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常言道：“文如其人”；推广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作品亦如其人”。《经济分析[HJ]史》涉猎的范围可说是空前的广泛和丰富：从时间上言，上下两千余年，从公元前数百年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大约同期的古代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直到今天的凯恩斯、萨缪尔森；从地域上言，遍及欧、美、亚各大洲。并且，书中对涉及的人物、学说和方法，如前所述，无不追根溯源，详加分析并给以适当评论，使陈述的问题达到相当的深度。本书在内容范围和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正体现了作者熊彼特的博学多识，以及执着求实求真的精神。现在再将本书的主要特点，简要阐述如后：
第一，熊彼特写作《经济分析史》，据其夫人伊丽莎白说，花费了他一生的最后九年时间，即从1941年到1950年元月8日去世之前；但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也可以说花费了他一生的全部时间。根据伊丽莎白的说法，几乎熊彼特一生的所有著述和所有教课，都为《经济分析史》的完成作出过贡献。例如，早在1911年，当熊彼特还是28岁时，已经在奥地利东部的切诺维兹(Czenowitz)大学担任了两年教授，曾讲授专题：“社会科学的过去与未来”，后来扩大而改写成为1914年出版的德文本《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分析史》的前身和雏形。又如，1948年12月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说词，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就涉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后来便成为《经济分析史》第一编所探讨的部分内容。再如，1941年到1945年，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时，在读了E张伯伦的“经济学”课程之后，就选读了熊彼特的“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课程；熊彼特所讲授的内容，后来便成为现在的《经济分析史》第四编，特别是其中第七章“均衡分析”，以及第五编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所探讨的主要对象。熊彼特的上述这两个课程，包括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着重讲了李嘉图；又包括德国新、旧历史学派，还包括杰文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等人的边际分析，尤其着重讲了瓦尔拉、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分析，及其与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的比较；还谈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以及数理学派和计量经济学；并且多处谈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与李嘉图的比较，马克思“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比较，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还特别谈到了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谈到了厂商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谈到了凯恩斯与宏观经济学，以及宏观动态学与经济周期变动等等。对熊彼特的这些课程以及我在哈佛大学选读的其他课程，我都有详细的笔记，合计起来有将近三十本之多，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连同我的上千本外文书刊，都已毁于一旦。
此外，熊彼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曾在德国波恩大学主讲“财政学”课程；三十年代初期他去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后，一度在耶鲁大学讲过“国际贸易”；四十年代后期，又在哈佛大学讲过“社会主义”。
与讲课一样，熊彼特的写作范围也是很广泛的。除了前述几种代表作外，他还写有不少的有关经济学科各个领域的专著和论文，而书评、传记、短评尤多。上述《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只不过选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又如，熊彼特早在1906年，当他还只有二十三岁时，就以德文写过“论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一文，呼吁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方法，发表于当时奥国有名的德文杂志(《国民经济、社会政策与管理杂志》，第15卷，1906年版)。四十年后，到了1946年，当他已经年逾花甲时，又与哈佛同事统计学教授克鲁姆(W.L.Crum)合写了薄卷英文本《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纽约1946年版，共计183页)，对于在经济学中推广使用数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熊彼特对西方经济学界即将涌起广泛应用数学方法高潮的预感是很敏锐的。
概言之，所有上述熊彼特一生中的教学和写作，包括各个学派人物、学说、分析方法及其演变情况，都汇集到了《经济分析史》一书里，成为它的浩瀚内容。
第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是应该涉及的不同人物和学说派别，以及各有特色的分析方法和所用工具，一般来说，熊彼特无不尽量包罗，加以描述和评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熊彼特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存有偏向。例如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R. 希克斯就认为熊彼特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其所以如此，则是根源于他身上的“奥地利遗风”，表现在强调“贸易论”胜过看待生产上的“真实成本论”。希克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还可以从熊彼特的那本伟大著作《经济分析史》里找到另一例证。熊彼特本来有无数的途径可以用来加深对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前辈)所作所为的理解。但是事实上却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他经常是从对交换或贸易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贡献大小，来评判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强调‘贸易论’的经济学家(比如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以及他们的前辈如杜尔阁和萨伊)才获得他的特别赞扬；而对另外一些应当看作是更大的人物(比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歇尔和庇古)却被他看待得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贬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属于别的派系。”(见JR希克斯：《福利经济学的范围和地位》，载于《牛津经济文献》1975年11月号。)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基希(Herbert Kisch，已于1978年去世)，除了赞扬《经济分析史》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学术巨著外，也说：“在《分析史》里，熊彼特的个性和偏见，比他的任何一本其他著作，都更加显露出来：例如他对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那些生前已得到公认的经济学家，所具有的爱憎关系。”(见H基希：《约瑟夫•熊彼特》，载于《经济问题杂志》1979年3月号。)
希克斯和基希持有的熊彼特怀有“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这种“偏见”的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熊彼特也有他不得不这样对待的缘由，而且事实上，他也不完全是像希克斯所说的那样持有偏见的。
首先，熊彼特是非常崇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的。例如，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讲到“亚当•斯密和《国富论》”时，就曾这样写道：“尽管如此，似乎仍有必要停下来看一看这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了解，并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见《经济分析史》英文本，1980年第11版，第二编第三章第4节，第181页；中译本，第一卷，第275页。)像这样地推崇亚当•斯密和他的著作《国富论》，可以说是在普天之下高得不能再高了，怎么能说熊彼特对英国经济学界的每一个学者都持有“贬低”的“偏见”呢?
