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综述

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朝阳产业，正因为其发展时间较短，所以各国、各地区对文化产业内涵的界定不太一致。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内容的创造为核心，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组织，大规模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经济形态。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显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是设立文化产业园区。

1.3.1　西方视角的文化产业园区

1．园区概念研究

即便是在文化产业起源的欧美地区，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及历史也被认为是极其复杂和含混不清的，由此更加剧了讨论和研究上的含义不明和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匹兹堡、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等地就已经出现“文化园区”这一叫法。英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1987年）提出类似叫法。在概念研究方面，主要有德里克·韦恩（Derek Wynne）和希拉里·安妮·弗罗斯特-库普夫（Hilary Anne Frost-Kumpf），前者提出文化园区概念，后者则提出文化特区（cultural district）的概念。德里克·韦恩认为文化园区指的是特定的地理区位将一个城市的文化与娱乐设施以最集中的方式聚合在该地理区位内，整合文化生产、消费、工作、居住、休闲等多种功能；希拉里·安妮·弗罗斯特-库普夫认为文化特区指的是一个在都市中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具有完善组织、明确标示、供综合使用的地区，对群众有极大吸引力。作为以文化内容的创造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组织，大规模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经济形态，包括演出、娱乐、广播、电影、电视、书报刊、音像制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多媒体、网络、会展、设计等服务领域，形成了相关产业的集群和集聚。

在概念使用上，文化和创意（cultural or creative）则常常混用。尽管在马克斯·阿多诺和西奥多·霍克海默那里文化产业因其与产业的密切联系而备受批评；法国社会学家将文化产业复数化，表明了这一概念的多样化及复杂性、丰富性。在被公认为文化产业兴起国的英国，安迪·C.普拉特（Andy C. Pratt）认为新劳动党政府使用的“创意产业”一词成为其与老劳动党相区别的一个政治概念。园区则较多对应district、quarter及cluster三个词。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五版解释，district带有特定特征区域之意，quarter指城市的一部分，而cluster则指有着紧密联系的集合体。从20世纪80年代起，园区作为推动都市和地区发展的文化及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刺激、培育和转化的作用。经由园区的发展，文化的功能从传统的展示和可视化形式转变为更为现代的多媒体、休闲、设计相结合的空间形式，体现在新兴建筑群、工业港口建筑修复等空间改造利用上，共同打造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2．园区功能研究

在西方的研究视野中，文化产业园区往往与城市复兴关联在一起，主要被视为一项城市复兴政策，与城市文学，尤其是城市复兴、经济发展及城市规划理论相联系。而关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案例研究，则往往从保护和鼓励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角度进行。文化产业园区往往被视为整合文化和经济发展大战略的一部分，与特定区域的再发展或复兴相关。也就是说，文化园区意在更大程度上将艺术、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和城市地址选定结合在一起。文化园区的形成有诸多层次，很多大城市拥有著名的园区，吸引大批艺术家和文化企业家前往，如伦敦的SOHO区、纽约东城区、巴黎左岸等。这些地区要么是在悠久的历史中自然形成，要么是在城市整体发展中形成。最近的关于文化园区的研究是将其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城市再生模式以激发日益衰落的城市区域和实现复兴。换言之，被视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政策机制。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弗朗哥·比安奇尼（Franco Bianchini）、德里克·韦恩等人，前者认为文化产业区或文化园区作为一种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主要开发方式为闲置空间再利用或工业遗址再利用；后者则在《文化园区规划》（“Planning for Cultural Quarters”）一文中，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都市建设过程中承担着三个任务，即旧区改造、工业衰落区再造以及都市意象区改造，打造都市中文化、经济与空间的共生关系。

