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和唐代的桥址不在同一地点

考古发掘工作者把沙河1号桥址视为汉西渭桥、2号桥址视为隋唐西渭桥，这两座桥址之间相距尚不足300米，可视为同在一个地点。然而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汉代的西渭桥和唐代的西渭桥却相距很远，不可能这样相互毗邻。

主持沙河古桥考古发掘的学者罗列了许多相互出入的资料和不同看法，用以论证西渭桥的位置。其基本看法是“从蛛丝马迹的文字中”看，汉西渭桥与唐西渭桥“可能在相距不远的某处”。其实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往往指的不是同一回事，有时是指汉代的西渭桥，有的则是指唐代的西渭桥，有的记载本身也混淆不清，所以互有歧异。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考古发掘者推测汉、唐西渭桥相互邻近的文献依据。文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三咸阳县下：

渭河浮桥，在汉渭城县南北两城中间，架渭水上。即汉之便桥也。《汉书》曰武帝建元三年春初作便门桥。……颜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即今所谓便桥是其处也。便读如本字。……唐末废，皇朝乾德四年重修，后为暴水所坏。淳化三年徙置孙家滩。至道二年复修于此。

这段记载本身是有错误的。首先，《长安志》记载的北宋时期的这座浮桥位于“汉渭城县南北两城中间”，这根本不是汉西渭桥的位置，却正是汉代中渭桥的所在。中渭桥本名横桥，又称渭桥 210，传为秦昭王始建。《史记·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 211咸阳宫也就是渭河北岸的秦咸阳城的主体建筑，兴乐宫在后来则作为汉代营建长安城的基础，成了汉长安城的一部分，即汉长乐宫 212。秦亡后，汉都渭南长安城，原渭北秦都废毁，汉改设渭城县，治于其地 213。所以，《长安志》所云北宋设在“汉渭城县南北两城中间”的浮桥，与之相应的秦汉渭桥只能是汉长安城与汉渭城亦即秦咸阳渭北宫区之间的中渭桥，而不可能是西渭桥便桥。

其次，汉代的西渭桥不仅与北宋的渭河浮桥不在一处，而且也不像颜师古所说的那样与唐代的西渭桥同在一地。宋敏求之所以会把汉、唐西渭桥以及北宋渭河浮桥联系在一起，实缘自颜师古对《汉书》中便门的错误注解。

宋敏求《长安志》引颜师古语，出自《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条颜注。颜注以便门释便门桥所在，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颜师古注《汉书》，却未能弄清便门的所在位置，因此其所定便桥的位置也自然是错误的。颜师古论便门位置的出发点是平、便古音相同，因此便门也就是平门。尽管同音有可能通假，但是平门与便门实际是否存在这种通假关系却需要有具体证明。况且平门本来是汉长安城南面靠西头一门 214，颜师古注《汉书·薛广德传》，云便门为“长安城南面西头第一门”，实际上与此相同，也是由平、便同音推定的。只不过在注释《薛广德传》时还没有搞错平门的位置，而在《武帝纪》注中又混淆南北方位，把平门错置为城北与平门相对的横门，以致无端生出南北两个便门 215。

颜师古和宋敏求以为便桥在汉长安城北，可能还受到了《水经注》错误记载的影响。《水经·渭水注》在渭水横桥（即中渭桥）下记有：“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曰便门桥。”按《水经注》在上文已明确记载便门桥在沣、渭之会的短阴山下，不应在此重出。审其文意，“亦曰便门桥”应是“亦曰横桥”或“亦曰横门桥”之讹文。

如上所论，宋敏求和颜师古的话既然都不可信从，考古发掘者据之推论汉代和唐代的西渭桥相互毗邻也就站不住脚了。那么汉代和唐代的西渭桥（也就是便桥）究竟应各自在什么地方呢？

