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下列序言系根据出版商要求为希伯来文版本所写）

非常高兴有机会为《美国政治传统》的希伯来文版本写一个新的简短序言，并首次书面描述书的酝酿和出版过程。一个人的书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和机遇，它们似乎就能长大成人并具有自己独立的性格。它们永远是你的作品，与之彻底分割几乎绝无可能，但总会产生某种疏远。这本书开始写作时是1943年，当时我27岁，完成于1947年，1948年出版。我想很明显，这本书总之是青年人写的一本书，但可能不很明显的是，虽然出书是在1950年代的前夜，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关于1930年代经验的智力产品。书里写的可以说是1933年到1940年代初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所学习的美国史的提炼，以及我学过和没有学过的此期间的美国政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1930年代社会批评的产物，书中看待美国政治传统的角度是很偏左的观点，也是出自一个年轻人个人的视角，他很少能从当权者的角度理解问题。

这本书的写作不是要创建关于美国政治或美国政治领导的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要对我做过一些研究的或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政治人物发表一些说明性或批评性的意见。但各种情况使它最后看起来像是比原来的设想要更加野心勃勃，而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接近出版，出版商提出了各种改动的建议。最初的书名是《美国政治人物与思想》，不像现在这么困难，更符合我随意而且不那么系统的初衷。阿尔弗雷德·A．诺夫公司编辑部的某个部门有一种看法，即采用这个书名会销路不畅，应该找到一个更有希望的书名。探索了几个其他的题目，也临时达成一致意见，但还是放弃了，这是很幸运的。最后采用了现在的书名和副题：《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这似乎的确有利于销售，但使我有两点不快：副题与书名连在一起，使之过长且不得体，暗示着书中包括了美国政治传统有关的所有关键人物，我从来没有佯称要做到这一点。（甚至对我同情的评论家也满有道理地指出，要“囊括”全部美国政治传统，怎么能够没有一章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丹尼尔·韦伯斯特，或者亨利·克雷。）另外使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的是，出版社编辑建议说，由于书中一些部分联系松散，因此需要一个简短的导言进行介绍，把整个书串起来。我承认这是正确的，但我知道这正是我要回避的挑战，因为这正是在思想转型期，而且在我生命的此一阶段，我的学识和见解尚不足以将美国政治传统的意义做一系统论述。但所有这些片段都是一个头脑孕育思索出来的，因此书的编辑似乎满有理由地问，是否有一个看待所有角色的统一的明确的视角，并将其概括成为一个简短的导言。

因此我冒险写出了6页的导言，其所带来的麻烦不次于任何同等长度的文章。我在写这个导言时问自己，我要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似乎是在研究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些人物，不仅是从有点左派的政治观点，而且从传统之外，从这一外部角度来看，那些完全从内部来看似乎是非常明显而重要的差别开始失去差别色彩，而在一些问题上立场不同的人最终看起来相同之处比想象的要多。结果是，这一事后写出的导言却成了对一个很有争论观点首次论述，至少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如此，而这又是近年来称之为共识历史的大量研究的主题。

共识历史是对自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查尔斯·A．比尔德以来美国历史学家竭力而过分简单地强调差别的看法的一种反动，共识历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强调美国政治生活中大多数实力派共有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思想以及这些派别在意识形态上聚合在一个辉格中心而不是因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阵营分化。共识历史学家专注的是深刻而又长期不变的阶级冲突的缺省以及某些共同的政治和社会信念通常贯穿和连接社会有效部分的过程。在共识历史学家注意到冲突时，他们倾向于将其缩小到极其特殊的基础——就是说，他们将其解释为变动不居的群体和联合体的事情，而不是基于长期固定的阶级之间，如农民阶级与资本家或工人与实业家之间的持续的斗争。共识历史学家强调的是美国冲突模糊的多重性，而先前的历史学家则突出尖锐持续的斗争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这对我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这将我与同我有重大歧见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而且对称之为共识历史的观点，我有着很深的疑虑。在我看来，共识历史有其可行的一面，因为除非具有非常广泛的道德和制宪基础，而且其压倒多数的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可以在一定时间依此达成一致，否则任何社会都不能运转。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像意识到冲突的根源一样意识到这些共同的前提。的确， 如果我们经常透过公式化的问题的表面去审查发挥作用的共同成分，历史变革的动力就更加容易理解。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查尔斯·A．比尔德这一代历史学家将阶级集团的冲突毫不怀疑地置于历史烈焰的中心，并将此观点演绎到实在过分的程度，以至于到了1940至1950年代，对其加以纠正就变得明显必要，历史的钟摆不得不更多地摆到相反的方向。这方面，我依然认为我在导言中所写的关于杰斐逊和邦联主义者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得住脚并且有益的。这一方法用于进步时期也有解释作用，而且很好地经受了时间和进一步探究的考验。然而，共识的观点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是关于历史框架和轮廓的断言，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旦吸收了共识观恰当的实质部分，人们就会深刻地感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美国人可能未就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争吵，因为这些是政治思想史上构想出来的，但他们却经常不断地就关系重大的问题展开争论。他们无法平息的冲突终于在1851年导致了现代史上巨大的悲剧性的政治失败。甚至在我国历史较为平静的阶段，过分专注无疑存在的共识成分也会使故事失去本身具有的戏剧性和趣味。威廉·詹姆斯经常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但所存在的这一点点差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在充满强烈共识情感的各州历史上发现的政治和冲突也是如此。

我从未对修订或扩充这本书有过强烈的兴趣，如果有点什么这方面的想法也已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我现在很难回到1940年代写作时的思想状态，而新的参照框架需要写一本新的书。但对于我的这些疑虑，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并提出一些可对此书进行修改的办法。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是一本美国政治背后的思想观念史，而且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强烈意识冲突和（对美国人来说）非同寻常的理论学说意识增强的时代的人，我有些倾向于贬低我书中所写的人物，尽管我非常清楚，美国政治家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并不是他们的强项。第二，我对行使权力的艺术并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如何获取权力的艺术，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限制了我关于书中一些人物要说的话的价值。例如，假使我今天再写杰斐逊，我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因拿破仑战争而来的杰斐逊主义以及杰斐逊的禁运政策带来的重重困难。杰斐逊因要实施禁运而遇到的外交窘境、采取的政策的多变以及行为的专横，今天看来都会是更加需要考虑的事情，这些就需要对我关于不教条而实用的杰斐逊的概念加以修订，不过我认为不需要完全抛弃。

再有，在写作西奥多·罗斯福时，我想我过多地注意了对他进步派虚伪成分的“发现”，当时得出的结论如果现在再写的话，我会将其作为起点。与其将罗斯福看成假冒的进步派，不如做这样一种设想，即他内心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但却是一个最灵活机智的保守派。这样看待他执政期间的一些问题就会有了不同的角度，而且我们许多政治传统的意义也应是这样。还可以接着下去考虑其他的情况。如果我现在重新再做的话，我书中讨论的所有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修改。

要提出建议在这么多地方对这本书进行修改对我来说是容易的，但至于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有这么多读者，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它的兴趣持久不衰，特别是在大中学校里，那也许我就说不好了。也许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对国家的自我赞许之词，所以很高兴看到传统偶像的打破，甚至许多情况下第一次了解到，美国政治英雄不是石膏塑成的神像，而是脆弱且有争议的活生生的人物。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1967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