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注释】
［交疏结绮窗］“交疏”，一横一直的窗格子。指窗的制造的精致。“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结”，张挂。“结绮”，是说张挂着绮制的帘幕。指窗的装饰的华美。
［阿阁三重阶］“阁”，就是楼。“阿”，四阿的略文。阁有四阿，叫做“阿阁”，四阿，指屋极四面有曲檐，是古代最考究的宫殿式的建筑。四阿屋后来称为“四注屋”，“注”，指檐霤下注。《尚书中侯》：“昔黄帝轩辕凤皇巢阿阁。”《周书》：“明堂咸有四阿。”“三重阶”，指台。楼在台上。
［弦歌］指有琴、瑟、琵琶一类乐器伴奏的歌曲。“弦”，本作絃，用生丝制成的绳，供乐器上发声之用。“弦”，在这里代表乐器。“弦歌”，就是后来所说的弹唱。
［无乃杞梁妻］“无乃”，犹言大概，是一种不能肯定的揣测的语气。“杞梁妻”，齐国杞梁的妻子。据刘向《列女传》记载，杞梁战死，没有儿子和亲近的家属。他的妻子孤苦无依，枕着丈夫的尸首在城下痛哭，悲哀动人，十天之后，连城墙也被她哭倒塌了。古乐府《琴曲》有《杞梁妻叹》。《琴操》说：“《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杞梁妻叹》的歌词，据《水经注》引《琴操》说，就是古代最流行的“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两句成语。又崔豹《古今注》云：“乐府《杞梁妻》者，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而哭，杞都城感之而崩，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这一悲剧性的故事，来源甚早，《孟子·告子下》就有“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化国俗”的话。从上面几种记载来看，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具体情节，歌曲的名称以至作曲的人，都有所出入。这是因为古代传说的本身，都是由于人民的情感而逐渐丰富了它，其中不但有夸张失实的地方，异同也在所难免。但从故事的轮廓来看，杞梁妻的遭遇，极人世之至悲；而《杞梁妻》或《杞梁妻叹》是歌咏杞梁妻的故事，是悲哀的曲调，则完全可以肯定的。这句承上文，意谓在“高楼”里奏着这“音响一何悲”的曲调的是谁呢？大概总是内心里蕴藏有深长悲哀的人吧。这里的“杞梁妻”，指人，不是指曲。但仅表现这一概念，并非实指。
［清商］乐曲名。现仅存南北朝的《清商曲》，但这一乐调，起源甚早，杜佑《通典》：“清商系汉、魏、六朝之遗乐。”陆侃如《乐府古辞考》说：“《清商》之名，起于汉代，但是否与晋、宋的《清商》相同，则不可知。或者在汉代《相和歌》和《清商曲》是二而一的。”据此，《清商》大概是汉代民间最流行的乐调。“商”，五声之一。古代以羽、徵、角、商、宫五声，配合水、火、木、金、土五行，而五行又分属四时。商是金行之声，属于秋的季节。《吕氏春秋·孟秋纪》、《仲秋纪》和《季秋纪》都说“其音商”。又，《管子·地员篇》说：“凡听商，如离群羊。”足见清商的声音，清婉悠扬，适宜于表现忧愁幽思的哀怨情调。
［中曲正徘徊］“中曲”，曲中的倒文，指奏曲的当中。“徘徊”，来往行走，不能前进的样子。本指人的行动，这里借以形容曲调的往复萦回。
［一弹再三叹］“一弹”，指奏完一曲弦歌。“再三叹”，指歌辞里复沓的曲句和乐调的泛声而言，就是上句所说的“徘徊”。
［慷慨有余哀］《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余哀”意谓悲哀意绪对别人的感染，不随乐曲的终止而终止。
［不惜歌者苦二句］“苦”，指曲调的哀怨缠绵。“知音”，用伯牙和锺子期的故事。《列子》：“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每有所念，锺子期必得之。”《列子》虽是伪书，但这一故事流传甚早，见于《吕氏春秋》和司马迁《报任安书》，不过没有这样完整。《列子》所载，当是摭拾旧说而成文的。就故事所表现的意义看来，“知音”不仅指精通音律，而是通过音律能够进一步体会到音乐的内在含义、奏乐者的心情。后世把“知音”作为知己的代称，是引申的用法。这里是本义。“不惜”对“但伤”而言。“歌者苦”，是歌者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故云“不惜。”这种情感生活，在共同时代环境里的人，应该能够体会得，而“知音”难遇，所以说“但伤”。
