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知识社会学
编者导读
这里的五篇论文所构成的本书的第一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了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持续兴趣，它们所展现的资料，证实了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与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有着许多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由于“知识”的范围比“科学知识”的范围更广，而后者的本质必然是对专门领域的关注；因而，从这些（以及其他）论文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自默顿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以来，他一直都在设法使这两个领域之间保持明确的，且在分析上很有用的区别和联系。
在这里，论文的编辑并没有考虑年代的顺序，编者所要追溯的是，从对纯理论的关心到对男女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具体的道德困境的强烈意识这一思想发展的历程。毕竟，学者和科学家们并非总是从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一个推理的发展过程的所有阶段，然后根据逻辑顺序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阶段上。相反，可以把这些进程作为诱因和机会“补充进来”，而分别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基本的秩序，则属于事后认识的工作。
这一部分从默顿对1945年左右的知识社会学的状况的考察开始，在这第一篇论文中，默顿论证说，知识社会学偏重于“精神生产的现有基础”导致了一种僵局。这篇论文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该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发表，也许是非常恰当的，当时，在许多社会科学中都有一些新的观点脱颖而出。在这篇论文开始部分所展示的明确的“范式”中，作者概述了一种把有关知识之社会根源的哲学观念与对特定问题的经验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纲领。事实上，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所描述的那个过程中，默顿本人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种努力也许既是要归纳出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是要描绘出当时的现实）：“……在知识社会学中，有这样一种重要趋向正在迅速增加，即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这种倾向的第一批成果中有默顿引入的“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和世界上有影响的人物”等概念， [1] 这些概念后来被古尔德纳 [2] 作了修改以适用于学术领域；而默顿和基特 [3] “对参照群体理论的贡献”，基于的是斯托福等人的《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1949）所报告的发现和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中的连续性”。 [4] 社会科学家赫伯特·H.海曼多年以前就引入了“参照群体”这个概念，他注意到， [5] 这些著作，根据正在成型的价值观和理性观点，把涉及非隶属参照群及非隶属参照群体角色的问题和观点系统化了。
下一篇论文论述的是兹纳尼茨基的著作《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n of Knowledge），这是一篇得到了广泛赞赏的评论，在这篇书评中，默顿绝非仅仅扮演着一个被动的响应者的角色，他阐明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并且把它们放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这篇文章关注的焦点是理论性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问题，因此，对学者和科学家们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类以及对可研究的假说的筛选，使这篇文章有了经久不衰的价值。它对一种分析方法的概述，也令思想史家对该文感兴趣，这种方法后来可能被吸收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之中了。把以上所述的一点再重申一下：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就可以追溯理论发展的路线，而这一路线不一定要根据这些文章的年代顺序来表现；好像理论的行进是二维的，而学者则处在第三维上，因为当机会出现时，他可以沿着这条发展路线自由地向前或向后运动，而不用过多地考虑理论本身内在的逻辑。
随后的论文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式的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 over Styles of Sociological Work”），在默顿满怀希望地提示知识社会学应当加速发展大约16年之后，他依然觉得，知识社会学的“持续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这篇论文最初是提交给1959年在意大利的斯特雷萨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社会学的社会学”。（这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殊的课题，很自然，它有时也会把社会学家的兴趣吸引过去。不过，默顿把社会学共同体看做是整个学者共同体的部分代表，而并非仅仅看做是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学家提供实践指导的一个活动场所。）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社会学家相互关系的方式，在创造他们共享的知识体的过程中，可能像新的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一样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默顿设法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学科内部的那些冲突方面，并把这些冲突与其他学科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情况进行了比较，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常见的会使人迷惑的问题上，即社会学家很容易卷入这个更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事物之中。
接下来的是《政策研究的方法维度和道德维度》（“Technical and Moral Dimensions of Policy Research”，1949），该文还包括了从《说服大众》（Mass Persuasion，1946）中摘出的几页相关的内容。这篇文章继续探索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进而又讨论了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问题。该文分析了方法要求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冲突，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从事政策取向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很容易卷入这种冲突。它考察了导致社会科学家变得“对官僚主义的技术专家角色习以为常”的条件，这种官僚主义的技术专家“不会对政策、国情问题提出疑问，也不会阐述一些可供选择的办法”。默顿明确地拒绝“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他注意到“研究者也许会天真地猜想，他在从事价值中立的研究活动，而事实上他可能就是这样界定了他的研究课题，即研究的成果将用于社会的某一个群体而不是其他的群体。他对问题的选择和界定反映了他那心照不宣的价值观”。
这些论文对近来社会学思想史中的那些古怪的想法也有所考虑。有些流行的观点 [6] 认为，默顿本质上是一位实证主义者，只关心知识的专业方面，而这里的这些论文显然证明，这些论点是毫无价值的。另外，赛米勋爵注意到， [7] 在后来与丹尼尔·勒纳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社会科学家与研究政策》中［“Social Scientists and Research Policy”，见《政策科学》（The Policy Science），1951］，默顿超越了理论的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他论证说，社会科学家有一项应尽的义务，这就是维护学者的价值观，抵制研究中常常会看到的来自政策制定者所需要的那种小范围的和利己的目标。这暗示着，现在所发现的“新社会学”中的这些问题和观点，毋宁说可能是再次肯定现在的社会条件比以前更有利于这些观点；事实上，连续几代社会科学家为之痛苦的“潜隐记忆”（这个课题本身，就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特别问题。
这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与第一篇论文有联系，它发表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该文从广阔的视角考察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存在主义基础，因为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和“参照群体的连续性”都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对民族、种族以及其他身份的集体意识的增长而直接引发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只有黑人才能理解黑人”，或者“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这篇文章把这个问题加以推广，使之成了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一个人是否会由于其群体成员资格或社会地位而垄断着知识或能优先获取知识，或者由于这种资格或地位而与这种知识无缘？默顿很系统地把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分支问题，对它们进行剖析并探讨了其意义，同时非常仔细地坚持与每个部分的社会结构伴随物保持联系。他提醒我们，从突发的种族中心主义中产生的那些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每当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部分或该社会中不同的亚文化发现它们自己处于全面的冲突之中时，这些主张必然就会出现。这篇论文还阐明了一个相关的预见，即在这类问题出现于知识共同体的舞台中心后不久，知识社会学本身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然的繁荣。
N.M.斯托勒
[1] 罗伯特·K.默顿：《影响的模式：对一个地方共同体中人际间的影响和沟通行为的研究》，见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弗兰克·斯坦顿主编的《沟通研究1948—1949》（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948—1949，New York：Harper，1949），也可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2] 阿尔文·W.古尔德纳：《世界主义者与当地人：试析潜在的社会角色》（“Cosmopolitans and Locals：Toward an Analysis of Latent Social Roles”），原载《管理科学季刊》2（1957年12月和1958年3月），第281—306页，以及第444—480页。
[3] 罗伯特·K.默顿和艾丽斯·基特（罗西）：《对参照群体行为理论的贡献》，见罗伯特·K.默顿和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以及《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4] 罗伯特·K.默顿：《参照群体理论中的连续性与社会结构》，见《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5] 赫伯特·H.海曼：《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见大卫·L.西尔斯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8）第13卷，第353—361页。
[6] 参见，例如，M.D.金：《理性、传统与科学的进步性》，原载《历史与理论：历史哲学研究》10（1971年），第3—32页。
[7] T.S.赛米：《社会科学与社会目的》（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urpose，London：Constable and Co.，1968），第59—62、178—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