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英国：〔马歇尔时代〕

在1885年以前，即在A.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一值得纪念的年份之前，英国的情况有如下述。既有许多优秀的流行著作，尤其是研究实际问题的著作，如纽马奇的著作，又不鲜见像在白哲特或克利夫·莱斯利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偶然迸发的火花，再就是称得上高举大旗的源自约翰·穆勒、卡尔尼斯、福西特等人的有权威的学说。然而除杰文斯的言论之外再没有不同凡响的东西了，而这在当时，就理论而言，却不过像茫茫林海里发出来的叫声。1876年，一位餐后演说家讲到下面这些话时令人赞叹地表达了一个很普通的感觉： ^[136] 虽然在发展和应用现有学说的路途上还有许多事情有待经济学家们去做，但伟大的工作却已经完成了。改变这一切并使其出诸幽谷、迁于乔木的，正是马歇尔。在英国，这个时代显然就是马歇尔时代。如果考虑到一门科学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其技术的发展而渐渐变得愈益为一般大众所不易接受，同时马歇尔在政治上又无胜券可操，譬如自由贸易的鼎盛时期已过，那么则可以说，马歇尔的成功之巨大，可以同亚当·斯密相埒。

〔（a） 埃奇沃思、威克斯蒂德、鲍利、坎南和霍布森。〕 马歇尔的形象不仅使那些仍旧属于穆勒以后的分析界的英国经济学家如西奇威克和尼科尔森等人黯然失色——虽然这些人并不是毫无功绩， ^[137] 而且也使埃奇沃思和威克斯蒂德黯然失色，后者无论对历史抑或对当代事实，确是缺少马歇尔所具有的渊博理解力，也缺少马歇尔所拥有的魅力，然而单就理论家的本行论，他们却是同马歇尔才智匹敌的人。

弗朗西斯·伊萨德罗·埃奇沃思（1845-1926年），继西尼尔在牛津大学主持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人之一（1891-1922年），又是《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与共同编辑（1891-1926年），出身于盎格鲁—爱尔兰上流社会家庭，除运动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古典牛津教育的典型产物。有两位大师已描写过这位人物和思想家的形象，即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3月号；该文重刊于《传记集》第267页及以后各页）和鲍利在《计量经济学》（1934年4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我觉得提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够了。然而为了确定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地位，还有几点必须在这里讲一讲。首先，我要讲一下他的功利主义。这自然就表现得很强烈（见《伦理学的新旧方法》，1877年版），可是在一个这么“有修养”的人身上看起来，又是那样不相称；这种功利主义对经济学同边沁派哲学保持——极无必要的——非神圣联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是我一再作过评论的。然而让我重说一遍，就埃奇沃思而言，像在杰文斯那里一样，我们从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完全剔除功利主义，丝毫不会影响这些著作的科学内容。其次，埃奇沃思的名字在统计学史上也将永垂不朽。这里我还不是主要指他关于“指数”的著作（参阅下面第八章第4节），而是指以他的“误差的一般定律”为中心的关于统计方法及其基础的著作。第三，他关于经济问题的论文可以列出很长的一张单子，其中有些篇，其强大创造性为离奇古怪的表达方式所掩盖（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觉得这种表达方式讨人欢喜），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别人从没给过充分的好评。就其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所作的其实是新的贡献而言（诸如无差异曲线、收缩曲线、报酬递减、一般均衡等等），它们不亚于甚至还超过马歇尔《原理》所作的贡献。第四，这位伟大人物的光辉为什么被马歇尔完全掩盖了呢？答案好像是这样（这个答案从科学的社会学观点看，是很有趣的，特别涉及这样的问题：什么能成功，怎样成功又为什么能成功）：埃奇沃思缺少撰写一鸣惊人的论著和聚集信徒的力量；他和蔼而又宽厚， ^[138] 从不坚持自己的任何主张；他一方面过于敏感，另一方面又过于谦虚；他甘居他所奉若神明的马歇尔之后；他言语迟钝、精神不集中达到病态的程度，是再坏也没有的演讲人和讲课者，就个人说是无能的——我认为，应该说是成不了领袖的。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三卷集，1925年版）连同他的《数理心理学》（1881年初版，1932年伦敦经济学院重印本）实际上包括了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全部著作。《埃奇沃思对数理统计学的贡献》是鲍利教授概括出来的一本小册子，在皇家统计学会赞助下于1928年出版。

