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黄金
关于这个时期的通货与银行政策就我们的目的需要说的一点点东西，打算留到本编的最后一章去说。因此，在这里只有一点要谈。当拿破仑战争引起的货币紊乱——通货膨胀——结束后，所有国家便都争取回到公认的正常状态。这在像奥地利一类的国家需要好几十年，但在英国和法国则迅速地、比较容易地办到了。在大陆上，正常状态意味着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但英国在使十八世纪建立的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合法化以后，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的几年中就恢复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黄金兑现，很像它在我们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按战前平价(虽然采取一种稍稍不同的形式)回到金本位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或“自动的”金本位制，除了在中央银行——即“最后可以依靠的贷款者”——的调节权力中所包含的东西以外，不容许进行任何其他管理。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引起了某些经济学家的攻击。有势力的土地利益集团把使得他们遭殃的萧条归之于这种措施——现在别管他们是对还是错。失业多到使政府(卡斯尔雷，1821年)提出公共工程——一个几乎是罗斯福的纲领——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商人并不欣赏遭受的损失，银行家也不欣赏冻结的资金——而两者都是很多的。还有，我们将要看到，有许多有资格的人赞成采用一种管理纸币。然而，金本位政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处于实际的危险中，而如果直到很久以后，它才为所有的工业国家采用，那也因为这不是一件可以听凭它们选择的事情：不管所有的反对理由如何，“自动的”金本位制几乎在一切地方都依然是奋斗的和祈求的理想，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重又要问：为什么？
在现在，我们被教导去把这样一种政策看作是完全错误的——看作是一种不能予以合理解释的拜物教。我们也被教导不要去完全相信实际上可以引来为之辩护的、一切合理的和一切纯粹经济的理由。但是完全不问这些理由如何，金本位制有一点是会把它从被指摘为愚蠢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的，即使不存在任何纯粹经济上的好处——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和我们不同的。一种“自动的”黄金通货 [50] 是一种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每一个国家的通货比率和价格水平同所有其他实行金本位国家的通货比率和价格水平联结起来。它对政府支出，甚至对不直接包括支出的态度或政策，例如对外交政策，对某种税收政策，并且，一般说来，对真正是所有的违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政策，都是极为敏感的。这就是黄金在现在为什么如此不受欢迎的理由，也就是黄金在一个资产阶级时代为什么那样受欢迎的理由。它加诸政府或官僚政治的限制，要比议会的批评有力得多。它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标志和保证，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不仅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而且是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的自由。从这种观点看，一个人可以十分合理地为它而奋斗，即使他完全相信根据经济的理由提出来反对它的一切主张都是正当的。从国家主义和计划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或许可以同样合理地谴责它，即使他完全相信根据经济的理由提出来赞成它的一切主张都是正当的。
[1] 马克思的berau一词直译为上层建筑是译得很好的。但是Zeitgeist这个德文词却没有完全相等的词来译。因此我将要使用它(就像我对其他难于正确译出的外国名词一样)，这同美国物理学家使用Eigenschwingung(本身振动)一词和美国哲学家使用Weltanschauung(世界观)一词完全一样。
[2] 施泰因—哈登堡时代的普鲁士政府，1849—1859年的奥匈政府，以及自始至终的俄国政府都是这样一种政府的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政府虽然肯定是极其专制的，但就它们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原则和趋势而论，它们却是坚持我所将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这句话可能会使人读了吃惊。但其所以令人读了吃惊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在本时期之初，这些国家离开经济领域内的个人自由的状态是那样的远，而且就它们的情况而论(特别是就俄国的情况而论)，向着这种状态的进步又不得不是如此之慢，以致这种趋势不像它在英国一样表现得那么壮丽。可是，读读任何一本欧洲经济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正文将要作出的评论，读者自会相信。为了理解这个时期的经济文献，这个事实是极端重要的。普鲁士的和俄国的“斯密主义”均不仅仅是反对派所耽迷的一种学术的狂热：它的坚固堡垒是在保守主义的官僚政治中。