［双鸿鹄］《文选》李注本“鸿鹄”原作“鸣鹤”，五臣注本及《玉台新咏》作“鸿鹄”。“鸿鹄”是善飞的大鸟（鸿和鹄本来都是鸟名，但这里的“鸿鹄”仅指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鸿鹄连文者即鹄”）。刘邦《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见《史记·高祖本纪》）又《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言“鸿鹄”，也是取高飞之义。从下句“高飞”看，作“鸿鹄”较“鸣鹤”用词更为确切。胡绍煐曰：“此因‘鹄’古通‘鹤’，或本作‘鸿鹤’，后人遂改‘鸿’为‘鸣耳。’”“双鸿鹄”，指听歌者和歌者。
【说明】
这首诗和《今日良宴会》都是听曲感心之作。《今日良宴会》是发抒“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愤慨，这首诗进一步写出黑暗时代所带给一切被压抑者的苦闷与悲哀，以及他们不甘于现实的想法。所反映的社会精神面貌，较《今日良宴会》更为深广。
听曲闻歌，对大都市的人们来说，是最平常的生活现象，可是这种相类似的现象所给予诗人的暗示，则不完全相同。《今日良宴会》里的“弹筝奋逸响”是在特定的场合中进行，听曲者都是沦落失意的士人，奏曲者有了固定的对象，因而他的“新声”能够激起座中牢骚不平之感，引起诗人强烈情感的燃烧，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互相融合，是明显而易见的。本篇的“弦歌声”则发自重重深锁的高楼，“音响”之“悲”，只是弦歌人掩抑不住的内心深处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向谁申诉，根本也不曾设想到有人在听；可是她的悲哀，却引起了听者的驻足彷徨，而听者并不知道，也不须知道歌者是谁。这一现象，就其两者之间的迹象来说，似乎是毫不相涉，但又是这样紧密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感的表现，似乎是偶然的，但却又是这样的自然。诗人就从这里看出了隐藏在这一现象后面的极其重要的东西，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的苦闷悲哀和别人共通之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因而对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被压抑的人们寄予以无限的同情，终于产生了冲破黑暗的想象。
这一切就是诗人的构思，是指导着这篇作品的诗的思想。
音乐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决不能离开客观现实而存在。音乐的表现，是人的心情的具体表现。它真实地展示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在这首诗里，对弦歌人并未作正面描写，而是诗人运用其极为高妙的艺术手法，通过间接的、侧面的暗示，给我们以深刻的想象和鲜明的印象。
首先，作为这首诗里的弦歌人，是从弦歌声中听出来的人；如果不是弦歌声，她在这首诗里根本就不存在。正因为弦歌声的引起共鸣，这就使得诗人不得不抱着深切的同情和向往去描绘她；而她始终是处于“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曲终人不见”的境界中。这就决定了诗人只能从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与她有关的足以说明她、表现她的外围事物着笔。
“弦歌声”是从楼上飘下来的。楼是高楼，而且高到“与浮云齐”，那末楼中人是多么遥远！一开始，就给人以可望不可即的感觉。高楼的方向是西北，更将这一环境染上了一层悲凉伤感的气氛，这和楼中人的心情、弦歌的音响以及全诗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诗歌中任何一个细节描写，都要求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像古乐府中《艳歌罗敷行》的故事内容，是一幕喜剧，因而诗中写罗敷所住的楼是：“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这样的例子，不可胜举。
楼四面的窗子，“交疏结绮”，华美非凡；而楼又建筑在台上。仅仅从诗人所看到的表象，已可断定这即使不是皇宫，也必然是“侯门深似海”的权贵之家。当然，弦歌人是和外界隔绝的。
就在这重重隔绝中，却禁闭不住哀怨的弦歌声随风飘向街头。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是我们值得深长思之的。在封建时代不是有许多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像鹦鹉、山鸡一样，被豢养在精美的樊笼里，专供统治者的玩弄吗？她们的眼泪隐藏在欢笑中，而锦衣玉食的物质条件，只不过是精神创伤的标志、生活的枷锁而已。“无乃杞梁妻”，正表现诗人由于想象而产生的感觉，是虚叙而不是写实（详见注释）。因此，随着“弦歌声”出现在这首诗里的弦歌人，是她的精神面貌，是悲哀的化身。在这里，人与“音响”就融合而为一体，使我们感到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同时，她的性别和身份也就不难想象了。