我希望篇幅允许我详细谈一谈菲利普·亨利·威克斯蒂德（1844-1927年）的性格，因为1906年我在万塔吉他的住宅前的草坪上同他作了一小时交谈，有幸了解了他的性格。他镇静但并非冥顽不灵，他慈善但并非软弱，他质朴却又同他的精细配合得那么完美，他谦逊、不摆架子却又不失尊严。事实上，我只能作以下记录，这位神学家在大学里讲授有关但丁的课程，多少置身经济学界之外——这是他那在教学法方面特别卓越的著作为什么没有产生明显影响的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他的最具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论各种分配规律的协调》（1894年版，1932年伦敦经济学院重印本）几乎一直无人过问，只卖出去两本；不会相信，甚至直到今天，施蒂格勒教授还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按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作出评价的经济学家。他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及其他》（1910年初版；1933年新版，连同《论文及评论选集》，并附有莱昂内耳·罗宾斯教授写的导言）包含种种有创造性的论点，远不只是当时已确立的学说的通俗本。特别在基础问题和概念的批判说明问题上（例如，他在《经济学季刊》1889年4月号上发表的《论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说过的几段话》一文，大大向前推进了维数理论），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理论体系在外观上是杰文斯式的——事实上他是唯一有名望的杰文斯派理论家，但是他抛弃了许多信守杰文斯说法的旧东西，添上了许多修正和发展（部分是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以至我们可以说他写出了近乎他自己的见解，虽则当然还是对边际效用体系的修正。

威克斯蒂德与其说是马歇尔的对手毋宁说是独立于马歇尔的人物。独立性的程度相同而作为对手的程度较小的，则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鲍利教授；他的前半生经历正处于现在要论述的时期之中，当时他发展了可以称为他所特有的科学风格，这为日后计量经济学会章程（第一节）中关于活动范围的陈述预先提供了蓝本：“从经济理论与统计学和数学的关系方面来提高经济理论。”鲍利在一系列出版物中所要实现的这个纲领，在当时是新颖的，并且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但是当时并没引起人们注意，并且，由于鲍利没有利用什么方法论上的政策宣言来发扬这个纲领，就更少引人注意。另一位具有“独立性”而且作为马歇尔对手的程度又较大的人物是坎南。他是一位生气勃勃的教师，也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当时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学生中都比较出名。 ^[139] 我们应该提到但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提到的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有反对派，而且相反的意见还不仅来自那些坚持旧思想方式的人。当然，还有像霍布森 ^[140] 那样的“异端”。更重要的是，还有像悉尼·韦布那样反对搞理论的人；凡是精细的分析都会引起这些人的藐视。 ^[141] 然而并没有来自任何比较有资格作为分析家的人的反对意见。马歇尔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舞台，其程度远较李嘉图所做的为甚。这位尊贵的大师，又是一个有主宰能力的人——对有些人说来仿佛是个教主，他几乎使整个年青一代的英国经济学者全成了他的学生和追随者。

〔（b） 马歇尔及其学派。〕 马歇尔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其成员依据一种明确的科学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以马歇尔强有力的凝聚力加强了这种结合。他的剑桥大学讲座的继任者皮古教授，和皮古的继任者罗伯逊教授，以及凯恩斯勋爵——这里只提这少数几个大家所最熟悉的名字——就是用他的学说组织起来并且从他的学说起步的，不管他们会越过这个学说走出去多么远。1930年之后，凯恩斯本人以及大部分可以称之为第三代的人物确是丢弃了对马歇尔的忠诚。然而就纯粹科学分析而言，其实际意义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而且，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逐渐变得不喜欢马歇尔，不仅不喜欢他的思想方式，而且不喜欢他的个人气味，可是他的特征仍然印在所有这些人的身上。 ^[142]

