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最珍贵的新政之一是海军，海军建设引起了强烈反对。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必须挺身而出，拥护海军。1720年9月8日在彼得堡的《颂扬俄罗斯海军、颂扬俄罗斯兵船击败瑞典舰队7月27日取得的胜利的演说词》里，他把航海问题提到哲学和历史的高度。

这篇演说词把航海当作上帝为了对人类进行文明教育而选择的一种手段，是完全同他的宗教宇宙观相符合的。

“圣明的创世主认为人类是彼此友爱的，所以不喜欢世界上所有各国都生产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实，因为那时这些居民对那些居民，那些居民对这些居民，都注意下面情况，即是彼此无互助的要求。创世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后，原期望彼此之间能够互助，能够友爱联合。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在陆路交通上远近相接，所以伟大的上帝便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国家能够相互往来。由此可见，海上船舰是多么需要。由此可见，不爱船舰就是不爱自身的幸福。那样，上帝也就对我们的幸福不再关心了”。

不过，普罗科波维奇认为不必对海军的一般利益多所发挥，因为任何“通情达理的人”对此都能理解。他迅即转而考察海军对俄罗斯国家的利益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毗连许多海洋的国家里，没有海军是可耻的。“我们从海上举目远眺，只见客人来来往往，而自己却于此道一窍不通。”因此，我们的海域并不属于我们。此外，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侮的。

“尼罗河上的陆地动物是很难对付鳄鱼的。同样，俄罗斯呀！如果你不按照上帝的仁慈意旨、唤起建设海军的奋起精神，你就很难在你的海域里对付敌人！” ^[54] 这样，海军的建设，归根到底也是上帝的意旨了。所以，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自然要请他的听众为俄国海军的产生，为俄国海员的胜利而感谢上帝了：

“我们颂扬给我们光荣的上帝，感谢给我们欢乐的上帝：他的事业就是俄罗斯舰队，他的仁慈就是俄罗斯海军巨大的力量和战果，他使我们的国王蔑视小船小舰，他使沙皇的心灵热衷于舰队的建造，他决定恢复和扩大我们的海域，他预示用海军武装起来的海域的强大和胜利。让我们感谢上帝，现在感谢，永远感谢” ^[55] 。

如所周知，彼得于1709年初向戈利岑公爵询问：“在僧侣中有无从兄弟寺院来的可疑人物？”他得到的答复是：“我在整个基辅找到一人，他就是从兄弟寺院来的一名官员，但他对我们都很体谅。”这个官员就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他同彼得接近以前，就已对改革抱着“体谅”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705年在学生时代写的“悲喜剧”，也是以改革、即以在俄国实行基督教为主题的。“悲喜剧”的名称是：《弗拉基米尔，斯拉夫俄罗斯各国公爵和国王从不信教的黑暗到圣灵带来福音的光明》。后来，Н.И.格涅季奇发现，在这一悲喜剧里有一些在那个时代连窃窃私语都不敢表述的思想。事实上，许多人觉得《悲喜剧》是过于勇敢的，是充满了反对僧侣的尖刻议论的。彼得死后，马克尔•拉德舍夫斯基密告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把东正教的主教、司祭称为术士和法利赛人（伪善者），……把俄罗斯的神甫称为伪善者和笨拙的术士，把修道士称为黑衣庄稼汉和蛆虫。他想把僧侣和修道士尽行消灭。”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了。他说，他所攻击的不是所有整个神甫，而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因为这些人用不着，也不配有这种称号，他们在道德上是堕落的 ^[56] 。彼得在世时，普罗科波维奇可以不怕告密，因为彼得大帝本人也讨厌“寄生虫”，在他的眼光里，对改革的同情不能不是一个大的功绩。彼得死后，时代就不同了。

但不要以为普罗科波维奇对彼得改革表示拥护，在当时的俄国僧侣界是一个例外。颇多出生于小俄罗斯的僧侣也都对改革抱着“体谅”的态度。他们当中有些人一般拥护改革，特别是拥护海军的，可以说他们很内行（Ex Professo）。我现在引用几句加夫里尔•布任斯基的话，他是1719年被任命为海军总修士祭司的。他在布道时说，没有海军的国家仿佛是一只想单翼而飞的鸟。他还热烈地描绘了商人给国家带来的“非言辞所能表达”的利益。他说“任何一个王国不能没有商业而自足”。海军另一修士祭司揭发了彼得改革的主要敌人——分裂教派，并把《尤斯特•李普西伊从历史学家著作中收集的拉丁文政治训词和例证》译成俄文 ^[57] 。

总主教职地方视导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对彼得的许多措施是不同意的。太子阿列克谢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党，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我国当时的神权完全屈从于俗权，所以亚沃尔斯基也不得不勉强按照自己的方式维护“皇帝的意志”。就热诚拥护海军而言，他并不亚于普罗科波维奇。他在这里，似乎并不虚伪。

他将彼得比作诺亚，他觉得诺亚是第一个海上能手和海军将才。俄国因为有了一位新诺亚，比以前无可比拟地居于更有利地位。以前“俄罗斯人不知道任何地方的消息，别国的道德风俗和政治，都一无所知，因而不得不忍受别国的辱骂责备和许多使人苦恼的事，像无知的婴孩和少年一般，除家中事外别无所见”。现在上帝用彼得的钥匙打开了俄国的大门，俄国可以通过这个大门而与世界其他部分交往了。海军不仅在教育的意义上，而且在发财致富的意义上，也大有益处。“有了海军，可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到各国，看到各国的政治形势，城市的美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道德风尚的不同和许多前所未见的奇怪现象。有了海船，可以迅速增加财富。一个孤零的城市（彼得堡）只有亏空，有了海船和码头，它就可以弥补亏空了。你的大篷车队要到中华帝国去吗？小事情：一艘海船就比得上一个车队，而且海船不用马，不要饲料，没有损失，不折车轮，也不用很多仆役” ^[58] 。

所有这些政府的政论家的出发点，就是要迫使俄罗斯人的行为适合他们的利益的需要。彼得在他的各种命令里不断重复了这一观点。在1723年的命令里，他说：“我们的人民如像儿童，不曾学习，不懂字母，当教师强迫他们学习的时候，最初觉得苦恼，但在后来学成之后，才知感激，才知现在的一切事情不都是强迫做成的吗？从此听到许多感激之声，从此产生了效果。” ^[59]

然而只有对服从的人，才可强迫。尽管俄罗斯人本来就没有抗拒最高政权的习惯，但政府的政论家却都异口同声、向他们反复强调不服从的害处。传教师在指出不服从的害处时，总要强调不服从地上政权是坚决不允许的，而且是会受到天上政权的严厉惩罚的。天主教的神甫在论及不服从世俗政权的害处时，还不时附带说明，而在这里却连附带说明的影子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