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由于诗人自身的处境和心情，所以他才能够随时发掘处于黑暗角落里人们所承担的精神的苦痛，因而从社会的底层揭示生活中的矛盾。这首诗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展开的。
“清商随风发”以下四句，是“一弹三叹”完整的奏曲过程。所有关于回环往复的旋律的叙写，都是围绕着“音响一何悲”，为了强化主题而作出必要的刻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慷慨有余哀”一句：用“慷慨”来形容“余哀”，不仅表现情感的强度，而且从实质上显示出这一悲哀的属性，它在忧伤太息中，深深寓有抑郁不平之感。这岂不是《诗大序》里所说的“怨以怒”的声音，处于黑暗时代里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吗？
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到偶然从“高楼”飘下来的“弦歌声”为什么会引起诗人情感上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这种共鸣扩大和加深了诗人的人生经验和感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的感慨，显然是对一切被压抑者的同情，而不仅局限在歌者一人身上了。
人们在生活中应该是向往美好和光明的。但只有对现实的黑暗和丑恶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向往才会产生。“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就是《诗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邶风·柏舟》）之意。至于怎样“奋翅高飞”，又飞到那里呢？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答复这一问题；但作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和理想来说，则这两句结束语所表现的积极的反抗意识，使全诗放射出异样绚烂的光辉，打破了低沉的悲哀情绪，诗的主题就表现得更为坚强有力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诗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句都服从于诗的基本的构思，都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
诗从“高楼”写起，劈空而来；以“高飞”结尾，破空而去。劈空而来，是黑暗中的生活感受；破空而去，是黑暗中的生活理想。诗篇结构本身达到高度完整和统一，是从属于客观现实的矛盾心理状态的。诗中“弦歌声”和弦歌人始终处于若隐若现之间；诗人的思想情感似乎不可捉摸，但却是那样的深刻而真挚。陆时雍评这首诗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空中送情”，就是这首诗的“秘密”，是诗人真正从自己生活经验中所产生的东西；同时，也就是这首诗的艺术形象上所表现的特征和特色。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里，往往由于作者的思想情感过于深厚和丰富，他所要告诉读者的比他所能够说出来的更多，因而就使他把这一切凝练压缩在想象中，避实就虚，完全从空际着笔，创造了一种缥缈空灵，而又是能够真实反映生活的高超的艺术境界。就这一点来说，这诗和《诗经·国风》中的《汉广》、《蒹葭》，《楚辞·九歌》里的《湘夫人》、《山鬼》等篇是有其类似之处的。
曹植《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诗的意境，从本篇脱化而出。写的是，处于动乱时代里怀抱着坚贞高洁的情操而又是孤苦无依的思妇的哀怨。情调的缠绵宛转、词采的华妙精深，确乎超越本篇，表现出更成熟的建安时代的五言诗的形式和技巧。但诗篇一开始，作者就非常明确地把诗中主人公的身份固定在“荡子妻”上，因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局限，反而不如这首诗更广泛地从更多方面唤起读者的想象和感觉。如果我们将两诗加以比较，熟读深思，这一点，是不难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