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几何学方法与斯宾诺莎的唯理论
《笛卡尔哲学原理》，正如斯宾诺莎最后的代表作《伦理学》一样，是完全用几何学形式呈现的。前一著作是用几何学方式证明笛卡尔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斯宾诺莎所不同意的或者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后一著作是用几何学方式证明斯宾诺莎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根据这种用同一种几何学形式既能证明正确的观点，又能证明错误的观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就认为几何学方法在斯宾诺莎那里无论如何不是达到知识真理的必要方法，几何学方法对于斯宾诺莎哲学体系和认识论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一种只有教育学意义的工具，从而阉割了斯宾诺莎认识论方法论的几何学基础及其科学意义。例如英国学者罗斯（Ross）就认为斯宾诺莎几何学方式只是一种文字上的表现形式，纯粹是形式的东西（见他的《斯宾诺莎》），帕洛克（Pollock）在他著名的《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哲学》一书中写道：“斯宾诺莎并不认为几何学的陈述和证明形式是达到哲学真理的必要方法。” [18] 美国的《笛卡尔哲学原理》译者汉斯·伯列坦（H.H.Britan）在其“导言”中说：“斯宾诺莎使用几何学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教学（Pedagogical），而非为了哲学。” [19] 因此，我们在研究《笛卡尔哲学原理》时，有必要探讨一下斯宾诺莎几何学方法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它与斯宾诺莎哲学体系、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能更好地理解《笛卡尔哲学原理》，而且也对斯宾诺莎的最后代表作《伦理学》采用的几何学形式有一明确的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知性改进论》是《伦理学》认识论的导言，那么《笛卡尔哲学原理》可以说是《伦理学》几何学方法的试验。
数学方法（主要是几何学方法）在十七世纪的新思想家们的理论活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和当时反对经院哲学（中世纪的封建僧侣哲学）的斗争与数学取得重大的发展相适应的。十七世纪我们一般可以看做方法论问题觉醒的世纪，这种觉醒一方面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要把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迫切要求认识现实和自然，发展科学和技术，因而传统的经院哲学烦琐僵死的方法受到他们的激烈批判和攻击，另一方面当时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成长的近代自然科学通过科学方法的自觉运用（数学的演绎方法，经验科学的归纳方法）以致获得了它自身的独立性，给予了近代哲学一个很深刻的方法论影响。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Windelband）说近代哲学的积极开端一般就是对方法反省的探索。 [20] 我们认为还是符合一些历史情况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时期思想家们都在致力于新的求知方法的探寻：1620年培根着重指出：“无论人的赤手或者人的理智，听其自然，都不能发生多大的效力，工作的完成要靠工具和帮助，而工具和帮助都是理智和手所同样急切需要的，正如手的工具使手运动或给它指导一样，心的工具则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 [21] 所谓“心的工具”就是求知的方法。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培根完成了他的宏著《新工具》（Novum Organum）以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提出归纳法代替亚氏的三段论式演绎方法，因为当时亚氏这种方法在经院哲学家的手中已成为神学的恭顺婢女；笛卡尔也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进行了他的方法论探讨，在他的《在科学中正确指导理性和探索真理的方法谈》（简称《方法谈》，1637年），以及他早期的《指导理智的规则》（大约写成于1628年，出版于1701年）等书中，和培根一样，强调了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方法，想去研究真理，那是绝不可能的。” [22] 可是他所创导的方法是唯理主义的演绎方法，正如他所说的“要研究获得知识的方法，则我们必须起始研究那些号称为原理的第一原因” [23] ，然后从这些清楚而明晰的基本原理推绎出其他一切确实的知识。斯宾诺莎承继了培根和笛卡尔，也把方法论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和当时思想家科学家有关方法论认识论的讨论，在《笛卡尔哲学原理》问世之前，专门著述了关于认识论方法论的著作《知性改进论》（1662年），以作为自己哲学著作《伦理学》的导论，这篇著作致力于寻求“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尽力寻求一种方法来医治知性，并且尽可能于开始时纯化知性，以使知性可以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24] 如果说培根的方法偏重于归纳法，这是当时经验科学的影响，那么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方法偏重于演绎法，则是和当时数学、几何学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我们知道，数学方法是一种“公理的方法”，从一些最基本的定义、公设和公理推导出其他一切数学命题，证明严格和明晰，富有逻辑力量，这样就和传统的经院哲学僵死空洞无力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予了当时思想家们很大的影响，他们都想把这种方法贯彻到人类一切其他知识领域中去。