吗？”

“她知道了，珍妮和乔治刚才到我那里告诉我的，我到现在才知道。”葛哈特先生回答道，又哭了起来。

“好了，别难过了。”巴斯说，他天性里善良的部分显现了出来。“我没事的。你回去工作吧，别担心了，不会有事的。”

“你的眼睛是怎么弄的？”父亲红着眼睛问他。

“啊，我和抓我的人稍微比划了一下。”儿子笑了笑，勇敢地说，“我以为能跑掉呢。”

“你不该这么做的，塞巴斯蒂安。”父亲说，“这可能会让你多吃苦头的，你的案子什么时候结？”

“早上，他们跟我说的。”巴斯说，“九点。”

葛哈特陪儿子待了一会儿，讨论着保释和罚金，可怕的是，还有可能要坐牢，但这些都没能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终于巴斯把他劝回去了，临别时又引起他一阵伤心，他走的时候瑟瑟发抖，心碎了一地。

“这太难了。”巴斯走回牢房的时候对自己说，想起父亲他就痛心，“不知道妈会多难受呢？”

想到母亲，他难受得心里一软，“我第一下就应该把那个人打倒。”他说，“没能逃走真是太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