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政治道路的复杂多变不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直到逝世时为止，却是相对稳定的。1921年列宁在跟托洛茨基争论的时候写道：“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 ^[3] 这里说的“全部哲学著作”，当然不限于1903年以前的著述，也指1903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包括未完成的多卷本专著《俄国社会思想史》。不过就他的理论思维水平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他一生所达到的最高峰。此后十余年虽然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但整个说来理论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只不过把他所掌握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较为详细、较为系统、较为具体地运用于某些知识领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罢了。这个评价也适用于《俄国社会思想史》。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写起这部著作的呢？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最初参加民粹主义组织时是一个全心全意投入政治活动的实干家。不久，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在他的头脑中占据更大的位置，在流亡西欧以后尤其如此。每当在政治活动中失意的时候，他就更加热衷于理论研究。例如1900年9月，他在同列宁就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谈判时曾对列宁表示过：如果谈判破裂，“他要放弃政治活动而投身于学术工作、纯粹的学术工作” ^[4] 。后来由于列宁坚定而灵活的态度，终于达成了圆满的协议。但普列汉诺夫同以列宁为代表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为时不长。1903年11月以后，他跟布尔什维克决裂了，倒向了孟什维克一边。然而他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很不融洽，大小矛盾时有发生。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当大多数孟什维克首领鼓吹取消地下活动，取消党，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普列汉诺夫又同这些取消派分子彻底闹翻了。这时他的心情的苦闷可以从他当时给妻子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他写道：“我们无法同孟什维克一起前进。我注定要孤身一人。我不害怕这样的命运，但是我终究感到很难过。”据说正是在1908年至1909年一年中，他完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尽管他投身学术时始终不曾忘情于政治活动，但学术与政治的矛盾一直使他十分苦恼。例如，1914年7月他从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回来后对妻子说：“我对一切都厌倦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像这次会议上所出现的那种争吵。我宁可坐下来写理论著作。‘世界'出版社催促我完成第二卷。”这个第二卷就是《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

早在1909年5月，普列汉诺夫突然收到“世界”出版社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建议他撰写一部《俄国社会思想史》。本来这几年从外国和俄国出版社寄来的类似的约稿建议不少，但“世界”出版社的这个建议特别使他高兴，因为俄国社会思想史，主要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一直是他研究和创作的心爱的题目。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曾就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民粹派思想家等等，撰写了和发表了十多种论著。所以，一接到这个建议，他就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着手搜集材料，起草全书的写作计划。

这就是说，无论从他要放弃政治活动而投身纯学术工作来看，还是从他对这个题目一向抱有浓厚的兴趣来看，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都有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他终于写出了三卷《俄国社会思想史》，而不是其他什么书，比方关于美学或艺术史方面的专著，则是偶然的。如果当年“世界”出版社或者别的什么出版商约他写的是美学著作，那么今天传世的很可能是一部《美学原理》或《艺术史》之类的作品了。据柳·依·阿克雪里罗得说，直到临终前不久他还对自己未能利用在艺术问题上所积累的一切材料写成一部专著深表遗憾。

开初，普列汉诺夫打算用46个印张的篇幅简要地概述俄国社会思想从基辅罗斯到二十世纪初的全部发展过程，这样就能较快地交稿。后来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只写出前3卷，仅仅写到拉季谢夫，即原计划9个项目中只完成第一、二项，而篇幅却有57个印张。它的内容不过是全书的主体即最后7项所要阐述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理论的和历史的引论，而这个引论就几乎花费了他整个的晚年——1909年10月到1916年年底。据说“世界”出版社刊登过一则广告，说此书全部完成将不少于7卷。可惜一年以后，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普列汉诺夫一生著述丰富。迄今为止苏联出版的他的著作，如果全部译成中文，总数当在一千万字以上。然而超过30万字的专著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1909）和《俄国社会思想史》（1914、1915、1916）两种。就写作时间之长、参阅资料之多、耗费心力之大而言，他一生著作中后一本书是首屈一指的。为了写好这部书，他的藏书中新增了好几百本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著作（现今列宁格勒普列汉诺夫档案馆中保存的他的个人藏书达一万六千余册）。他和妻子还写了大量信件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熟人和不熟悉的人，请求购买或借阅有关书籍，这是一张很长的书单子。当时也住在瑞士（克拉伦）的俄国著名藏书家鲁巴金慷慨地允许普列汉诺夫充分利用他个人多达8万册的丰富藏书。作为一个学风十分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并不满足于这一切，也不满足于日内瓦等地图书馆内的有关藏书。1913年6月7日，他写信给“世界”出版社说：“可能今年夏天我要到伦敦去为［我的］著作再找些原始材料。” ^[5] 可惜反动的沙皇政府不允许他回到祖国，更不可能让他利用国内的珍版图书和各类档案。不过他手头现有的上述材料也就相当可观了。这么大量的材料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研究清楚。特别是他以前只熟悉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对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一段却没有什么研究。这就是他的写作计划一再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多次向出版社表示歉意。有时出版社急着要付排了，他突然得到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就硬是压着等读完这部著作，核对好有关资料，并对自己的书稿作些相应的修改或增补，然后才肯寄出去。

总之，像这样一位始终被列宁称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在具体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穷年累月、殚精竭虑才写出的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任何真正的学者都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企图像米丁那样用一顶“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帽子从根本上否定它 ^[6] ，只会给这种企图的制造者留下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