本书梅耶尔的序言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思想界对数学方法倾迷的图画：“凡是想在学识方面超群绝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他们由于同情哲学的不幸的命运，放弃了叙述科学的这种通常的大家习用的方法，踏上了新的然而困难重重的道路，期望运用数学那样的可靠性来论证哲学的其他部门，使这些部门同数学一样的繁荣昌盛。”这种方法使当时的思想家想到人类一切知识都应当首先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原则上面，然后从这些原则按照严格的逻辑演绎过程推出其他一切知识，因此笛卡尔曾经表示过：“几何学家为了完成极其复杂的证明而使用的那种长段推理链锁的方式，是那样的简明和易解，以至使我想象所有那些我们需求的知识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 [25] “我当时顶喜欢数学，因为数学的推理确切而且明白；但是我那时还没有觉察到它的真正的用处，当我想到它只不过用在机械技术上时，我觉得非常奇怪，它的基础既然这样稳固，这样坚牢，人们竟然没有在上面建造起更高大的建筑物。” [26] 笛卡尔自己也并没有在它上面建造起更高大的建筑物，他只把几何学方法运用于自然（物理学部分），关于形而上学和人的心灵，他认为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 [27] 霍布斯也曾经要求用几何学方法来处理伦理学，但也未实现，唯有斯宾诺莎却凭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各个部门，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建筑起人类知识的大厦。当笛卡尔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不能采用数学的方法，斯宾诺莎却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点、线、面和体积一样”。 [28] 当经院哲学把知识看成神学的附庸，一切都企图从目的论来理解时，斯宾诺莎攻击说：“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只求知道它们的目的因，只要他们听到这些事情的究竟目的何在，他们便心满意足，因为他们以为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原因了。” [29] 他认为他们完全是“凭主观的揣想，以己之心，度物之心，以自己平日动作的目的来忖度自然事物的目的”。 [30] 所以“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数学加以救治，实足以使人陷于永远不能认识真理”。 [31] 在他看来，“因为数学不研究目的，仅研究形相的本质和特质，可提供我们以另一种真理的典型。” [32] 可见，数学几何学方法在斯宾诺莎哲学体系认识论里，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外在形式，而是作为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武器，是和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密切相联系的。因此《笛卡尔哲学原理》之所以采取几何学证明方式，一方面是把笛卡尔的认识论与其方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要采取的形式作一个尝试和准备，所以我们说《笛卡尔哲学原理》是《伦理学》几何学方法的一种试验。
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信念，就是认为对未知对象的一切可靠的和坚实的知识只有从已经确实认识到的东西中取得和推出来，求知的过程无非就是从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推导的演绎过程。这一点，斯宾诺莎在《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三篇中表述得非常明白：“认识植物的本性或人的本性的最好方法就在于观察这些生物是如何从某些原胚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应当设想出一些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要非常简单而且易于理解，同时从这些原理中，像从原胚中一样，要能够推出星球、大地以及在可见世界中所遇到的万事万物的起源，即使我们知道事物的产生并非如此也无妨。因为用这种方法说明事物的本性，比起对事物现在的状态作简单的描述当然要好得多。”在这样一种信念指导下，知识必然就要成为一个演绎系统，“仿效数学的范例，从最明白的东西进到最暗昧的东西，从最简单的东西进到比较复杂的东西”。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从公理出发的公理系统或公理方法。因此我们认为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中通用的一种构造公理系统的方法，对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的性质和意义，我们应当从这方面来历史评价，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的几何学方法和唯理论的内在必然联系。
的确，在《笛卡尔哲学原理》中，斯宾诺莎是用几何学方法证明他所并不同意的笛卡尔的观点，但这个事实并不是说明几何学形式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更深刻地告诉我们，斯宾诺莎是把方法论和认识论、方法和观点、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一个正确的方法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哲学前提是绝不能得到真理的，笛卡尔的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他的前提即“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唯有正确的前提才能成为获得事物真知识的途径，这个任务就在他的《伦理学》这部代表作中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