3．园区产业研究

产业发展是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核心。已有的文献大多从理论依据、产业聚集等角度展开论述。基思·巴塞特（Keith Bassett）等借鉴城市发展过程中企业集群的相关理论，从成长的起源、阶段、深度、当地集群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内部机构密度和支撑、当前的变化动态等方面，对布里斯托尔自然历史电影制作集群的结构进行探讨；艾伦·J.斯科特（Allen J. Scott）对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趋势的原因从生产和销售角度进行了分析。从生产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有五个主要的技术组织上的特征，企业间表现出强烈的相互联结性，导致产业集聚。从销售角度来看，当地小生产者网络更愿意加入到那些被巨大的文化媒体集团控制的全球销售网络中，文化产业延伸形成一个地方和全球密切联系的有影响的区域。

4．园区模式研究

关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运行模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提法。国外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大致可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和以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美国的产业园区基本以市场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不过多参与文化产业的具体规划，主要有私人主办的园区、学术机构主办的园区、公司合营的园区、政府主办的园区。美国的不同文化产业园区间分工明确，注重集群效应，已形成闻名世界的纽约SOHO区、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好莱坞电影产业园区等。而同为东亚国家，如今成为文化产业大国的韩国，则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府大力扶持以优化资源组合，弥补半岛国家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企业和地方予以配合协调，以建设文化软实力为核心，实现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由传统制造业转向文化产业，不仅通过文化出口实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也经由文化产业掀起的“韩流”将韩国推上世界舞台，成为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当前，韩国富川影视文化园区、坡州出版产业园区、韩国民俗村、春川动画基地等园区以鲜明的产业特色规模化经营，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3.2　东方视角的文化产业园区

如同欧美地区对园区的认识通常与城市复兴相联系，东方国家偏重于关注园区发展的经济层面和经济效应，普遍对文化层面的关注相对不够。伴随着现代化在更广阔的空间发生、发展，其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和意义日益深远。文化产业的勃兴和深化，既承接其文化的传承功能，表现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更新和变化；又将其物化为具体的文化产业诸形态，表现为各种可视、可触、可感受的形态，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当前，关于园区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种。

1．空间-经济政策观

我国台湾学者杨敏芝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一种新的空间经济政策，经由一定规模的产业链群聚效益，成为实质环境及基础设施建设、保存文化资产价值、带动强化其他产业及商业活动、吸引创意阶级聚集城市、强化城市意向及市民荣耀感的主要政策。从园区建设到区域再生，再到文化创意产业主体产业定位及文化创意产业支援平台建构，这一观点推动了空间观念的发展和演变，从以往机械式的空间地理概念拓展到空间-经济观点，认为依据空间的规模和尺度标准，空间及空间之外的系统相互关联、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内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而探讨文化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文化生态及城市人文建设归属等问题。

2．产业链价值观

大陆学者王缉慈针对国内近年来打造文化产业园区的热潮，直指创意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聚集模式，不应将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到创意产业上来，仅仅提供土地、硬件基础设施、以税收为主的政策优惠等条件，忽视了创意产业主体创意者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目前，在各地早已兴起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热潮中，简单地套用高科技园区模式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不在少数，借用文化产业的外壳，从事低增值文化生产活动，甚至与文化产业完全无关的生产，无论外壳如何精美，事实上无助于文化产业业态的提升和升级。因此，文化产业园区的经济价值就在于产业价值链的提升，由此构建产业园区内部文化产业业态的丰富性，进而促进区域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3．文化创意集群观

新加坡学者江莉莉聚焦于对文化和创意空间集群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认为“创意集群”和“文化集群”这两个术语在文献中的交替使用是源于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概念缺乏清楚认识的表现；在文化和创意活动情境下，必须关注特殊产业的独特性。创意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以往的工业区和集群不同，在文化经济已成为当代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下，文化被用作开拓市场、吸引投资、拉动经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和战略，使得文化前所未有地卷入到社会发展之中，其渗透力和穿透力史无前例。由此，文化产业进入城市规划视野，开始与社会当局利益相关，正在成为基于“地理布局结构上形成的集创新、孵化、投资管理、生产性服务和产权交易等活动的载体”。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学院利拉克·纳楚姆（Lilach Nachum）和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戴维·基伯（David Keeble）博士，他们从跨国企业与集群的视角研究文化集群问题，提出文化集群会促进集群融入全球关系网络，通过本地与全球的立体结合，推动文化集群发展，实现利益最大化。

