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II

现在研究同一过程的另一方面。把农民固定在它上面的土地属于谁呢？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断言，十六世纪的农民“就其对地主的关系而言，乃是他人土地——贵族、教会或官员土地上的自由流动佃农 ^[129] 。由于谁也不会承租自己私有土地，所以一般只能租佃他人的土地。”然而问题不在这里。农民是否经常都做佃农呢？另一学者——柳巴夫斯基教授以为，“在东北罗斯的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区的中部”，他们在十四世纪即以佃农的身份出现。” ^[130] 但这也不解决问题。未必可以假定，农民在这一地区开始出现时，便是耕种他人土地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从西南罗斯迁移到这里，逃避那里不利生活条件逼使他所处的奴役地位。在东北部，“农民”的出现先于比较大的地主的出现。果真如此，那我们便可以说，他们这里定居的土地只不过就那时他们也许称这种土地是“上帝的”土地的意义上说是“他人的”土地。但是“上帝的”土地，只要有必要和有可能，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去占为己有的。因此，东北的农民先是耕种自己的“上帝的”土地，其后才不得不耕作别人的土地。由此可见，他们是随后才被剥夺了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的。农民的被剥夺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途径有二：第一，苏兹达尔罗斯的农民时常——尽管最初比基辅罗斯要少得多——陷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使他们无法进行独立的经营。这时，他不得不求助于他人。假如他们从比较大的地主那里获得了这种援助，他们便成为“他人土地的佃农”。第二，东北罗斯的封邑公国早就把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视为他们的私产。在他们的公国里还有大量未被任何人占有的空地的时候，他们对农民土地的这种观点，还没有给农民以严重的实际后果。但人口的增加和军职人员及僧侣们对土地的掠夺，使地主实际上把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看作国有土地的“佃农”。莫斯科在统一东北罗斯后，也是按照同一方向行动的，愈来愈加彻底、愈来愈见行政权的残酷性。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沙皇的法典，用极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反映了早已由莫斯科国实践所巩固的东西。法典禁止老百姓和市郊劳动人民出卖或典押自己的土地。“凡将其土地出卖或典押的平民，一概按盗窃罪处以笞刑”。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农民虽然耕种不属于任何人私产的官地，也不认为这种土地属于他们自己。关于这种土地，十六世纪的农民说：‘这是大公的土地，但由我领用'；‘这是上帝和国君的土地，但开垦由我，黑麦归我。'这样，普通农民都很明确地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区分开了。” ^[131]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尚未研究的，只是大公的臣仆为使农民“明确”认识这一区别，曾经在农民的脊背上打断了多少笞杖问题。

彼得堡不仅没有放弃莫斯科的这个政策，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点。莫斯科企图使土地不免于“赋役”。这一点它是做到了。但这并没有阻止莫斯科罗斯存在着大量“游民”，他们千方百计避免极为模棱两可地列入“赋役人口”名册，这个名册承担着国家义务和赋税的全部重担。彼得一世曾提出“不使一人漏网”的目标。由于1722年开办人头税的命令，这一目标是达到了。“正如叶菲缅科先生早就公正地指出：如果负担赋役的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是国家而不是农民，到国家用分给每一丁口以土地的办法使每一丁口纳税，便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了。” ^[132] 彼得堡政府在整个十八世纪都力图使每一丁口交纳这种税。著名的1754年和1766年土地测量训令，可以说在农民和独户地主（即一度保卫过莫斯科“边界”、但逐渐与农民会合的低级军职人员）的土地上引起了一场革命。在一些地方，农民要求“不要夺去他们旧有的土地”；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一些地方，他们不只是请求，而是“成群结队，带着棍棒”，对“剥夺”他们的土地实行抵抗。但他们的抵抗被士兵的武装力量击败了，变民“受到残酷的笞刑处罚”。结果，土地还是按照彼得堡政府的意向重新分配 ^[133] 。我国社会思想史中出名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土地“基础”，便是这样通过农民丧失土地的缓慢过程，通过农民权利的不断遭受残酷破坏而逐步形成的。关于这种“基础”的概念，通常都与我国农村公社的概念联系着。但国有农民之间的土地重分远远超出了个别公社的范围，最低限度在原则上是推行于全国的。亚库什金说：“在广泛的国家基础上提出农民的份地问题，归结起来是承认任何农民、任何属于农民范畴的人，对于份地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发现任何称为农民的人没有得到‘拨给他们的土地'，那就应就此提出问题，进行查询，提出质问。份地成为官方农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在一份上谕里，直接表示：‘每一农丁都应有适当亩数的可耕地，牧场与森林。这是国家制度的规定。'” ^[134]

国家对农民的奴役，由土地重分制补充，而土地重分制又完成了国家对农民的奴役。我们已经看到，从西南逃到东北的农民，他们的命运虽然最初在那里获得某种改善，但他们逐渐地在那里完全丧失其土地的所有权和自由。我国声名狼藉的实行土地重分的农村公社，并不是表示土地属于农民团体，而是表示无论土地或农民都成为国家或地主的财产。除土地重分外，还有连坐法及身份证制度。根据1769年5月19日指令，在农民不交人头税时，便将村长和代表逮捕监禁，罚做苦工，“不给工钱”，直到税款完全付清时止。扎布洛茨基-德西亚托夫斯基公正地称这一指令为残酷的指令，并且同样正确地说明了指令的生活意义：“指令取消了纳税人本身对纳税的责任，而实行了连坐法，把农村自由公社转变为纳税单位，给纳税制度以经常勒索的意义。” ^[135]

总之，这在国家与其主要劳动力——农民之间的关系上，是农奴制的完全胜利。

然而事情并不就此了结。这一制度继续发展着，力图达到逻辑的终点。由于臭名远扬的国有财产部长帕·德·廖基谢夫伯爵的热心行政和所谓组织才干，这个制度达到了最大的发展。

“试想一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地主——奴隶主。这个奴隶主不是别人，而是国家本身；基谢廖夫伯爵是总管，国有财产部是他的世袭账房，而各地区的长官则是在各地活动的执行官员。掌嘴、监禁、殴打等惩罚以及‘祈祷金'的征收等而愈加残酷。”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