其次，我们都知道，英国经济学界，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以来，中间经过马尔萨斯、大小穆勒，直到杰文斯、马歇尔和庇古，最后到凯恩斯，确实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功绩尤大，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学术史上是光辉永存的。但是，英国传统经济学中往往有一些学者居功自傲，自视甚高，似乎“天下第一”，舍我其谁?殊不知天外有天，英国经济学家固然贡献很大，但在欧洲大陆，如法国重农学派的大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德国的大经济学家李斯特和新、旧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大经济学家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大经济学家法人瓦尔拉和意大利人帕累托，瑞典学派的大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以及在美国，与欧洲边际学派很有关系的大经济学家JB克拉克，与德国历史学派颇有渊源的制度学派大经济学家凡勃伦、JR康芒斯，等等，也都对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像熊彼特这样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欧洲大陆受过文化教育熏陶的经济学者，对英国经济学界的那种瞧不起他人的傲气，自然看不惯，因之在讲课的言谈间，或在写作的字里行间，有时对英国经济学传统流露出冷淡或不热忱，也是合乎情理而不可厚非的。
再者，现代西方撰写“经济学史”的经济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都详于本国，而略于它邦；英、美出身的学者是这样，欧洲大陆出身的学者也是这样。例如，有两本书曾经流行甚广，长期作为大学经济学史教材。一为欧洲大陆的法国人季德和里斯特所写的法文本《经济学说史》(初版1909年，第7版1947年；有英译本；又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内容丰富，知识广博，可惜叙事只到本世纪开头为止。此书阐述法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远较它国为详。另一为英、美传统出身的美国人汉讷(L.H.Haney)所写的《经济思想史》(初版1911年，第4版1949年；有中译本)，知识广博，叙述详细，比较通俗易懂，包括有凯恩斯学说及其以后的发展。此书则是以英国经济学传统为主要线索和内容，并较多地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可见任何一个经济学者，如果他写“经济学史”，强调或着重本国的传统，那也是顺乎情理之常而不足为怪的。
其实，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只不过是有别于以往那种过分强调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倾向，而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去描述和评介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学界的人物及其学说观点和分析方法。我们从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来考察，应该说，熊彼特的看法和写法还是比较公允的。例如，就熊彼特撰写《经济分析史》所经常引用的书刊名单(由其夫人伊丽莎白所编写)来说，在五十多本涉及拉丁文、英、法、德及意大利文的专著中，英国(少数美国)传统学者占其大半。(见英文版《经济分析史》1980年第11版，第1205—1207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熊彼特常用的书刊名单中，还列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的英译本；早在1914年，熊彼特在他的德文本《经济学说和方法史略》一书的“著者序言”中，就曾提到马克思的德文本《剩余价值理论》(由考茨基于1910年编辑完成)，认为它是少数很有参考价值的一部专著。又如，在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所评述的经济学家，除了他所敬重的马克思虽为德人，但属于单独的派系外，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中，计属于英、美传统者就有五人：英国的马歇尔、凯恩斯，美国的陶西格、费雪、密契尔；而属于欧洲大陆传统者亦不过四人，其中奥地利学派二人：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二人：瓦尔拉、帕累托。在这里，熊彼特固然重视欧洲大陆传统，平生最崇敬瓦尔拉；但亦未轻视英、美传统，他不仅非常敬佩马歇尔，而且迁居美国后，终其一生与陶西格、费雪交谊深厚，过往密切。
其三，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学术性极强，可说胜过西方已经出版的其他任何一本关于“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早于1961年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就谈到，季德和里斯特所写的《经济学说史》是一本“单纯的教科书”，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也写了一本较好的《经济思想史》(初版1938年，第四版1973年)，书中广征博引，内容丰富，分析评论亦远较一般通俗著作为深入，且设有专章论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对各个学派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亦相应地加以评介。罗尔除了赞扬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一部不朽之作”外，又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由：既可采用经济学的某种‘分析性’的混合物，也可采用更为‘通俗’类型的经济学。”(见罗尔：《经济思想史》，1973年第四版，“新版序言”，中文本，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页。)但不论萨缪尔森也好，还是罗尔也好，无不推崇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一部不朽的学术性著作。事实上，这一点也早已为国际经济学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