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样，先进的俄罗斯人是学会了在社会上守礼节，对妇女“讲赞语”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定在学习礼节上比学习“航海学”更有兴趣。文学反映社会风俗的变迁。17世纪上半期某些俄国小说的主角，谈吐间所用语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旧莫斯科的粗鲁笨拙，但这种语言似乎也变得非常讲究，有时夸张甜蜜了。这些老爷们中间有谁谈恋爱，这就意味着他“被爱神的箭射伤了”。他们一经坠入情网，便很快惊喜若狂，也就是失去理性了。如果K.佐托夫向彼得告密，说海军学校中的俄国学员在土伦互斗，并用最卑鄙的恶言相骂，因此他们的佩剑已被没收，那么，小说中的角色的表现却是有教养多了。“骑士”季格纳诺尔生“骑士”亚历山大的气，颇有侠义精神地对他说：“你这骗子，来，同我决斗去！”在合适或不合适的时候，这些有教养的“骑士”都用歌唱来抒发他们的柔情。例如，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爱上了少女埃列奥诺拉，却不望得到她的爱，便出城找到一处凉爽舒适的地方，唱起以下满怀激情的“咏叹调”：

埃列奥诺拉方面，也责备自己的冷淡使亚历山大害了重病，因而痛哭流涕地唱道：

由于我国社会活动的不很发展，俄国知识分子在小组中讨论男女间的合理关系时，要比西欧知识分子显得更为慎重。但这个在法国影响之下产生的问题，其在法国国内，也仅于19世纪才被提出。而在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时期，就是在西方也未提出。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俄国骑士”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注意这个问题，即他们力图尽可能增加他们的“情场奇遇”。上面所说的“贵族亚历山大”只想多遇到一些少女或妇人，“结识他们，然后带走”。他是一个十足的女性玩弄者。

事情不仅在于鄙俗。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期待当时的俄罗斯“骑士”在学会了某些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完全摆脱其旧时的笨拙。他们的炽烈爱情的特点是讲求原始的实际。当少女季尔罗应亚历山大的邀请来到他的寓所时，他兴高采烈地扑上去迎接她，一句闲话不说，便告诉她：“我希望得到实惠。” ^[31] 他在争取到她在信中承认爱他以后，便兴冲冲地以为“收到了许以实惠的信”。可是同这部小说的另一角色贵族弗拉基米尔相比，亚历山大还不失为一位绅士。弗拉基米尔在对女人的关系上更显得是一个卑鄙的坏蛋和最凶恶的野兽 ^[32] 。他将某一丹麦男爵的见解详告亚历山大。这个男爵断然宣称，我们大家的爱只是为了取乐。至于他怎样理解在爱中“取乐”，这可从他的如下歌词中窥见：“不要给（所爱的妇人——著者）以意志的自由：时常打她耳光，让她像奴隶般站在你的面前，经常不断地诚惶诚恐！”

我同意，当小说的作者要丹麦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诗意更多地表现了他在本国所见，而不是他对西欧道德风尚的理解。将妇女完全看为奴隶，并且用打耳光来对付她，是同旧时代的莫斯科人的概念和习俗相符合的。

这部小说中的角色不但喜欢玩弄女性，而且爱好奢华，俄罗斯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 ^[33] 到达奥国后，“租了一所部长官邸，装饰富丽，月付租金50金卢布……。他雇用了50名仆人，给他们做了金边制服，衣着阔绰，像这样的制服，就是在奥国宫廷里也是没有的” ^[34] 。爱好奢华的陈设，同样比学习“航海”学或地质学更为容易。

但是，应该说句公平的话。前述小说所以值得称道，还在于其中的主角确信学问之可贵。例如，小说在记述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时，说他“由于科学和服务”受过很大的光荣，因为他很熟悉海洋科学，知道海上岛屿的位置，知道海洋的深浅、急流、风向、天上星球，以及气流。由于这种科学知识，他做过船长，所有的老水手都很推崇他。