这个学派过去是——在某种意义上现在还是——某一个国家的学派，并且活生生地表现出自己所特有的英国特征。我曾把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功同亚当·斯密比较。事实上，前者比后者更自然、更直接：《原理》受到普遍的鼓掌欢迎，对《国富论》起初十分冷淡的新闻界竞相用隆重的书评来恭维《原理》。然而不足之处是：在国外，马歇尔的著作从未取得像亚当·斯密著作那样的成功。原因并不难想象。马歇尔的启示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学界的启示，不管他多么喜欢这样一个想法：书要写得使“工商业者爱读”。而且对经济理论毫无成见的各国经济学家，到1890年，实际上已发展或接受了在基本思想上实质上类似于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不论这些体系在技术上是多么拙劣。总之，马歇尔是这个时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下述事实：马歇尔的伟大著作是这个时期古典学派的成就，也就是说，是比任何其他著作更全面地体现了1900年前后出现的古典学派局面的著作。我认为，凯恩斯勋爵将《原理》的出版列为1890年——“英国经济学的新时代”应该从那一年算起——三大事件中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表达同样的评价。 ^[143] 虽然我们这一编的论述不得不通编循其轨道进行，但先在这里总的归纳一下马歇尔著作的主要论点，还是有好处的。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这位人物，这位学者、导师和思想家，曾由凯恩斯勋爵用无可超越的明快笔调加以描绘（见《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载《经济学杂志》1924年9月号，重刊于《传记集》，1933年版）；对于他的守护神、马歇尔夫人的描绘也是如此（见《玛丽·佩利·马歇尔（1850-1944年）》，载《经济学杂志》1944年6月号），对她的纪念同对马歇尔的纪念是分不开的。此外再着重介绍两篇参考文献请读者注意：一篇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集》（A.C.皮古编，1925年版）：另一篇是马歇尔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人物G.F.肖夫先生所写的论文——《马歇尔〈原理〉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经济学杂志》，1942年12月号）。一篇广泛又大体上完全的详列马歇尔著作的目录，由凯恩斯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24年12月号上面，又重刊于《纪念集》这本书里。然而马歇尔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则大部分见于《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版，直到1910年第六版为止都算作第一卷；下面引文均根据1898年的第四版），见于《工业与贸易》（1919年版），见于《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年版）。这三部书全都很重要——谁要是只晓得有《原理》这本书，谁就没认识马歇尔。《正式论文》（1926年版）这部遗著则是对这三部书的补充。至于其余著作，只要再举下面几本就够了：他的《对外贸易的纯理论》和《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879年私人印行，1930年伦敦经济学院重刊本，第一版）；他和他夫人合写的《工业经济学》（1879年版），这是《原理》的一块最重要的垫脚石；以及最后，发表在《经济学季刊》1897年1月号上的《旧一代经济学家和新一代经济学家》（1896年），这是一篇颇有启发性的演讲。

马歇尔同亚当·斯密除在获得成功方面和在经济学史的地位方面有类似之处外，还有更多共同点。不计若干受时间条件限制的差别，我们还发现，在对变化过程的想象或一般构思方面，特别在对经济发展的想象或一般构思方面，有极大的类似。我们也发现，二者对“理论”与“事实”之间分量的分配也几乎相同，虽则马歇尔有较高超的艺术，能够成功地从《原理》的篇幅中排除单纯的叙事，从而对忽视《工业与贸易》一书的读者来说，他的论述的“纯理论化”看起来比其本来面目更甚，也远比亚当·斯密的著作为甚。但是类似还不仅如此，还更进一步扩大到著作的目的、计划（我指的不是非本质的东西诸如题目的顺序等）和性质。马歇尔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有人讲，听他说过，“这全是亚当·斯密书里的”。这句话，不仅仅承认今天的著作必定要从昨天的著作发展出来，而且承认二者有类似之处。最后还有一点类似之处：《国富论》和《原理》之成为《国富论》和《原理》都因为，或者至少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几十年工作的成果，而且是完全成熟的成果，都是那种无限小心、耐心劳动而不计较岁月流逝的精神的产品。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亚当·斯密和马歇尔都极其急于宣传他们的宏论，急于影响政治实践，然而他们谁也没有让自己的著作在手稿完善得自己认为业已尽可能完善之前就仓促付印。 ^[144]

