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意大利

就是最有善心的观察家也不会怎样恭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就是最有恶意的观察家也不会否认到1914年它并不逊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这个的确惊人的成就中的最显著部分无疑是帕累托及其学派的著作。但是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并非统治着经济学。帕累托学派连同其联盟者及同情者并没有统治意大利的经济学，就像李嘉图学派并没有统治英国经济学或施穆勒学派并没有统治德国经济学那样。真正值得注意的事情恰是其反面：即使没有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也在各个方面和在所有应用领域中达到了很高水平。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社会主义和农业经济学方面有一些优秀著作，后面我们将提及它们，但未能使之突出到其应达到的程度。甚至一般经济学方面的各种各样思潮，也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评价；尤其那些导源于历史著作或其他写实著作的思潮最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在意大利，它们实际上丰富了一般经济学，而且不像在德国那样与“理论”发生矛盾——这种一般经济学可由卢依季·埃瑙迪的著作为代表，尽管直到1914年，他才上升到主要地位。我们将把我们的速写分成三部分，分别名之为元老们、潘塔莱奥尼和帕累托。下面脚注中则提一下在我们这幅不免过于简单化的图画中要落选的一个有趣人物，即阿希尔·洛里亚。 ^[180]

（a）元老们。 像前面所说过的，意大利经济学生气勃勃的复兴经常同费拉拉、梅塞达格利亚 ^[181] 和科萨 ^[182] 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社会学上的良心迫使我们强调下面这些事实：只要环境变得较为有利，意大利就必定会恢复它在这个领域的光辉传统；国家的统一带来了这样的环境，并且另外产生了本国的新问题和新机会；虽然意大利经济学所能支配的财产并不太多，可是待遇很差的教授席位却很多。不过，这些事实并无损于这些伟大导师以及那些要追随他们的人的功绩。在说明成就的时候，个人因素显得很突出：非常之多的非常能干的人确实充分利用了这些客观机会。讲授科学、传播学术精神、从对政策——特别是放任主义和社会政策——永无休止的争论中解脱出来、并使年青的一代发现还有严肃的工作可做的，正是科萨和梅塞达格利亚的特有功绩。虽然他们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又有谁能比这做得更多呢？——虽然老一套论战不仅毫无掩饰地继续进行着，而且还在关于“自然法”的貌似科学争论的幌子下继续进行着，但他们不仅刺激了研究，而且还帮助创造了研究的气氛。就一般经济学而言，这种研究无疑是从仿效外国的例子，特别是从仿效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例子开始的。但是，通过开展富于创造性的工作，通过批判工作，这种研究迅速“民族化了”。许许多多的人对这种激励成功地作出了反应，因而应提及许多人，诸如萨皮诺或里卡—萨莱尔诺，后者是科萨的学生，又是洛里亚、科尼格里尼、格拉齐阿尼的老师。但是我们应该适可而止。

（b） 潘塔莱奥尼。 ^[183] 《纯经济学原理》（1889年版）一书可以作为界标。这本书，基本上属于奥地利学派或“奥地利—瓦尔拉学派”，并拥有马歇尔分析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工具（取自他在1879年私人印行的一些小册子），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把视线从旧事物转向了新事物。这本书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一点，因为它虽然写得很漂亮——埃奇沃思毫无过誉地把它叫做一部“精选作品”，也还值得一读，可是其中却没有什么完全首创性的东西。潘塔莱奥尼的首创性思想散见于他的一些论文和演讲里面。我们只提下面几点：他是第一批试图研究定价问题的理论家之一；他对产业联合理论作出了贡献；他并非一点也不成功地玩弄了满足的集合最大限这个微妙的概念；他富有启发性地论述了在没有价格的情况下对资产进行估价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则是，像穆尔所承认的，他是第一个描绘出内因变动理论的轮廓的理论家。他对这些问题研究得都不是很深。但他发表了许多意见，推动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他还向帕累托介绍过瓦尔拉的著作。

这里也应该提到许多人的名字。不过，我只提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巴罗尼， ^[184] 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叶开始发表著作。正是他告诉了瓦尔拉怎样可以不用不变生产系数；正是他指出了马歇尔的部分分析的有效性的限度；正是他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歇尔，在另一些方面（在财政理论方面）超越了埃奇沃思；而且他还——无疑是在帕累托所提供的基础上——描绘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轮廓，其描述方式我们时代的著作并没有作重大的改进。只有这最后一项功绩，连同他写得很好的教科书，得到了人们的充分承认。但是他比起我下面要提到的第二个人，即G.B.安东内利，还算是幸运的，后者的卓越功绩根本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185] 要提到的第三个人是马尔科·凡诺， ^[186] 他的早期著作属于这个时期。