[3] 其中某些项目是颇有争论的。例如，有些人，他们被称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但他们却反对免费公共教育。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赞成扩大选举权；而某些保守主义者却赞成。
[4]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公开鄙视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虽然他们也把他们的鄙视移到了后来的急进主义上面——；为什么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伪装，其真实用意是在保存它所装作要加以改造的东西。虽然在感到自己是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敌手的人们方面具有这样一种意见是令人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意见却是十分错误的，(1)因为急进主义者以及由他们拖着一道走的单纯自由主义者，甚至在经济领域内也帮助劳工得到了一批价值很大的果实；(2)因为他们的工作在政治领域内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各社会党能够发展成为具有众多党员的大党。
[5] 关于“宪章运动”，参阅M.霍维尔所写的《宪章运动》一书(1918年)。
[6] “早餐食物免税”(free breakfast table)指免税进口糖、茶、咖啡等等。——译者
[7] 这个事实，由于在1834年的“关税同盟”条约缔结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由于对个别的保护主义利益集团不时所作的让步，而变得模糊起来。可是，大体说来，对于关税同盟政策以及德意志帝国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内采行的政策，上面这句话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俾斯麦实行温和的保护主义，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理由。
[8] 不管我怎样辩解，在这本书中对这两位名人只这样草草处理，看来总是不恰当的。但是我除了向读者介绍两本他读来既会高兴又会获益的杰出传记之外，再也不能多说什么，这两本书是莫莱勋爵的《理直德·科布登传》和G.M.特里维廉的《约翰·布赖特传》。
[9] 在英国，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但是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有着会产生同一态度的其他思想体系。
[10] 参阅查尔斯·P.鲁卡斯编的《德拉姆勋爵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1912年)。德拉姆勋爵(1792—1840)是在1839年提出他的报告的。
[11] 戴维·厄克特原来是一名外交官，1835年创办了一份名为《公事包》的期刊，后来又创建了一些外交委员会，大力鼓吹采取一种积极外交政策。科布登对这样一种政策可能带来的利益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取笑了那些狂妄自大和无知无识的外交人员与政治上的好管闲事之徒，并且大体上有效地抵制了厄克特。
[12] 读者弄清这一点的最好的、肯定也是最愉快的办法，或许是读一读莫莱勋爵的格拉德斯通传这部巨著(《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传》共三卷，1903年)。就本章的其余部分来说，这或许也是能够举出的最好的参考书。
[13] 我以前说过，我宁愿用一个人人都懂的词，即使它是一个外国词，而不愿用一个需要解释的词。从这里起，我们将一直使用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这个词。
[14] 在英国，为了最后给大众以选举权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完全是在上层阶级各个集团之间进行的：群众自己丝毫没有参加，只是站在旁边喝彩或讥笑。这个有趣的现象很好地说明了政治解释所特有的困难。辉格党和托利党采取的态度同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天主教解放“驱使辉格党人回到议会改革上去”，而辉格党的议会改革又驱使托利党人回到进一步的议会改革上去。但是单单策略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现象。迪斯累里的这个论点是有些道理的：他那种类型的保守主义(托利党的民主政治)代表着群众的真正利益和感情，因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
[15] 正如读者可能预料到的，前一时期的父权主义趋势在某些大陆国家要残存得长久些。但还有些别的东西。在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即位以前，社会主义运动除了引起激烈的敌对以外，很少有实际的效果。但还有一些作者，他们十分清晰地想象到了以后时代的政府的社会政策。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查尔斯·杜邦—怀特(1807—1878)；参阅他的《论劳资关系》(1846年)和他的《个人与国家》(1875年)。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某些谋士们在由政府机关实行的改革(“权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上具有相当先进的看法，并且采取了某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杜邦—怀特可以算作是鼓吹这种国家主义的文人。