我相信，给《原理》从头至尾写一个读者指南是多余的。于是只要说一说下面这些就够了。第五编（供求均衡的理论）包含分析成果的核心。第六编论分配是第五编所作的分析的扩大应用。第一编首先提供了“一课经济史”，压缩得那么厉害以至保留下来的那部分读起来像一连串琐事，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出实际包含于其中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次提供了经济学史的概略，褊狭得几乎难以置信。第二编若干基本概念，是十九世纪任何凡夫俗子都写得出来的。第三编（欲望）和第四编（生产要素）包含一些新东西，偶尔也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例如第十二章第11节和第12节），但全为一大堆有可能加以删节而使其完善的东西所掩盖。

透过高度修饰过的外表——在那上面，好像一切都被简化成为普通常识——来洞察的读者，首先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被技术高超的匠师调理得井井有条的分析与事实细节极其丰富，而这位匠师却从没有想到，企图把一本书写得太容易读反而会使它变得很难读。在庞大的结构中有关的一切都各得其所，而且在被摆置到适当位置之前，一切又都由艺术家用简洁而经济的概念进行解释，从分析上将其雕琢成型。其次，上述读者还会发现一种几乎导致马歇尔配称不朽的首要品质，即在马歇尔身上所看到的不仅是有很高权威的技术专家，不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不仅是稳健的说明性假设的制订者，最重要的还是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不像今日的技术专家，他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运行，尽管今日的技术专家，就理论技术而言，比他高明，就像他比亚当·斯密高明一样。特别是，他比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本人就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学家，更透彻地了解工商业、工商业问题和工商业者。他对经济生活的内在有机必然性的理解，甚至比他对这些必然性的表述更为深刻，因而他是作为一个有权威的人来讲话的，而不是像新闻记者或是像只不过是理论家的理论家那样讲话。恐怕这种造诣，连同他对争论得很热烈的实际问题所抱的高傲态度，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今天他的名字不受欢迎；虽则这种造诣在一个主要在学术界活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学术界人物的偏见的人身上，是多么了不起。

第三，看得更深一些、懂得怎样去观察细皮嫩肉里面的分析骨骼的读者，则会看到我们现在称之为局部分析的工具，也就是那套目的在于分析经济中较小部门的现象而打造出来的工具，这些部门是那些规模过小、在社会总体中（尤其在实际国民收入及货币国民收入中）不能通过其本身在生产、价格和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上的变动而引起反应的个别“产业”；因此凡是属于这些部门以外的事物都可以作为给定的事物来看待（参见下面第七章第6节）。第五编就是这种局部分析的古典派杰作，曾被一些人推崇得那么厉害，又被另外一些人批评得那么厉害。这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讨论。眼下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局部分析的观点在马歇尔的书里从头到尾是那么显著，他所创造的或新提供的有关局部分析的很称手的概念是那么普遍地被吸收到当代学说中去，以致使那些在马歇尔身上只看到局部分析大师而看不到别的什么的人，有了某些借口。但这不足以公正评价马歇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这不仅是说，有关一切经济数量的普遍相互依存的较广概念在《原理》中时常受到注意，实际上，马歇尔在该书附录的注14和注21里就系统阐述了这个较广概念，虽然还不成熟，但还是很明确。而且《纪念集》里载有一段（第417页）肖夫先生在论及上述问题的文章中强调得很恰当的引文。这段文字说：“我毕生都努力于，而且今后还要努力于尽可能用现实的形式来表达我在注21中所提到的看法。”所以，既把马歇尔列作边际效用分析的建立者，又把他列作一般均衡体系的建立者，看来是公允的。

