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

[1] 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4年5月，罗马数字页158。（正文“上文已经征引过……”云云，甚欠明白，经核对，知在第二章及其注[67]。又第三章注[47]与此亦似有涉，且所引出在同一页上，只是把罗马数字的页数不经心地写成阿拉伯数字而已。又，这两次征引，在原书各版篇末“索引”中，或根本漏列，或排版虽已有不同，而所注页数仍沿前一版之旧，未予照改，故核对颇为不易。——译者）

[2] 过了一些时候，被吸收进另一个部落的一批批的人口或一个个的部落，像梅恩爵士所说的那样（《古代法律》，1861年版，页131），会自己假定，他们和吸收者都是同一些祖先的不同支派的后裔。

[3] 见茅尔洛（甲475）文，载《佛杜沃宗派信徒自然科学会会报》（丙41），1860年卷，页294。

[4] 我在别处已经举过一些具体的例子，见《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196。

[5] 见所著关于“物理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引人注目的文章，历载《双周评论》（丙60），1867年11月、1868年4月1日、1869年7月1日；此后又辑入即以《物理与政治》为书名的文集中。

[6] 沃勒斯先生在他的《对自然选择论的一些贡献》（1870年版，页354）里提到过几个这样的例子。

[7] 同上注[2]引书，页22。关于贝却特的话，见论“物理与政治”的几篇文章之一，载《双周评论》（丙60），1868年4月1日，页452。

[8] 见《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一卷，页309。

[9] 见文，载《弗氏杂志》（丙61），1868年9月，页353。这篇文章似乎打动了许多的人，并且在同年10月3日和17 日的两期《旁观者》（丙138）上引出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和一篇商榷性的讨论。次年，1869年卷（页152）的《科学季刊》（丙123）上也有所讨论，而泰特先生在《都柏林医学季刊》（丙50，1869年2月）和兰凯斯特尔先生在他的《寿命比较论》一书（1870年版，页128）里也讨论到了。在这些以前，在1867年7月13日的一期《澳亚杂志》（丙31）里，已曾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一些相类似的见解。我在本书里吸收了这几位作家的看法的一部分。

[10] 关于沃勒斯先生的见解，见文载《双周评论》，上文已一再引过。关于高耳屯的，见文，载《麦美仑氏杂志》（丙90），1865年8月，页318；亦见他的大著《遗传的天才》一书，1870年版。

[11] 菲克（甲238）教授，在他的《自然科学对法律的影响》（Einfluss der Naturwissenschaft auf daś Recht，1872年6月）一书中，在这题目上以及其他有关的方面，有些话也说得很不错。

[12] 见《遗传的天才》，1870年版，页132—140。

[13] 见戛特尔法宜文，载《科学之路评论》（丙127），1867—1868年卷，页659。

[14] 又见兰克斯特尔先生，在《寿命比较论》，1870年版，页115上，根据良好的可靠资料来源，所编的那张统计表的第五与第六两栏。

[15] 《遗传的天才》，1870年版，页330。

[16] 见我所著《物种起源》（第五版，1869年），页104。

[17] 同上注[15]引书，页347。

[18] 见兰凯斯特尔《寿命比较论》，1870年版，页115。书中关于酗酒的人的统计表系采自奈森（甲495），《生命统计学》。关于淫乱的人的情况，见法尔博士，《婚姻对……死亡率的影响》，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版，1858年。（参阅下注[22]——译者）

[19] 两人的议论见文，分别载《弗氏杂志》（丙61），1868年卷，页353与《麦美仑氏杂志》（丙90），1865年8月，页318。但法腊尔（F.W.Farrar）牧师（文载《弗氏杂志》，1870年，页264）的见解和这两个人的不同。

[20] 见文，《论关于妇女产育量的一些法则》，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丙120），第二十四卷，页287；后又辑入《生殖力、产育量与不孕性》一书，1871年版。高耳屯先生的一些同样的看法，见《遗传的天才》，页352—357。

[21] 《苏格兰出生、死亡、……的第十次年度报告》（丙16），1867年，罗马数字页29。

[22] 这些引文都采自我们在这一类问题上最高的权威，就是，法尔博士（参阅上注[18]——译者），见他所著而于1858年的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婚姻对法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23] 见同上注引法尔博士文。正文下文关于苏格兰的资料也出自这篇引人注意的论文。

[24] 采自《苏格兰出生、死亡、……的第十次年度报告》，1867年。报告中按每五年计算出一个平均数（mean），我在这里用的是这些平均数的平均值。正文下面的一段引文录自斯塔尔克博士文，载1868年10月17日的《每日新闻》（丙49），法尔博士认为他这篇文章写得很严谨。

[25] 邓肯博士在这题目上说（《生殖力、产育量与不孕性》，1871年版，页334），“在每一个年龄里，健康而美貌的一些个人从不婚的一边转向婚姻的一边，抛撇了那充塞着多愁善感而命运不济的人群的不婚的队伍”。

[26] 关于这一点，参看高耳屯先生的自出心裁而十分巧妙的论点，《遗传的天才》，页340—342。（按高耳屯认为古希腊人的智力比今天的英国人高出两级，而比今天的黑人高出四级。——译者）

[27] 语出葛瑞格先生文，载《弗氏杂志》，1868年9月，页357。

[28] 见《遗传的天才》，1870年版，页357—359。法腊尔牧师（见文载《弗氏杂志》，1870年5月，页257）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论点。在此以前，赖伊尔爵士，在一段很突出的文字里（《地质学原理》，第一卷，1868年版，页489），提请读者们注意宗教法庭的影响，指出它通过反面的选择，曾经把欧洲人的一般的智力标准降低了。

[29] 见高耳屯先生文，载《麦美仑氏杂志》，1865年8月，页325。又同作者文，《论达尔文主义与国民生活》，载《自然界》（丙102），1869年12月，页184。

[30] 见所著《去冬留居美国记》，1868年版，页29。

[31] 我在这方面要向茅尔雷（甲474）先生多多地表示谢意，因为他曾经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批评：亦见勃柔卡文，《论几种选择》，载《人类学评论》（丙126），1872年卷。

[32] 见文，《论文明的起源》，载《民族学会纪事刊》（丙116），1867年11月26日的一期。

[33] 见所著《原始人》，1869年版。

[34] 见所著文，载《大不列颠皇家学社》社刊（丙130），1867年3月15日；又见他的《人类初期历史研究丛刊》，1865年版。

[35] 《原始婚姻》，1865年版。又见虽缺名而肯定也是这位作家所写的一篇出色的文章，载《北不列颠评论》（丙105），1869年7月。摩尔根先生文《亲属称谓分类制的起源问题的一个猜测性的解决》，载《美国科学院院刊》（丙111），第七卷，1868年2月，也可以参看。夏弗哈乌森教授（文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9年10月，页373）也说道“在荷马（Homer）的古希腊史诗中和《旧约全书》中所找到的用人来作为祭品的一些遗迹”。

[36] 勒博克爵士，《史前时代》，第二版，1869年，第十五、十六章，以及别的章节里。亦见泰伊勒尔，《人类初期历史研究丛录》（第二版，1870年），第九章，此章写得十分出色。

[37] 弗·缪勒尔（甲483）博士也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有些话说得很好，见《诺伐拉号（Novara）航程录：人类学之部》（Reise der Novara：Anthropolog.Theil），第三分册，1868年版，页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