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补记

拙搞排出清样时，又检得王文楚先生《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为撰稿时疏略而未及拜读。王文楚先生这篇文章中与拙稿所论崤山道相关部分，与《唐两京驿路考》一文基本相同，无需重为论述。但有两个问题有必要在此补充说明一下。

一是在前文中我从《唐两京驿路考》不是十分明确的表述中，推测王文楚先生认为：东崤=北崤=崤山北陵（文王避风雨处）、西崤=南崤=崤山南陵（夏后皋墓）。关于这一点，《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有明确论述，我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而且由此文可知，王文楚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民国二十五年编纂的《陕县志》。与前文所举西晋戴延之关于东崤、西崤的第一手记叙相比，这显然是不足凭信的。东崤、西崤同在崤山北道上，尚可证之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风俗通义》卷十载：“崤在弘农渑池县。其语曰：‘东崤、西崤，渑池所高。’”渑池地当崤山北道，东、西二崤为“渑池所高”，实际上也就是说东、西二崤是渑池道上的高山。

二是《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提出“渑池县南有间道可趋崤山南路，东通洛阳，西达陕县，是为北路支线，但历史上很少经行”。作为其具体例证，文中举有三事。一是潘岳《西征赋》述其行程“经渑池”、“登崤坂”、“徂安阳”、“陟陕郛”、“行漫渎之口”。二是前文所述东汉建武二年，光武帝预谋在崤山道上消灭赤眉军，分遣两路大军屯驻北道新安和南道宜阳，云“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三是前文所述赤眉军在渑池遭伏击溃败后“欲赴宜阳”事。今按这三件事都不能确证这条支线的存在。潘岳《西征赋》所述渑池、崤坂等地都在崤山北道上。“漫渎之口”即《水经·河水注》所谓“漫口客舍”：“（安阳溪水）东合漫涧水。北有逆旅亭，谓之漫口客舍。”安阳溪水即今雁翎关河，东入青龙涧河。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水经注》本文作：“漫涧水北有逆旅亭。”这样理解则“漫口客舍”自不必在安阳溪水口，而应当在漫涧水更下游一些，这样就已届崤山南、北两路的相会之地。况且《水经注》失载今雁翎关河以北的青龙涧河支流交口河，即使理解为“漫口客舍”在安阳溪水口之北，也可以北到交口河口一带。因此，可以把“漫口客舍”比定在崤山南北两路的会结点即今交口处。《西征赋》所记各地，唯“安阳”城在崤山南道上。《西征赋》乃潘岳述职长安县令时述其沿途行经之作，这是极其正常的一次旅行，他可以选择崤山南路或北路，但却没有任何缘由要先走北路，再顺着这条人迹罕至的所谓支线绕到南路上，这样既险仄而又迂远，是违背常理的。因此这个“安阳”不会是实指“安阳城”，而是像“陕郛”一样指安阳附近。《西征赋》“登崤坂”之下随之叙崤山北陵秦晋之战，可证潘岳并未从渑池附近南下“支线”，而是一直向西走入了钦吟山道。光武帝设伏灭赤眉事则新安、宜阳间两军也不必走“间道”。新安或宜阳至洛阳都不过一日之程，而在相对近捷的崤山北道上从陕县到新安也要三日程（见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赤眉军在陕县出发后，光武帝完全来得及调动布署，将新安或宜阳的军队向洛阳方向东调，走出山地后再转到另一路上，而不必走什么山间间道。至于赤眉军从渑池“欲赴宜阳”事，则并不能证明已成事实。其地山间小径或许有之，但这还算不上一条“支线”，只能是当地人相互联系所用，起码不是大队军马所堪通行的，更不会是长安、洛阳间长途旅行的人们会涉足的。

最后再补充谈一下有关杜甫《石壕吏》诗的问题。自北宋以来都认为《石壕吏》作于石壕镇，本不成问题（见《困学纪闻》卷一八、《西征道里记》等）。但杜甫诗中为什么称“石壕村”而不叫“石壕镇”呢？今人对此往往有些疑虑。其实石壕在唐代尚未设镇，所以唐代只是单称石壕，或像杜甫诗中那样称为石壕村。直到后唐同光三年孟知祥从洛阳西行赴蜀路过此地时，仍只称“石壕” 122，宋人始设镇（详见前文）。唐代地方政权组织县下一般只设乡、里、村等建置，县下大量设镇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石壕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杜甫“暮投石壕村”，并不是当时“安史之乱”兵慌马乱情势所迫随便投宿了一个小村，而是当时只能在这里投宿。根据北宋人的行程记载可以看出，从洛阳西至陕县，逐日停宿地点为新安、渑池、石壕镇、陕县 123。渑池至陕县之间是崤山北道上最为险仄的地段，石壕地当两地之间，恰为东来西往一日行程所止，石壕由村升镇、由镇改县（硖石县），都与这个交通位置具有密切关系。石壕一带山路险隘异常，据戴延之《西征记》所述，乃多为“峻阜绝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山间谷道上，必然稀有人烟。行至这一带时日色已暮，舍石壕行人恐怕是无处止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