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启蒙思想家着手出版其著名《百科全书》，开始了一件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著述事业。狄德罗所草拟的《百科全书》出版通告，就已发出了可以说是民粹派的民主呼声。通告写道：“《自由艺术》界专搞自由艺术，已经搞得够多了。现在是他们应该注意一下《机械》艺术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结束对占国家大多数的手工业者、短工以及一般靠双手劳动过活的人们由于陈腐的偏见而采取的轻视态度的时候了。如果说他们是不幸的，那么，整个国家也都同他们一道不幸。”狄德罗向短工和手工业者发出呼吁，指出他们“所以认为自己应受蔑视，只是因为别人蔑视他们”，然而他们对自己是应有更高的估价的 ^[28] 。法国的知识界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言辞向本国劳动人民发出呼吁 ^[29] 。

为了避免重大误解，我在这里必须附带说明：不要将事情夸大，以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意识地准备了18世纪末爆发的革命风暴。保守派顽固地拿这一点来攻击他们。可是，保守派错了。

当时，曾有某些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等），看出了人民已无法忍耐，也许会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但是，他们既不拥护革命的行动方式，所以对于日益接近的革命爆发，他们感到害怕，而不是欢迎。他们从心坎深处宁愿和平的改革，而不要暴力的革命。革命观念宣传家们的这种和平倾向，无论在文学或在艺术上，都有鲜明表现。用典型来表现第三等级意向的资产阶级戏剧，完全没有战斗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绘画，例如在格勒兹的画里，也是没有的。尽管启蒙思想家把第三等级的地位摆得比特权等级高得不可计量，他们在一致赞扬这第三等级的德行时，从不放弃机会突出贵族的恶行，但是他们对于贵族，仍然没有丧失希望，以为后者终将认识到自己特权地位的不当，从而力图至少也大大减轻特权地位对人民群众的有害后果。不是偶然，他们断言：“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理性到头来总是有理的）事实上，他们对于国王也抱有这种希望。他们以为，国王应该懂得，对于他们，统治自由幸福的臣民，要比统治被奴役的不幸臣民，舒服得多。在法国，这种希望在路易十六即位和杜阁改革开始时，曾活跃一时。但是杜阁当权不久，随着他的下台而来的是公开的反动。不言而喻，这不能不使启蒙思想家感到沉痛。他们的观点里浸进了沉重的悲观情绪。这一情况在当时尤为不可避免，因为前此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几年，某些最敏感、最急躁的启蒙思想家，由于对法国政府完全失望，已开始极端悲观地看待法国。爱尔维修在我已不只一次提过的他的著作《论人》（这本书在他死后才出版）的序言里说道，他的国家业已完全陷于专制制度的压制之下而无法摆脱，因此它所能希望的只是外国占领罢了。由此可见，“失败主义”——读者会原谅我用了这个野蛮的名词，非常可惜的是，这个名词在我国已是很常用的了——并不像某些天真的“革新派”所想象的那样新奇。不难看出，爱尔维修的这种独特的“失败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是由两种心理原因造成的：即对法国政府的完全失望，以及对法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击败君主独裁制度的毫无信心 ^[30] 。应该同意，无论对君主制的失望或对人民的无信心，在当时都是有充分的心理原因的。

关于第一点是毋须证明的；至于第二点，我想指明：人民群众当时尚未表明他们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和对这种思想的同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启蒙思想家有时会对他们发出尖锐的批评。现在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类批评来证明启蒙思想家意图的所谓反人民性质。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早就有不少人以其政治见解的渊博和其热情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而出类拔萃。我在本书第一卷里摘录了商界领袖罗伯特·米龙在1614年国会演说的片段。在这些演说里已经发出了革命的语调。但国会的会场却被政府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借口，说什么要用会场来举行舞剧演出啊，而被关闭了。议会的代表被遣散回家。法国的工人群众对此漠不关心。他们毫不理解，政府所代表的统治者给了他们多么蛮横的侮辱。1789年，他们对于国会会场被关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Tempora mutantur！（形势变了！）但是在爱尔维修写他的《论人》一书序言时，他不可能知道1789年的事件会怎样发展（顺便指出，他不曾活到1789年），正如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对此未能预见一样。他们只能根据过去进行判断。

的确，在18世纪中叶，法国人民已开始逐渐觉悟起来了，逐渐变得更敏感，而且最主要地，逐渐变得更没有耐性了。这种情况在巴黎暴露得最早。1750—1751年间，在巴黎，由于警察的无耻横暴，发生了异常重大的骚乱。参加骚乱的人们甚至说，要到凡尔赛去烧毁“用人民血汗”建造的皇室城堡。这些骚乱像一道道闪光，向人们昭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在18世纪后半期，类似的现象愈来愈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人民虽然反对行政当局，甚至严厉谴责国王本人，但在当时却全然不拒绝君主专制制度。在1757年的骚乱中，曾出现威胁处死国王的宣言。但是对路易十五除威胁外，还提出要奥尔良公爵即位 ^[31] 。在这以后很久，人民的思想也没有超出更换皇帝的范围。

这样，人民的情绪是不能促使启蒙思想家放弃其将改良的愿望寄托于“开明君主”善良意志的旧习惯的。保持了这个习惯，他们可以毫不背叛自己而交结他们觉得在当时多少有些善良愿望、多少能够实现他们的解放要求——哪怕只是其很小的一部分——的君主。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的解放要求不是由国王，而是由号称制宪会议的法国国民议会实现的。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实行本质上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在提出具有革命性质的要求时，企求和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联合“开明君主”去实现它们；另一方面，由于国王有时不得不反对特权等级的某些完全陈旧的封建奢望，所以有些国王便觉得同先进的法国哲学家们交游，是不无益处的。于是他们给启蒙思想家写些殷勤亲切的信，邀请他们作客，送给他们皮大衣，发给他们养老金，听取他们的颂词，甚至——尽管远非那么愿意，——忠告。

这一切在最初的革命风暴爆发之后，就改变了。甚至在革命前几年，在百科全书派影响之下发动起来革命的青年法国人，也都越来越多地表露出不同的情绪。他们兴高采烈地读着普鲁塔克的书，倾慕古代共和派。这种情绪的改变，在文学和艺术中都有表现。在先进等级中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戏剧和格勒兹绘画，现在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现在所珍视的，与其说是在这些戏剧和绘画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家室美德，不如说是政治战士的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为了表现这种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试图重新复活古典悲剧 ^[32] 。这时，在绘画方面，格勒兹的地位与大卫相比，也大有逊色了。

要有新的雀儿，才会唱新的歌。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