[16] 其内容不能在此细述，仅举一本参考书来代替，即哈钦斯和哈里森的《工厂立法史》(新版，1907年)。
[17] 不久即证明，在有着激烈抵抗的地方，不可能实行这个原则。
[18] 关于这个有趣的人物，参阅格莱安·沃勒兹，《弗朗西斯·普莱斯传》(1898年)；有些书把过去的环境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本书就属于这一类。
[19] 认为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政党的意义讲都是自由主义者，那也不完全真实；马尔萨斯就不是自由党人。但大多数其他的人则是；而且，说“古典”经济学家同自由党有一种“联盟”，那是有些道理的。因此，由于心理上的——虽然不是逻辑上的——联系，后来政治自由主义的衰落亦有助于“古典”经济学威望的衰落。可是要注意，在承认这一点和把“体系”及其命运同当时的政治情绪等同起来之间，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的。
[20]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提请读者注意勒内·斯图姆编写的一份关于十八世纪法国财政的重要书目(《十八世纪法国财政史书目》1895年)。
[21] 可是，弗朗斯瓦·N.莫利昂的《一个财政部长的回忆录，1780—1815年》(1845年)在有些地方升到了科学分析的水平。
[22] 这些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是由1853年的预算赢得的。读者最好能够熟悉一下它的主要特点。读者从已经提到过的莫莱勋爵的《格拉德斯通传》中，可以看到关于这些特点的叙述，书中提到了整个政治背景，并且极力赞扬了这些特点。
[23] 在其著名的一段话中，拉斯金(参阅后面，第三章)谴责了英国政府不肯像大陆国家的政府那样，花钱鼓励艺术。这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批评的有趣的例子：它总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看一种社会制度。拉斯金有权利喜欢其他的鼓励艺术的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分析家，他也有责任认识到，英国鼓励艺术的方法尽管是不足的，却还不失为一种方法，而并不是等于零。除此之外，他应当进一步认识到，英国方法的不足之处，从结果来看是并不明显的。这对科学来说，特别是对经济学来说，也是适用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背景去观察结果，特别是对研究的独创性给以应有的重视，我们就觉得不容易满怀信心地断言：这个社会制度所创造的艺术与科学成就，比使用不同的和更为直接的方法的现代制度所创造的要来得少。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原则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内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现今的凯恩斯主义者在逻辑上有权断言，倾向于事前使储蓄和投资平衡的资本主义机制是脆弱的，是动辄就会陷入泥淖的；但是如果他们断言这种机制并不存在，那他们就简直是在犯一个明确的和可以证明的错误。
[24] 1913年威尔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25] 事实上，他一直保持了这种想法。在他的1874年的选举宣言中，他再度宣布赞成完全取消所得税。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相调和，是一个困难问题。一种高到足以在实质上改变收入分配的所得税，肯定同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是不调和的。这显然会同“为收入而课税”的原则冲突。但是一种百分之几的所得税，即使是累进的，在我看来，似乎也比格拉德斯通实际采取的方针更符合于他的那套看法。
[26] 我想，从经济上看——虽然也许不是从行政上看——刘易斯是对的。格拉德斯通的正统观念还忽略了另外一点。它是强烈反对对“必需品”课税的。事实上，这个原则，连同自由贸易政策，是格拉德斯通财政对社会福利的最大的直接贡献(虽然为了估计它的全部贡献，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直接贡献并不是它的唯一贡献：此外，它还做了一些事情去促进财富的形成，这种财富后来证明极易于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对之课税)。但是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所作的这种过分的强调，没有能够对在需求上有弹性的商品和在需求上没有弹性的商品两者的区别所包含的意义予以充分的照顾。
[27] 当然，它从来不是完全自动的，而自动一语是容易令人误解的。我在这里使用它是为了简便起见，其意义只不过是：所有一切其他的支付手段均可兑换黄金；每一个人均有权随意输入和输出黄金，把黄金铸成货币，和把货币熔为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