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工作的条件

通过“革命”和统一，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很容易低估这个时期的成就，正像我们很容易高估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那个时期的成就一样。部分地，这是由于下述事实（这是某些读者在阅读本编时将会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比较复杂的技术，这种复杂的技术日益代替了以前那种简单的技术，后者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就能够掌握的。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比较专门的、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懂得的学问，因此之故，经济学受到了许多——完全没有道理的——责难，不仅是从一般读者的代言人方面， 而且也从他们自己队伍中那些技术头脑较差的人方面。然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怀抱着“让生意人能读”的野心并且这样去写作的领袖人数，如像马歇尔，依然还能够从日报中得到正式的评论。毋需指出：任何这样的成功都是花了代价得来的；虽然这样做对于这门科学和对于一般读者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好处，但我们必须指出，这样做却使分析工作的效率遭受了损失。

这门科学在躯体上比在智慧上成长得还要快些。这部分地是

它在专门职业化和大学教授化方面的迅速“进展”所造成的。我们已经注意到：甚至在前几个时期内，经济学家就已经彼此承认是具有一种特殊资格的人，而且发展了一种同专门职业的行为准则相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变得更为明确了，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学——甚或是经济学这个主干上的每一个公认的分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这就促使职业化的程度日益增长，而经济学本身亦因而得到促进。在前一时期，主要的经济学家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的教师。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则几乎全都是大学教师。在英国，这种变化比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更为显著，因为那里的经济学教授（或有着各种不同学衔的大学教师）从前人数本来很少，这个时期内在绝对数上增加也不多，然而还是占领了这个阵地。 ^[1] 在美国，自从哈佛大学于1871年设置了它的第一个正规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个最古老的讲座是在1818年设置的）、耶鲁大学于1872年设置了同样的席位以后，大学教师人数的增加是很可观的。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欧洲北部各国，经济学这个职业是沿着早经奠定的路线发展的，但法国却前进了一大步，它于1878年在全国所有的法学院中设置了经济学教授席位，而在这一年以前，除了在巴黎大学之外，则根本没有任何正规的和公认的经济学课程。

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研究上的便利——除了图书馆以外，图书馆已经大为扩充了，特别是在美国——依然是极不充分的。在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这种便利。 ^[2] 在不同的国家，教学方法在不同方面有了改进。我们必须记住：在英国和美国，把经济学当作一种专门职业来从事研究还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它还得努力奋斗，通过碰碰试试去定出自己的一套办法来； ^[3] 而在某些其他的国家，经济学在这一整个时期中依然是法律研究的一个极小的附属物。甚至在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一些其他邦，虽然在设立经济学课程并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文理各系中经济学占有独立得多的地位，但通常也只有两个专任的经济学教授， ^[4] 也许还有一两个讲师。当美国的大学生们读到，同一个人被要求在三门课程中把普通经济学、财政学、劳工问题、货币与银行、“土地政策”、国际贸易和企业组织与管理都讲完时，他们会感到愕然失措的。但是研究班（每一个教授开一个普通的研究班，不加区别地包括上述一切科目，这是在学生已提交论文以后开办的）以及后来的专门性的研究班发展起来了，这可以补充所讲授的课程（恐怕它们并不都是真正能引人入胜的）的不足，并且至少还可以保证写博士论文的学生得到个别指导。其他各地的进步遵循不同的路线，虽然设置研究班的方法是被广泛袭用的。然而，以上所述已经可以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存在着许多困难阻碍了经济分析的发展并使一般经济学家的能力降到应有的水平以下——这种能力水平又说明了仅仅是由于不懂而产生的无谓争论为什么这样频繁，也说明了一个更进一步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的事实。由于在少数领袖人物的成就与经济学界其余人的成就之间存在着这样广阔的鸿沟，因而要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是很难的，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也是很难的。

这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专门职业自行组织起来了，并为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发表的便利。在这里又是，除了提到少数重要的和熟知的事实以外，不必要也不可能多作说明。德国的社会政策协会创立于1872年，美国经济学会创立于1885年（历史学会创立于1884年），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用它最后所采用的名称——创立于1890年：这是三个重要的年代。皇家经济学会为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中央机关和一个杂志；美国经济学会除了这两者以外，还召开我们所知道的年会，年会的内容很丰富，既要宣读论文，又要进行讨论。德国的社会政策协会则是从一个特别的目的着眼命名的，这个名称本身是不“科学的”（参阅后面，第四章）， ^[5] 由此而使该协会的活动受到了明确的限制，决定了该协会最初十年每年讨论会上的题目和精神。可是，它最终还是变成了另外两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是的样子——一个具有真正“科学”性的从事于整个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组织。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协会的另一个特点，这是美国和英国的两个学会在实践上和计划上都没有的：从它最初建立的时候起，它就组织了集体的研究。它的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有权提出研究计划。由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计划就交给各个小组委员会去执行，后者又把对题目感兴趣的会员分别编成小组去进行研究，并把它们研究的结果提到年会上讨论。原来的报告，连同讨论的记录，均发表在该协会的长达188卷文献集中。 ^[6]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工作，是既有理由表示赞成，也有理由加以反对的。但对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记住这个最早的集体工作的实例。

为科学研究成果所提供的新的发表途径，采取了创办新杂志的形式。这里只提几种特别重要的杂志：《政治经济学评论》〔Revue dconomie Politique〕，《经济学家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Quas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杂志》〔Ekonomisk Tidskrift〕，《施穆勒年报》〔Schmollers Jahrbuch〕，《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国民经济学、社会政策与行政杂志》〔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Sozialpolitik,und Verwaltung〕（这是《国民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konomie〕的前身），这些杂志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创刊的。综合性的经济学辞典自然也不是一种新东西，就像专门性的杂志

并不是新东西一样。然而，下述这样的合作事业，如像《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新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政治学辞典》，都反映了一个——暂时是——新的时代的蓬勃成长，反映了“它的成就，它的不息的争论，它的许多成果，它的摆脱了‘正统观念’的束缚〔真的吗？——熊彼特〕，这种正统观念对于前一代人似乎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 ^[7] 最后，成立了新的学院，在这种学院中经济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而居于尊崇的地位。让我们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895年） ^[8] 致敬吧！

还要说明一点：一些人惯于强调教授席位、研究基金、学术团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对科学成就的重要性，这些人不免要得出结论，说英国的成就处在国际标准的最低级或接近于最低级。事实上，它处在最高级。在经济研究领域内，英国在前一时期所享有的最高权威的确已经不再是不受到挑战了。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特别是带独创性的贡献，比从前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不是出于英国人之手。说英国还保持着最高权威，意思只是说它在实业界和金融界还保持着最高权威的地位。然而它到底还保持着这种权威，特别是就声望来说。并且，这重又不仅是由于它的领袖人物的成绩；同时也是，或许主要是，由于“二线”人员的质量：这不仅是由于马歇尔和埃奇沃思具有卓越的能力（或更多的东西）；而且也是由于，在其余的人中间，无能透顶的人几乎完全绝迹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基金和讲席并不就是一切；有些东西是不能雇到或不得购得的；如果这些东西不能随着基金和讲席一同发展起来，那么后者或许会等于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