上述观点从各自的视角阐述了园区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关于园区的研究和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和拓展，来自政府、学界、业界的探索和研究正在互相融合与促进。

1.3.3　大陆文化产业园区研究

1．文化产业园区与产业集群研究

早期大陆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研究萌芽于对文化产业集群的探讨。康小明、向勇认为文化产业集群就是在文化产业领域中（通常以传媒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文化产业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包括研究机构）在空间上集聚，通过协同作用，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业集群包括了下游产业的文化产业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应者和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根据文化产业的创意属性的强弱，可以将文化产业集群划分为如下类别：核心文化产业集群、外围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等。刘保昌基于对产业集群概念演进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集群由产业集群发展而来，是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由众多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以及相关支撑结构，根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建立并在一定区域积聚而形成的产业组织。其构建需满足资源、资本、人才和设施等要素条件，发挥着资源重组、规模放大、技术竞争和人才聚集功能，由此带来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成为文化产业活力与动力的来源。依据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说，大量文化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相关支持体系在空间上集聚，就组成文化产业园区。在园区内，相关资源能得以有效整合，从而使文化产品的创造、生产、分销和利用最优化，在该区域内形成文化产业竞争合作的发展态势。随着文化产业在我国蓬勃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文化产业园建设的逐步升温，文化产业园的规划与研究越来越多。

2．文化产业园区与空间布局研究

王伟年等人在探讨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内涵、类型及目前我国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的区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认为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主要区位因素为文化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信息技术、人才智力资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区位选址中应注意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比邻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密集的地区、文化产业意识超前发展的区域、艺术氛围活跃和生活服务设施便利的区域及交通通信畅通的区域等五个影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区位因素。戴钰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竞争力等方面，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制造业，对文化产业集聚的研究尚少，且缺乏系统研究。研究区域上，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等文化产业集聚的区域，较少选择具有文化集聚潜力且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区域。而全球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因素及其发展模式，对促进我国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蒋慧在借鉴产业集群理论、创新理论、区位理论和“3T”理论等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机制原理，包括创意产业的空间发展特征、空间集聚模式和集聚的动力机制，探讨了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并以西安创意产业的发展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前述理论进行了验证和区域特色研究。

3．文化产业园区与产业链研究

基于对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属性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也大多围绕其经济特征展开。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文化产业园区的集群特征和集聚效应之外，同时应该具有完整的产业链。陈少峰认为，建设文化产业园，就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核心是产业集聚，最理想的形态是产业链完美的产业集聚，强调这样的园区或集聚地是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的总部集聚基地或者交易基地；产业的营业收入已达到较大的规模；专业化程度比较高，体现了产业技术的领先性；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及设施等；以多种产业链的方式进行的集聚，管理上要高于一般的科技园。赵迎芳认为，具有孵化器功能和文化企业集聚物理空间的“孵化基地”，包括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创意产业集聚区等，是指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企业，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具备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并具有专门的服务管理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文化产业综合集聚区。文化产业园区最初由支持和孵化新建高新技术企业而兴起，这种园区是集文化创意产业与高新科技产业为一体、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交融和谐共存的新型经济园区，是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支持和国家设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旨在发挥先进文化企业的示范、窗口和辐射作用。除此之外，文化产业孵化基地即文化产业园的建设，还可以优化资源组合，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总之，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文化产业园区的学者普遍强调的共同点是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种产业集群现象。尽管张凌云也提出了文化产业园区应该以文化资源禀赋深厚的地方为依托开发与文化相关的系列文化产品，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旅游者特定的文化需求，但在园区对内、对外功能界定上依然偏向于经济层面的考量，文化产业园区表现为通过产业链为精神消费商品生产企业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构建多元化发展平台。