贵族亚历山大于成年时向他的父母说了以下傲慢，但却有特色的话：

“现在全世界的习惯是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派他们出国学习各种光荣的事物，因此，我，您的奴隶，决心请求您允许我出国旅行。我知道，您的热情和慈爱当然不主张我们分离。但我仍恳求您不要把我等闲看待，因为您如留住我，是会给我造成永远的耻辱的，那样，我怎能称为贵族，又怎能受到赞扬呢？不仅不配受到赞扬，而且不配称为贵族啊！请发发慈悲，不要让我受到永远的耻辱吧！”

最后，《王子阿尔希拉邦传记》一书的作者写道：“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克极爱王后玛丽亚•克鲁斯季娜，生一子，生后便命名为阿尔希拉邦。阿尔希拉邦于5岁时被送到学院学习各种语文和工具，在学院待到16岁。” ^[35] 这第三部小说所写的可能是18世纪中期的事情。但小说所表现的却纯粹是彼得的科学观：学习科学就是要学习各种语文和“工具”。阿尔希拉邦自5岁至16岁都在学习，而在“相当学好了各种语文和工具”的时候，却参军服役。这又是完全符合彼得改革所形成的习惯。

根据其他资料，可以看出小说文学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业已开始的学习观的改变。在“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里，收入一篇《父亲对出国留学的青年儿子的训词》 ^[36] 。显然，波索什科夫不是这篇训词的作者，但在这里，这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这篇训词的内容。训词的无名作者是这样教训他的儿子的：

“由于在知与不知之间有巨大和艰难的间隔，因此要珍惜你青年时代的时间。出于父母的关怀，我劝你不要把任何一点钟浪费在徒劳无益的、不需要的事情或玩乐上。要知道，时间是最可宝贵的，时间的每个部分、一点钟或一天，都是一去永不复返的。谁不浪费时间，谁就不仅会有光彩的世界，而且会达到未来的永久幸福。为此，必须不虚掷任何一天或一点钟，而尽可能规规矩矩地把它花在学习科学上”。

在儿子的学科选择上，父亲所写的训词，也是完全站在他的时代的观点上的。他说：

“为了便于迅速获得科学知识，我劝你学德文，否则学纯粹的法文，开始时用你所选学的语文学算术，以及数学，入了门径和基础后，便学几何学、建筑学、筑城学、地理学、海陆绘画学、指南针以及太阳和主要行星的运行” ^[37] 。

为什么要学数学、建筑学等等的理由，也是值得注意的。所以要学这些科学，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当工程师或舰长”，而是为了能够监督外籍官员。“如果接受某种工程委托的外籍官员要对伟大君主的城市进行危害……，那你就能够用你胸中这些科学知识……去了解实况……从而取得伟大国王和君主的赞赏，获得光荣；而这些外国人亦将由于害怕你而不敢为所欲为” ^[38] 。

在《瓦拉穆术士的谈话》里，业已看到对外籍官员的不信任。随着外籍官员来俄者日众，这种不信任势必增加。这对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是有其影响的。

彼得改革不仅教会了先进俄国人尊重科学和“工具”。它也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个他们前此几乎完全不知道的新世界。莫斯科国的居民历来就不是什么株守家园、不肯出门的人；相反，他们情愿去到“新的地方”，——他们的这种意愿是如此强烈，以致不得不将他们固定在原来的住处。尽管有些住在距离立陶宛边境不远的军职人员和农民，有时离开立陶宛罗斯，想在西方找一栖身之所，但一般说来，他们是宁愿去东方的。他们的思想意境也是倾向东方的。我希望读者还记得，16世纪的莫斯科政论家佩列斯韦托夫屡次把土耳其当作模范。《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本来想说：“在别的国家”，却失误（Lapsus linguae）地说：“在别的汗国。”彼得改革时起，情况改变了。先进俄罗斯人的眼界是转向西方了。我们熟识的俄国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出生于“俄罗斯欧洲”。他在旅行荷兰、英国和法国后，仍旧扬帆回到“俄罗斯欧洲”。美丽的佛罗伦萨国公主伊拉克丽娅在向他谈到她的不幸时，告诉他曾有“俄国商人乘船从欧洲”怎样来到她的国家。由此可见，俄国似乎已主要地被看为“欧洲”了 ^[39] 。