据《汉书》记载，西渭桥初建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当时名为便门桥 216。由便桥的初建时间，也可以证明它决不会如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注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与汉长安城北面西头门相对直的，因为汉长安城北面西头门称为横门，门与横桥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中渭桥相对直 217。而如前所述，横桥相传为秦昭王始建，最迟在秦始皇时期已经建成 218。汉承秦旧，沿用未改。汉文帝初立，由代地入长安，即曾经由此桥 219，即位后也曾出行此桥 220。假如说武帝建元三年修建的便门桥就是重修中渭桥，那么《汉书·武帝纪》是不应该说成“初作便门桥”的。如颜师古所见识到的，汉代的便门桥应与便门对直，这是既有文献依据 221，又合乎情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便门究竟是汉长安城的哪一座城门？

前已述及，颜师古注《汉书·薛广德传》，曾以为便门为“长安城南面西头第一门”平门，而从《汉书·武帝纪》颜注中可以看出颜师古的说法完全是由平、便音同可以通假推导出的，并无确实依据。可是在殿本《水经注》中，却在汉长安城平门下注有“又曰便门”四字，如果以之与颜注相互参证，似乎颜师古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然而事实上殿本《水经注》“又曰便门”四字是出于四库馆臣戴震妄改。戴震校订殿本时自称曾逐条参校的《永乐大典》本以及明朱谋玮笺本、南宋程大昌所见本 222、王国维所见残宋本。戴震事实上多所袭窃的清赵一清《水经注释》本和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引《水经注》佚文，“又曰便门”四字均在汉长安城西面南头第一门章门（章城门）之下，熊会贞已据之考定殿本有误，应当依从《永乐大典》本等 223。但是熊会贞又称：“《黄图》于此门（按指平门）称‘一曰便门’，于下章门称‘又曰便门’，则两门均有便门之号。”到头来仍是两存其说。按今本《三辅黄图》出于唐人抄撮，其中“与颜师古《汉书注》相同之处最多，是《黄图》用颜注，而不是颜注引《黄图》” 224。熊会贞引证的今本《三辅黄图》，有关部分原文如下：

长安城南出第三门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一曰便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三）年，初作便门桥，跨渡渭水上，以趋茂陵，其道易直。

与此相应，《汉书·武帝纪》及颜注云：

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

两相对比，今本《三辅黄图》出自颜注，这是十分明显的（抄撮者参合了《汉书·武帝纪》和《汉书·薛广德传》两处颜注，所以把便门定在了平门）。而如前所论，颜注以平门当便门，实出自师古臆测，别无可靠依据。今本《三辅黄图》在平门下抄撮颜注之后随复征引《三辅决录》，谓“长安城西门曰便门”；在西面的章门下又征引《三辅旧事》云章门“又曰便门”。这些也都是否定颜注的有力证据。因此，熊会贞云便门兼为平门、章门二门别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便门就是指汉长安城西面南头第一门章门。

图1 西渭桥位置示意图

确定了便门的所在，与便门相对直的西汉便门桥的位置也就容易确定了。有关考古发掘者说：“今人在研究西渭桥与便门关系时，多以为对直就是直对。笔者认为，就桥与门而言，只要相差不大于90°就永远对直，……若将对直理解为直对，就西汉科技发展水平而言，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在情理上恐怕是很难讲通的。将对直理解为一条绝对水平的东西向直线固然不妥，事实上也没有人这样理解。但既然特地指出是与便门对直，也就不可能有太大偏差。如果说是在90°以内，那么汉长安城西面的直门、雍门与章门东西延长线之间的角度也绝对不会超出这一范围，那么又何必要特地说明与便门对直呢？我认为对直仍然只能理解为东西相对，不然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考古发掘者还提到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始有便门桥“与便门对直”之语，其实这也不够妥当。东汉赵岐《三辅决录》即记有：“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桥北（按“北”当为“东”字之讹）与门对，因号便桥。” 225由汉长安城便门（即章门）向正西至渭河，正当今咸阳市西南两寺渡至马家寨一带。若自汉迄今，这段渭河河道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那么汉代的便桥也就应当在这一段渭河河道上求之。这是汉代西渭桥的位置。