（c）帕累托。 我们终于逼近了一位显赫人物，即帕累托。如果我们随着其门徒的说法谈论帕累托时代的话，我们应该说这个时代开始于1900年左右，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正是在1900年他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派。像所有真正的学派一样，这个学派也有一个核心，也有同盟者或同情者，还有国外势力范围。许多作家属于上述这几种人中的一种。但如果我们对当时或以后获得国际声望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作一调查，就会发现严守教规的追随者——那些构成“核心”的人——只是极少数。我想凡是熟悉1910-1940年科学形势的人都会想起下面这些人的名字：阿莫罗索、布雷希亚尼—图罗尼、德尔—贝奇奥、埃瑙迪、凡诺、吉尼、德·皮埃特里—托尼里、里奇。其中只有阿莫罗索和德·皮埃特里—托尼里属于帕累托学派的核心。 ^[187] 埃瑙迪和他的学生则对帕累托敬而远之，保持自己的立场。所有其他的人最多只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同盟者或同情者”：他们承认帕累托的显赫地位，在个别论点上肯接受他的影响，虽然实质上还是各行其是——也许“同盟者”一词还是太重了。为了评价帕累托的国际势力范围，读者必须区别四个方面不同的情况。第一，帕累托的社会学在国际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还掀起了一股有限的帕累托热，例如在美国。第二，帕累托提出的那条著名的（统计上）收入分配定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兴趣和很多批评，其中大部分是怀有敌意的。 ^[188] 第三，当艾伦和希克斯发展了帕累托的理论（无差异曲线方法，见后面第七章附录），慷慨地把功劳归给他的时候，帕累托就作为一个“纯”经济学家在英美两国变成人们熟悉的人物了。不过，这种情况只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四，在德语国家尤其在德国，除了有人对帕累托的垄断理论作某些反面批评之外，他的经济学的其余部分实际上仍然很不出名。在法国，情况对帕累托较为有利（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 期以前并非如此），布斯凯支持他的学说，迪维西亚和皮罗也注意到了他的学说。 ^[189]

维尔弗雷德·帕累托侯爵（1848-1923年），父亲是热那亚人，母亲是法国人，受过工程师训练（在他壮年时期一直从事工程师工作）。这不仅意味着他在数学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他那善于思考的头脑，远远超出应用科学的范围，进入极其一般的纯粹概念的王国：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强烈地体会到，归根到底，所有精密科学或这些科学的各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个东西。他早年对经济理论的兴趣可从1877年他在“卓尔戈菲力皇家学院”所作的一篇关于“新经济学派”的逻辑的演讲 ^[190] 中看出来。但更明显的则是他早年对经济政策的兴趣。这一点需要谈一谈，因为帕累托的正当影响由于有那么许多读者对他的政见抱有反感而缩小了：在他们看来，他很像一个信奉放任主义的盲目极端自由主义者（至少在他的一般社会学，即《一般社会学简论》于1916年发表以前是这样）。但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有其独特的根源。他是一个极其热情的人，这种热情实际上使一个人只能看见某一政治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就那一点说，只能看见某种文化的一个方面。他所受的扎实的古典教育又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种倾向，这种教育使得他熟悉古代世界就像熟悉他自己的意大利、熟悉法国一样——似乎世界的其余部分只是为他而存在。他怀着满腔怒火注视着政治家们在意大利与法国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所作所为，受愤慨与失望的驱使，采取了反国家主义者的态度；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种态度其实不是他自己的。除此之外，他（像马克思一样）同时又是他所憎恨的文化的产物，因此（也像马克思一样）他又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这样你就会理解他的早期作品的自由主义外貌了。

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接受了由于瓦尔拉退休而空出来的洛桑大学的教授职位，离开了意大利，也放下了实际业务。身体不太好，又继承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促使他岁数不算大就退休，到日内瓦湖畔的塞里格尼去养老；在那里，在他前面还有差不多二十年思考问题和不倦写作的岁月，他可以从容不迫地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和彻底实现自己在学术上的雄心。在那里，他逐渐变成了“塞里格尼的孤独思想家”，人们用近乎敬畏的眼光把他看成是古代的圣人。值得注意的有趣事实是，一个住在一间猫儿很多、不便于人们造访的陋室里（后来被称为安哥拉别墅）、过着虽然好客却坚持隐居生活的人，居然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191]

如果我们撇开他的社会学，也撇开帕累托定律，他的成就的确实巨大之难以解说，就一如其成就的根源之易于指明。费拉拉和别的人，其中包括库尔诺，可能对他有所启发；然而他的著作，由于是在洛桑成形的——在那里他第一次把全部心思放在分析经济学上面——所以完完全全导源于瓦尔拉体系，以至要是提别的影响就只会使人产生误解。这一点对非理论家表现得不及应有的那么明显，因为帕累托的理论是散见于不仅跟瓦尔拉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且跟后者的看法完全相反的社会学、哲学和方法论之中的。但是作为纯理论，帕累托的理论却属于瓦尔拉学派——无论在基本原理上，还是在大部分细节上。当然，就帕累托的直到1900年为止、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96-1897年出版）为中心的著作而论，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这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的瓦尔拉学派论著。后来帕累托抛弃了瓦尔拉学派的价值理论，并把自己的价值理论建立在埃奇沃思所发明、并由费雪加以完善的无差异曲线这个工具的基础之上。他也仔细检查了瓦尔拉的生产和资本化理论，并在货币及其他问题方面离开了后者的学说，而加上他自己的种种发展。这个新体系见之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906年版），这本书的数学附录在法文本（《教程》，1909年版）中有了很大改善。 ^[192] 然而即使是法文本的《教程》——始终撇开他的社会学——最多也不过是瓦尔拉著作的改写，这一点只要描绘出这两位作者的精确模式就能够证实了。可是，改写得却是那么有说服力而又才气横溢，以至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新的创造，虽然对这一成就打某种折扣也是可以的，例如这本书和瓦尔拉的体系对比，在某些并非不重要之点上，还是后者来得优越。不过，承认帕累托的创造的质量并不就是原谅帕累托对瓦尔拉学说采取的欠厚道的态度，他对瓦尔拉的学说所保持的距离，超过了实际需要的距离。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