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也不放过机会告诉公主，他就出生于“俄罗斯欧洲”。同时，他在谈到他的旅行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位贵族水兵在西方感到非常舒适，而且一切人对他都很敬重：

“我奉派到荷兰学科学，在那里受到荷兰商人的敬重，荷兰商人将商品交到船上，从那里运到英、法，再从英、法回国，获利甚丰，所受敬重超出名门子弟” ^[40] 。

在彼得改革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其中的角色大部分都不懂地理，而将西欧城市和国家的名称肆意歪曲。但这绝不妨碍他们怡然自得地相信，整个欧洲都对他们的功绩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俄罗斯的骑士”亚历山大由于受到一名英国高级海军军官的侮辱，高傲自信地向英国国王说：“我希望，而且您也已经知道，整个欧洲将支持愤怒和胜利的骑士。” ^[41] 这自然是可笑的。但这却值得注意，因为这是那一过渡时期的象征。

最后，我还要指出小说中新人物的两个性格特征：

这些先生们虽然热中研究恋爱学，虽然时常使人感到“惊奇”，而且频繁地唱出感人的情歌，但却有时表现出非常残酷。我在上面已多次提到的贵族海员科里奥特斯科伊先生，便曾命令对偶然落在他的手中的佛罗伦萨海军将官，施加“暴君式的酷刑”，因为这位将官有一次想将他溺死海中：他“命令将这位将官吊在皇军面前，活活剥皮” ^[42] 。这很适合伊凡雷帝的胃口，但可惜，这同伟大改革家的习惯也相去不很远。

第一，“骑士们”继续用旧眼光看待臣民对君主的关系。当奥国皇帝请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与他同席就餐时，他“恭敬地”回答说：

“伟大的皇帝，看来我不应坐下，因为我是您的奴隶，我不应同陛下一道坐下，而只应站在陛下的面前。”

这位皇帝反驳说：

“您干吗推辞呢？因为我看您很聪明，才真心赏识您；就令是我的臣民，只要我赏识他，命令他坐下，他便得听话；而您却是来我这儿做客的，请坐下吧！”

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完全是按照旧莫斯科方式表达其对奥皇的敬重的。

阿凡纳西•弗拉西耶夫被伪君季米特里派往克拉科夫，代表沙皇参加玛琳娜•姆尼舍克的订婚礼。在请他同皇帝同桌吃饭时他不肯吃，因为在这样高贵人物面前，奴隶吃饭是不礼貌的，他只要恭敬地站着，看他们吃就行了。午宴时，他坐在皇帝的未婚妻旁，不停地当心别让自己的衣服碰到她的衣裙。在行订婚礼时、他同玛琳娜握手之前，先将自己的手包着。

读者会同意，可爱的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很像阿凡纳西•弗拉西耶夫。他在同奥国皇帝谈话时，自称为皇帝的奴隶，纯朴地以为这是对皇室大人物应有的礼貌。他毫不理解，奴隶是一回事，而臣民则是另一回事。但我们知道，彼得也禁止俄罗斯人用自卑的名称——如万卡、先卡等等向他写呈文，然而他的臣民却仍旧是他的奴隶。因此，关于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的小说，在这里也是忠于它的时代精神的。

彼得改革没有消除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基础。它在相当长时期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这些基础。因此，军职阶级对最高当局的态度不仅保持了旧的性质，而且更加突出了它。但是西方的榜样对于军职人员——特别是对于最高级的军职人员——的思想，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这在彼得死后不过几年工夫，便相当明显地表露出来了。然而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