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

文学的发展，有着它本身一定的演进过程，任何文学作品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像《古诗十九首》这样具有特征性的成熟的作品，它必然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问题，旧说最为纷纭。萧统著录在《文选》里，总题为“古诗”，当然由于弄不清作者和时代的缘故。锺嵘《诗品》也说它“人代冥灭”，没有作出结论。但稍后于萧统的徐陵《玉台新咏》，则将《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题为“枚乘杂诗”〔三〕。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十九首》都是枚乘的作品〔四〕。

无论认为全部或者部分是枚乘作品，都是错误的。《诗品》上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唱）也。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谓五言诗起于李陵（李诗系后人伪托，是另一问题），足见李陵以前的枚乘时代，还没有五言诗出现；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根本他就没有从事过诗的创作。

《文选》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原为十四首），凡《玉台新咏》认为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拟及（拟《东城一何高》即拟《东城高且长》）。又有刘铄《拟古诗》二首（《行行重行行》、《明月何皎皎》），亦在《玉台》枚诗之内，但都说是“拟古诗”，而不是说“拟枚乘诗”。陆机和刘铄的时代，早于徐陵，应该是更可靠的。

刘勰《文心雕龙》对枚乘之说抱着怀疑态度。他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谓：“《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综上各说，无论指名为谁，都是出于传闻或臆测，并没有任何确实的根据。

说得语气较为肯定的是，“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但这话并不可靠。

锺嵘在《诗品》上叙述东汉诗坛关于五言诗的创作情况，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五〕傅毅和班固同时，曹丕《典论·论文》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这是就当时情况而言的。其实傅毅早死，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及班固。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傅毅传》说他“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二十八篇”，并录有他的代表作《迪志诗》一首，是摹仿《雅》、《颂》的四言体。他自己的诗是这样，和他齐名的班固的作品又是那样，如果说像《冉冉孤生竹》那样“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六〕的五言诗出自他的手笔，那简直不可想象。果真有之，范晔在本传，锺嵘在《诗品》里也会大书而特书了。

早在陆机拟作的西晋初期，《古诗十九首》这一类型的汉代抒情诗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作者为谁，正如锺嵘所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萧统总题为“古诗”，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审慎而严谨的。后来的一些主观臆测，甚至如清代朱彝尊竟认为《十九首》是“文选楼中诸学士”“裁剪长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后，杂揉置《十九首》中，没枚乘等姓名，概题曰‘古诗’”〔七〕。无论说法怎样新奇，但决不是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的。

《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呢？虽说“人世难详”，但约略可以推知为建安以前东汉末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见《文选》第二十九“杂诗上”，次序在伪苏、李诗的前面。萧统之所以这样排列，其用意和《诗品》所说的“固是炎汉之制”相同，只能肯定是汉代的诗篇，而不敢说是西汉或东汉的作品。李善注《文选》，据“驱车上东门”、“游戏宛与洛”二句谓“辞兼东都”。意思是说，基本上是西汉的诗，其中夹有东汉之作。近世研究《十九首》的人绝大部分则都认为《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期，但也有人说其中还杂有西汉诗篇。问题的症结在于《明月皎夜光》里有“玉衡指孟冬”一句话，据李善说，是西汉武帝太初以前的历法。这一涉及古代天文学的问题，本身就很难搞清楚。经过许多人研究，李说并不可靠。将在本诗中详加说明，这里就不重复了。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综合现存的汉代诗歌来看，不到东汉末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像《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五言诗。这十九首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但是同时代的产物，则完全可以肯定。这不仅是从个别证据而得出来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透露了它自己问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