还有另外一种缩小马歇尔成就的意见。他的理论工具严格说来是静态的。这并没有妨碍他去研究那些用静态方法难以驾驭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现象，甚至可以说，研究经济生活的任何现象。正如凯恩斯在他所写的《货币论》（第二卷第406页）里所指出的，马歇尔“有时有点想用许多精巧而深刻的附言来论述动态问题以掩饰其均衡理论本质上的静态性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得不离开他的分析机器的驾驶座，因为这部机器对这些问题鞭长莫及。也就是说，《原理》的范围远比这部著作所阐述的理论的范围为广，而这理论本身则被支配着它的调子所削弱，特别是在涉及平均成本递减现象方面。

第四，没有一个不抱成见的读者会看不出我们下面就要充分讨论的一对孪生事实：马歇尔的理论结构，除了它技术上的优越性和细节上的种种发展以外，基本上和杰文斯、门格尔，尤其是瓦尔拉的理论结构相同；但在这座新房子的各个房间里却不必要地乱堆着李嘉图的传家宝，而且这些东西所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际价值。由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英国作家以及大多数非英国作者把马歇尔视作折中主义者，认为他试图调和英国“古典学派”（指李嘉图主义）的分析原理和“边际效用学派”（主要指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原理，并使二者结合起来（或者使二者妥协）。同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本人和马歇尔学派很恼火地拒不接受这种解释。他们是对的。马歇尔的有威力的分析机器——虽然今天看来可能是陈旧了——是创造性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综合性努力的结果；特别是那些像我一样低估其中李嘉图主义的重要性的人，必须承认这一点。不过，这一点又引出马歇尔著作的渊源及其创造性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翻陈年旧账。要搞明白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马歇尔著作的渊源很容易探明。作为经济学家，他是按照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的传统受到训练的，或者毋宁说是按照这种传统自行训练的。特别是，他是在1867-1868年间读了约翰·穆勒的著作才开始熟悉经济学的（《纪念集》第10页）。他对约翰·穆勒毕生保持着可以说是子女对父母般的尊敬，虽然他对后 者在学术上的才能并未产生错觉。另外，《原理》第一版序言对库尔诺和杜能的影响也给以了谨慎的承认，这也是明白无误的。除了这五个人之外，他未谈到在基本观点上受过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的影响，甚至未谈及杰文斯、杜皮伊和詹金； ^[145] 虽然他承认，有个别次要观点曾受过许多人的影响。但是最后形成的画面是完全合理的。前面我们曾谈到约翰·穆勒论著的特点，它徘徊于李嘉图和萨伊之间，需要进行矫正和重新表述。像马歇尔这样的人，受过数学和物理训练，对他说来，极限概念，从而边际原理的形式部分，就像早餐肉一样，熟悉得很，只需要在约翰·穆勒的不够严谨的论述上自己开动一下脑筋，并为这些论述炮制精确的模式（公式体系），就可以达到使人看到《原理》的纯理论部分的境界。于是，在他看来，偶尔的革新，自然只是作为对约翰·穆勒的发展而非对约翰·穆勒的“革命”了。而且，确信自己属于受过训练的多数派的坚强领袖，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一般都不搞革命，而是实行圆滑的领导，把纷扰与革命留给少数派集团去干，他们为了使意见有人听不得不大喊大叫。我认为这十分符合马歇尔派所信奉的看法。 ^[146]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把创造性成就归诸马歇尔（当然要记住，限于纯理论范围）的理由。