唐代以后的西渭桥，与唐咸阳城的位置密切相关。唐宋以来的咸阳城大致就在今咸阳市区，明初稍有移动，范围有限。由于两《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这几种主要的唐代地理书叙述咸阳建置沿革都有脱漏，仅止于唐武德二年徙置咸阳县于今咸阳市东的白起堡即秦杜邮处，因而给确定唐咸阳县治和便桥的位置造成了很大混乱。事实上唐咸阳县治白起堡不过四年，武德六年又徙至便桥西北，宋人相承未改 226。下面根据《长安志》记载的咸阳四周几个地点的相对距离，来看一下唐宋咸阳城的大致位置：

（1）两寺渡：在县西十五里。

（2）周文王陵：在县北十五里。

         周武王陵：在县北十五里。

（3）唐顺陵：在县东北三十里。

两寺渡地名至今未改，周文王、武王陵以及唐顺陵也都保存完好，用这三个不同方位的地点来交叉定位，可以测定唐宋咸阳城就在今咸阳市区范围内，或者说即使稍有偏离，也应当与今市区相毗邻。现在的咸阳城，据乾隆《咸阳县志》记载，是明洪武四年县丞孔文郁迁建的（传有李炳撰文记此事 227，我尚未查到）。乾隆《咸阳县志》引“旧志”称，洪武迁治之前“城昔在杜邮西”。然而《大明一统志》已载明杜邮西侧为唐代故城 228，此亦见于《长安志》记载 229，亦称为“唐故县城”。核诸上文所论，武德六年以后的唐咸阳城为宋人沿用未移，因此宋人所称“唐故县城”只能是唐武德二年至五年间咸阳故城，而不会是武德六年以后至明初的故城。明何景明成书于嘉靖年间的《雍大记》卷二叙咸阳建置沿革，云唐武德六年“又徙便桥西北，即今县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唐武德六年以来的咸阳县城一直沿至明嘉靖年间未曾改易。他的说法与上文通过相对方位测定的唐宋咸阳县城位置是相互吻合的。那么如何解释乾隆《咸阳县志》关于洪武四年迁城的记载呢？我认为洪武四年迁城当确有其事，不会是向虚空造。但是迁治前后的城址恐怕相距很近，大致都在今咸阳市区或其边缘地带，所以何景明略而未论。总之，唐武德六年以来至今，咸阳城址只是在明洪武四年略有改迁，但移动范围有限，前后位置仍可大致视为一地，大略以今咸阳市区当之。

咸阳城从武德六年起即移治便桥西北，不唯见之于地志记载，尚可证之于有关史事。唐安史之乱时玄宗从长安城出逃幸蜀，“过便桥，……至咸阳望贤宫置顿” 230。望贤宫在咸阳县东 231，可证唐咸阳确在便桥西北。正因为过便桥就是咸阳，所以唐人又称由便桥西行一路为“咸阳路” 232，称便桥为“咸阳桥” 233。这种情况，以后一直也沿袭未改。如南宋初郑刚中西使入陕，也是由“咸阳桥”过渭水而至咸阳 234。

《太平寰宇记》称咸阳城在“便桥西北百步”，这应当是北宋时的情况。唐代的时候渭河距咸阳城尚有3里左右 235。所以从咸阳城到便桥也还有一段距离。前面提到的唐玄宗过便桥以后所到过的望贤宫，西去咸阳城还要走几里路程 236，这段路程也就是咸阳城到渭河和便桥的大致距离。

总括以上所论，唐代以来的西渭桥只能在今咸阳市区以东的渭河河段（按指当时的渭河，今沣河尾闾很可能就是袭用了渭河故道）上求之，认为沙河2号古桥是唐代的西渭桥，这与历史事实是显然相背戾的。

附带指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司隶部图幅上所绘西汉便门桥的相对位置与上文所论是基本吻合的，而同书第5册唐京畿道关内道图幅上的西渭桥（便桥）仍然绘在今咸阳市区西南，与汉代位置一致。按照上文所作推论，这种绘法也显然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产生的根源，大概是由于误把《元和郡县志》等书所记的汉便桥当作唐代的西渭桥了。严耕望先生论唐长安附近的交通问题，也有过同样疏误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