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

 

【注释】

［良宴会］犹言热闹的宴会。

［难具陈］“具”，备也。“陈”，本义为列。引申之，凡是把内心所想说的话一样样地说出来叫做陈。“难具陈”，犹言难以一一述说。

［弹筝奋逸响二句］“筝”，乐器。《说文通训定声》：“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以木。唐以后加十三弦。”“逸响”，不同凡俗的音响。“新声”，指当时最流行的曲调，可能是从西北邻族传来的胡乐。因为伴奏的乐器是筝，筝是秦声，适应于西北的乐调。“妙入神”，是说音乐之妙，达到了能够创造意境的地步。这里的“神”，亦即下文所说的“真”。刘向《雅琴赋》：“穷音之至，至于入神。”祝凤喈《制琴曲要略》：“凡如政事之兴废，人身之祸福，雷风之震飒，云雨之施行，山水之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荣谢，以及鸟兽之飞鸣翔舞，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

［令德唱高言二句］“令”善也。“令德”，有令德的人。在顾曲听歌的场合，所谓令德之人，就是指知音者。“唱”，古作“倡”本义是发歌。这里泛用于言谈。“唱高言”，犹言首发高论。“真”，谓曲中真意。是说知音的人，不仅欣赏音乐的悦耳，而是能体会其真意，发为“高言”。所谓“高言”，就是“人生寄一世”以下六句。

［齐心同所愿二句］这两句承接上文预叙座中人听了“令德唱高言”以后所引起的情感上的共鸣。上句说，下面一番感慨为人人心中所有，下句说，这种感慨大家都没有把它说出来。

［奄忽若飙尘］“奄忽”，急遽也。“飙”，音标，暴风也。“飙尘”，指狂风里被卷起来的尘土。用飙尘比喻人生，含有双重意义：飙风旋起旋止，言其短促；被飙风卷起来的尘土，旋聚旋散，言其空虚。

［何不策高足二句］“路”，路口。“津”，渡口。“要路津”，借指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孟子·公孙丑上》：“夫子当路于齐。”“当路”，犹言执政。“据要路津”，是说占住重要的位置，也就是“当路”的意思。路，就陆地而言；津，就水上而言，义同。要想“先据要路津”，就必须“策高足”。“高足”，良马的代称。“策高足”，就是捷足先登的意思。上句的“策高足”与下句的“津”无关，“津”是因路而顺便带上的。

［无为守贫贱］“无”，通作毋。“为”，语助词。“无为守贫贱”，犹言不要守贫贱，是劝诫的语气，和上文“何不策高足”的反诘语气相称应，表示一种迫切的心情。

［轲］本义是车行不利，引申作人的不得志，遭遇的不幸解。这里用引申义，兼涉本义，承上文“策高足”“据要津”而言的。一作“坎轲”。义同。

【说明】

这首诗写客中对酒听歌的感慨，表现出“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愤激心情。李因笃曰：“与《青青陵上柏》感寄略同，而厥怀弥愤。”

诗从宴会写起，宴会的场面似乎很热闹，但看下文，参与宴会的人却是一群“轲长苦辛”的失意之士；因而这所谓“良宴会”实际上也就是《青青陵上柏》里所说的“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的心情的具体叙写，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客中集会而已。宴会当然饮酒，从“欢乐难具陈”，可知宴会中的节目很多，除了饮酒而外，那当然就是听歌了。歌曲的伴奏是“弹筝”。筝是秦声，音调是慷慨苍凉的。曲是“新声”。所谓“新声”，可能就是《西北有高楼》里的“清商”，但无论如何，是当时民间最流行的歌曲。曲有声有词，曲辞虽不得而知，但民歌的内容总不外是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无论是富贵者的豪华或贫贱者的悲哀，对落魄他乡的失意之士来说，都会深深打动他们郁抑的心情。诗人的牢骚不平之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喷薄出来的。

作为这首诗的主要内容，诗人所正面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那就是“人生寄一世”以下六句。这六句，从表面看来，诗人只不过感慨于人生的短暂与空虚，极于图谋富贵功名而已。不但很庸俗，而且也很简单；可是诗人诉诸情感的则表现得是那样的激昂慷慨、沉郁苍凉。这种奔迸式的强烈抒情，所给予读者的感觉和印象是强烈而鲜明的。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是处于动乱时代里人生共同的悲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这话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于客观现实既无法避免这一共同的悲哀，也无法实现这一共同的愿望。正如陆时雍所说：“‘何不’‘无为’正是欲而不得。”明明知道是不能实现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又无法遏抑自己那种牢骚郁结的心情，于是他所迸发出来的不平之鸣，自然是“感愤自嘲，不嫌过直”了（张玉穀语，见《古诗十九首赏析》）。

诗从富贵和贫贱着笔。富贵的快意是虚写，“贫贱”的“苦辛”是实写。从一虚一实的对比中把问题归结到最后一句，诗人真正的感慨正在于此。为什么富贵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共同愿望呢？为什么“贫贱”的“苦辛”不是“暂”而是“长”呢？又为什么“贫贱”的“苦辛”就会使人这样感到深切的悲哀呢？在这首诗里，诗人所表现的情感，正反映了东汉末年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它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