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已经对首创性问题预先作了判断。虽然马歇尔从不怀疑下列看法，即认为他自己没有受杰文斯的任何恩惠，更不用说受奥地利学派和瓦尔拉的什么恩惠，但在《纪念集》、凯恩斯的《传记集》和肖夫的论文发表之前，他要求把主观首创性完全归之于己这一点则尚未闻于世。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是承认他的这种要求的。当然，这并不触及客观的首创性或时间上的居先。即使1890年出版一本“边际派”论著——或者就此而言，说是1880年——能改善或发展当时的学说（马歇尔肯定做到了这一点），它也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新的真理。根据我认为是科学的历史编纂法的通常标准，重新发现边际效用原理的功绩应归于杰文斯；一般均衡体系（包括易货理论）应归功于瓦尔拉；替代原理和边际生产力理论应归功于杜能；供求曲线和垄断的静态理论应归功于库尔诺（价格弹性这个概念亦然，虽则字眼不同）；消费者地租应归功于杜皮伊，或者再加上詹金。如果这一点始终为人们所明确了解，那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 ^[147] 然而它并未为人们所普遍了解，也许甚至到如今还未为所有经济学家所了解， ^[148] 其结果则是别人的名誉受到损害，而许多人头脑中则留着一幅历史学家有责任去更正的、关于那个时代科学形势的图画。这个责任是令人头痛的，因为造成这种样子的看法，其原因概由于马歇尔本人的错误。奥地利学派与马歇尔（及埃奇沃思）对比的情况以后将要详论，从而这里无需触及。同马歇尔对待李嘉图及约翰·穆勒过分宽厚相对照，很显然，他对待所有那些在贡献上和他本人的贡献有密切关系的人，却不那么宽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能；杜能的著作之得于恰当承认，不仅依通常方式见之于《原理》第一版序言，而且见之于谈到“杜能的伟大的替代规律”那一段话（第一版第704页）。但是库尔诺仅得到一般的承认，而且在我们料想会特别提到他的地方，即主要在垄断理论方面，却没有提到。不过，我们并非要指责马歇尔对别的作者没有充分表示感谢——凯恩斯和肖夫已经为他基本解脱了这种责任——而是认为他对一些作者在时间上居先承认得不够。杰文斯的例子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而瓦尔拉的例子就更坏。在一切人之中，像马歇尔那样受过数学训练，像他那样对自己的注21极为重视的人，不可能既看不到瓦尔拉的成就在时间上居先，又看不到这一成就的伟大。可是在《原理》一书中，瓦尔拉的大名仅仅出现在与这一成就丝毫无关的三个不重要的场合。 ^[149] 就较不重要的杜皮伊和弗莱明·詹金二人来说，情况也完全相同，他们都仅仅在脚注中得到承认，而且这种承认还不是在适当的地方。我要立即着重提一下情有可原之处。其中一个已由凯恩斯勋爵加以表述：马歇尔看出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著作中的技术性错误及其他不足之处，除非远远避开这些犯错误的作者，这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就很可能有损于新研究法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些情有可原之处。分析工作的连续性是非常宝贵，而新理论体系的首创者，或者至少说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并无必要加宽使他们自己与其前辈相分离的鸿沟。而且马歇尔很清楚自己起着民族领袖的作用。他可能认为保持民族传统是他的责任。

可是，很幸运，我能够用较愉快的调子来结束这一节。关于马歇尔伟大著作的最伟大之处还有许多话好说。在伟大成就的背后还有更伟大的启示。马歇尔比任何其他经济学家——也许帕累托是例外——更多地指出自身以外的东西。他自己没有创立垄断竞争的理论，但他通过研究厂商的特殊市场而指向了这个理论。前面讲过，他的纯理论是严格静态的，但也讲过他还指向了动态经济学。他没有作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推理时总是注意对经济理论作统计方面的补充，并且尽力提出适于在统计上运用的概念；在他所作的关于《旧一代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的演讲中，他概述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纲领的主要部分。自然，他的著作是过时了；然而在这部著作里面，却有一种防止它腐烂变质的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