4．文化产业园区与经济效益研究

有关经济效益的研究大体上分为运营效果和盈利模式研究以及评价体系研究两大类，从微观层面具化园区经济功能。朱海霞等依据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区运营效果进行研究，从环境建设、管理绩效、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等方面做出了评价，据此对具体运营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矫霞从多元统计回归分析和广义灰色关联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文化产业对GDP的影响程度及各因素的影城大小。以西安为研究样本，阐明文化产业对GDP的影响仅次于第一产业，高于第二产业，并以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新区为例，从带动旅游、提升品牌及招商引资三个方面说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西安经济的影响。徐文燕等以江苏为例考察了文化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因素和集聚效应，指出集聚效应的发挥有赖于文化产业园区产业链价值增值形态。供应链是文化产业园区产业链价值增值的关键，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供应链优势需要完善的文化产业园区全产业链；全产业链商业模式是文化产业园区最好的集聚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产业的供应链就是文化产业园区产业链价值增值的基本形态。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同类企业并发挥其专长，形成从创意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供应链，并通过政企互动取得较好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这是一个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链条；利用文化资源的投入及对内容深入挖掘从而达到反复产出的目的，相关产业均可以形成高市场附加值；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经济增长模式。张乾峰通过对文化园区的营收渠道分析入手，将由收入来源渠道决定的盈利模式分为单一的盈利模式（主要收入只有一种来源渠道，通常为房屋租赁）、组合盈利模式（通常有产权投资、项目投资等多种创收手段获取最大收益）和动态组合盈利模式（通过不断调整收入来源重点，丰富来源渠道，形成动态组合盈利模式增强竞争能力）三种。在园区评价体系研究方面，占绍文从文化产业园区特有的特征与功能出发，从园区外部环境、发展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五大层面构建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尽管评价体系填补了一定程度上的园区评价空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但一旦进入量化考评体系，文化产业园区终究还是陷入了重经济轻文化的窠臼。

5．文化产业园区与文化政策研究

赵渊在分析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基于政策供给与治理结构创新的视角，提出了文化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即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统筹规划、加强政策配套及公共服务体系等的建设、加强文化人力资源供给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支撑体系建设等。周礼红在谈及政府在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政府如何引导文化产业原创力的开发是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以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为例，认为深圳的政策对正处在发展时期的文化创意产业原创力开发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可以从加大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培育个人创造文化的环境、制定保护原创力的政策和保障非营利文化产业等方面加强对文化产业原创力的开发。除学者之外，来自政府文化行业人士也指出，政府在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履行扶持引导和发挥财税政策杠杆作用来正确定位政府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的角色。

从总体上看，目前关于文化产业园区的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等角度进行的，这与现时期文化产业园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现实相吻合；作为被普遍看好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消费着力点，首先也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刺激。大陆对文化产业过于偏重于经济功能自有其历史因素和现实制约，与此不同，隔水相望的台湾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和着眼点截然不同。台湾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社会物质财富充裕，社会文明程度较高，虽然发展文化产业亦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之路，但其要义是强调文化和艺术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关注经由提高民众美学素养扩大市场。台湾“文建会”引进日本造村运动的经验，建立人民关怀乡土的价值观，将文化创意产业的营造意识扩展至全岛。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点，文化产业及园区必须体现全新的发展理念，将美学融入生活，赋予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以意义和审美，快乐创造价值，勇敢追求意义。这一点也正是大陆文化产业及园区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借力之处。安东尼·Y.H.冯（Anthony Y.H. Fung）和约翰·恩格耶·厄尼（John Nguyet Erni）也关注到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背后，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凌驾于文化之上，造成文化产业园区各不同利益阶层直接的紧张和冲突，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也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同。只有对园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才使我们在“经济热”后理性、审慎地研究园区，研究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在体现文化内涵、彰显民族特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以文化研究关照和回复其文化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