东汉王朝的养士政策和选举制度，当然是为了扩大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来巩固它的政权，但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着矛盾和冲突的。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急剧发展，必然促使统治阶级本身土崩瓦解。而在矛盾和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受压抑的也必然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小族之士。赵壹《刺世疾邪赋》所说的“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见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赵壹传》），左思《咏史诗》所说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正说明了这种阶级阶层间的关系。特别到桓、灵时代，统治集团更堕落到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地步。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朝廷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它吹嘘的什么品德和才能。随着政治的腐化与恶化，所谓选举制度也就名存实亡；而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完全被揭露无余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尖锐讽刺的民谣，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生的。

对这种黑暗的不合理的政治现实，人民固然投以极大的愤怒和嘲笑，而出身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小族之士，通过本身直接受到的打击，不平和不满的情绪也就表现得更为激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赵壹在《刺世疾邪赋》里有这样一首诗：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这首诗和本篇产生在同一时代，所反映的也是同一客观现实，可以互相印证。“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即“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的感慨；“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也就是“得势者称贤”的意思；“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正是“贫贱”者的悲哀。赵诗是从正面揭露客观现象的本身叙写，而本篇则是侧面地把这些现象从主观感受表现出来。手法不同，但两诗的基本内容和它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情感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同时它也揭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痛苦。

东汉王朝一方面大开利禄之途，但另一方面却又进一步提倡儒学。儒者在表面上是重德行而轻荣利的。特别是由于光武帝刘秀表彰气节的影响，这就更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装模作样的虚伪矫饰的士风。他们最善于把汲汲于富贵的真实心情掩盖起来，却披上一件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外衣用来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最后仍然达到他们的终极目的。《后汉书》像这类记载，触目皆是。即使是《独行列传》中的“高士”，也很少例外。当然，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矛盾的。这种矛盾心情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激化。到了东汉末年，虚伪矫饰的作风和做法，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失去了它的客观社会条件；同时，儒家学说拘束人心的力量也日益削弱。现实生活的刺激，使得诗人突破了因袭已久的传统的社会意识，而把隐藏在内心深处平日认为不可告人的东西毫无顾忌地裸陈出来。因此，在这首诗里所揭露的诗人自己心情上的矛盾，也就是座中人所“未申”的共同的“含意”。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所谓“真”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就诗人的主观思想来说，它是对不合理的黑暗现实所表示的激切的不平与强烈的讽刺；就诗的客观意义来说，它是处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时代的失意人们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最切身的苦痛；同时，也是他们所想说的而又不敢把它正面表现出来的心情。而这首诗却把它暴露得如此的痛快淋漓、毫无掩饰。这就使得人们感到，诗的抒情代替了自己的抒情；因而它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力和深切的真实感。

这首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本来是很明朗的，但过去的看法却有种种分歧。吴淇的《选诗定论》、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都认为后面四句“大类《论语》富而可求章，却将‘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留作歇后。而后人指为激词，目为诡词，皆未会其意。”无论怎样牵强附会，但终于无法自圆其说，其歪曲是不待辨明的。沈德潜曰：“‘据要津’，诡词也。古人感愤，每有此种。”刘履的《选诗补注》也说是“设为反词以寓愤激之情”。肯定了“感愤”和“愤激之情”，这是对的，但为什么要把它说成“诡词”和“反词”呢？正由于诗中所大胆暴露出来的思想，揭穿了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实际存在的而又是不可告人的一面，为他们所不敢正视。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统一，于是“求其说而不得，又从而为之辞”。

其实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在“轲长苦辛”的人生中最现实的悲哀，只是富贵与贫贱的问题，虽然不像王国维所说的是什么“鄙之尤”，但也并没有什么过高的陈义；“策高足，据要津”也只是聊作快意之语，谈不上是政治上抒展抱负的心情。陆机拟本篇“人生寄一世”以下六句作：“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宴。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虽然亦步亦趋，依样临摹，但语气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扬声当及旦”一句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大有左思《咏史诗》“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气概，这正反映了作者入洛时的风云豪气；但对原诗来说，则毫厘千里，完全失去它的精神实质了。

这首诗分三个部分，由“良宴会”到“唱高言”，再从“唱高言”引申出一番人生的感慨。锺惺说：“欢宴未毕，忽作热中语，不平之甚。”就诗的叙述过程言，只是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和因这一偶然事件而触发的偶然之感，信手写来，如斯而已。但正因为“不平之甚”，所以诗中每一部分都贯注了强烈的抒情因素，充满着悲凉郁抑的气氛。每一个部分都是息息相通的。吴淇《选诗定论》说：“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脑。以下无限妙文，皆回照此二字。盖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邀，所可据以行乐者，惟‘今日’耳。下‘飙尘’之喻，正谓今日之难长保耳。”这确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心情的写照，它和写一般的宴会不同，一开头就给它深深地染上了情感的色彩。不但如此，“欢乐难具陈”的“欢乐”和收句“轲长苦辛”的“苦辛”也是相呼应的。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谓“欢乐”只是“贫贱”的人们在“长苦辛”的生活中寻找暂时的乐趣而已，因此这种“欢乐”也是悲愤而不平的。方东树《昭昧詹言》说：“起四句平叙，‘令德’四句倒装，豫摄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谓“精神入化”，是指全诗无一处不饱和着强烈的情感而言的。体会了这点，就会进一步理解到为什么这首诗的叙述，“一路迤逦说下去，顺着事实的自然秩序，并不特加选择和安排”（朱自清语，见《古诗十九首释》），但它却能从这样顺序的叙述中把情感一步步地燃烧到白热化的道理；诗人一字一泪地写出他的心声，后六句固然是这样，前八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