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它的现实性和思想性

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有不少是产生在社会极端混乱，政治极端黑暗的时期。时代给广大人民以至一切被压抑阶层的现实生活带来的愁苦和骚动，愤怒与感伤，这一客观存在，往往通过某些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经济上陷入困顿的知识分子们所感受到的最通常的而又是带有特征性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尽管他们对这些现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可是我们不难从其中进一步透视出当时社会上某些重要问题的侧面。

《十九首》是各自成篇的，但合起来看，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它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写的无非是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可是后来解说《十九首》的人，正如朱自清所说：“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这个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古诗十九首释》）封建文人的说诗，特别是对流传万口、影响广泛的篇什，总不惜千方百计，歪曲其主题，因而给许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文学珠玉涂满污泥，隐蔽了它原来的光彩。解说愈多，原意愈晦。《诗三百篇》的遭遇是如此，《古诗十九首》也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如清人刘光《古诗十九首注》把《庭中有奇树》说成是“鸿儒穷经稽古，学成而无由自达于君之词”，简直是离奇到不可思议了。

我国古典诗歌中确实是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解说《十九首》的往往把屈原《离骚》“以求女喻思君”的表现手法移植过来，产生许多误解。其实这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出现在《离骚》中一些曲折隐晦的写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交织在现实的叙述之中，而暗示其用意之所在；它和屈原丰富的生活经历、火热的斗争实践是密切相联系着的。《十九首》显然不是如此。《十九首》的作者和屈原的身份不同，他们不会有屈原那样忧深思远的忠君爱国心情；《十九首》里固然也有驰骋想象的地方，但毕竟是较为单纯的生活形象。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朱熹说《诗三百篇》中的《国风》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二二〕的作品，可是《十九首》的情况并不一样。《十九首》的语言，篇篇都表现出文人诗的特色，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这一胎双生的姊妹篇，就是个非常鲜明的例证。这两篇不但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大致相同，而且在语言技巧和篇幅长短上也没有什么两样。一篇是游子的歌声，一篇是思妇的篇什，前者是远客思归之作，后者为居人远念之词；而这两篇所展示的折芳寄远的形象，缠绵悱恻的意境，都是从《楚辞》中的《九歌》脱化而出的。从这些痕迹来看，如果说，这两篇同出一人之手，该不是大胆的假设吧。

游子和思妇之所以构成《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成为《十九首》表现共同的时代主题的两个方面，是有着极其现实的社会历史意义的。

东汉王朝为了加强其统治，一开始就继续奉行并发展了西汉武帝刘彻以来的养士政策，在首都建立太学。到了质帝刘缵时代，太学生一项，就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太学生成分，吸收的对象也逐渐宽广，并不局限于贵族官僚子弟。这大批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出路是什么呢？与之相适应的，那就是东汉王朝所采用的选举制度。由地方官吏推荐乡里中认为所谓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名目，然后由中央或州、郡征辟。统治阶级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便于统治人才不断地得到补充，巩固其政权基础。在这种政策和制度下，当时的政治首都洛阳就必然成为求谋进身的知识分子们猎取富贵功名的逐鹿场所。《十九首》里的游子，就是这样背井离乡，飘流异地的。

《十九首》里有具体地名可考者只有三处，而这三处都在洛阳。

《青青陵上柏》里的“游戏宛与洛”，虽然“宛”、“洛”并举，但实际上只是指“洛”而不是指“宛”。《驱车上东门》里的“上东门”和“郭北墓”都是实指洛阳的地名。

此外，《东城高且长》里的“东城”，虽然没有具体的地名，但寻绎下文语气，显然是帝都城郭的景象。因此，所谓“东城”，可能就是洛阳城东三门的总称，也非泛指。

又，《凛凛岁云暮》里的“锦衾遗洛浦”，虽然“洛浦”是用典故，但同时也可能是点明游子的所在地。

这一切，都说明《十九首》的作者是以洛阳为活动的中心。

他们的活动，无疑的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来。可是营求功名富贵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多，而官僚机构的容纳究竟有限，这就形成了得机幸进者少，而失意向隅者多的现象。《明月皎夜光》里的“昔我同门友，髙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正反映了他们之间这种不同的遭遇。

东汉末年，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现得最尖锐的时期，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

在东汉政治史上，外戚、宦官、官僚互相倾轧和冲突的长期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依靠官僚的援引，通过征辟以求进身的。桓、灵之际，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愈趋激化。桓帝刘志延熹九年（一六六）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以后，中央政权全归宦官。当时一批官僚和平日敢于议论朝政的大知识分子，接连地受到杀戮和禁锢。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东汉王朝崩溃的前夕，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人当然更是没有出路。为什么《十九首》里处处充满着失意沉沦之感呢？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又是黄巾大起义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候。都市情况混乱的另一面，则是农村的凋残破落。东汉政权的建立，实际并没有安定几十年，就不断地发生农民暴动。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苛捐杂税的增加，到了灵帝刘宏时代，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在丰年，都是面有饥色，一遇灾荒，就会发生人吃人的悲惨景象。灵帝建宁三年，史载：“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这些事实，发生在首都附近，别处当然更不用说。农村的残破，就造成人民大量的流亡，社会上形成一片骚动的景象。因而在都市里，商人十倍于农夫，而流浪者又十倍于商人。《十九首》里所反映的游子生活，正是汉代知识分子飘荡四方的传统的“游学”生活方式。虽然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个阶层，但实际上已成为上述流浪者当中的一个部分。

在“寒风日已厉，游子寒无衣”（《凛凛岁云暮》）的萧索客况中，在“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的凄苦心情下，他们又何尝不想离开浮乱骚动的都市？可是“思还故闾里，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家园的残破，时代的扰攘，安定生活的不可能实现，正当职业的无法取得，又使这批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们陷于有家归不得的境地。

以上是《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十九首》的作者的共同遭遇。

正由于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客观现实和共同的遭遇贯串着整个《十九首》，使它在精神实质上息息相通。

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原来的理想与希望由于遭受现实不断的打击而渐趋渺茫。彷徨苦闷的心情，使他们看不见人生出路，袭击到他们的心头的是被限制，被压抑的悲哀：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今日良宴会》）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凛凛岁云暮》）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有的从正面提出，有的托物寄意，但痛苦的呼号，热烈的向往，无论是怎样表现出来，同样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这一主观感受不自觉地灌注到客观景物中去，这样，就使得《十九首》里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大都以凄清的秋冬季节为背景，即使偶然写到春天，也给它涂上一层悲凉黯淡的气氛。

不仅如此，节序的迁移、时间的迅迈，对失意的倦客来说，是特别敏感的。表现在《十九首》里的，例如：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

 

是就一天的昼夜来说的。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庭中有奇树》）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

 

是就一年的四时来说的。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

 

是就人的一生而说的。

这些关于时间问题的具体感受，汇集起来，自然会形成一个生命短暂的完整概念。于是在《十九首》里就发出了人生无常的慨叹：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它们的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

“众生必死”，而且“生年不满百”，这是人世间自然现象，谁也都知道的。但只有处于乱离时代，生活上找不到出路，生命活力无从发舒的人们才会迫切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是切身的而又是无可奈何的悲哀。汉、魏之际，道家服食求仙的风气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可是“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现实终归是现实，空虚妄诞的幻想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于是郁积在他们心头的沉重的人生苦闷就一发而不可收，毫无掩饰地大胆暴露了在传统观念上认为是不可告人的思想。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说得是多么愤激不平，淋漓尽致！同样在两性问题上，他们唱出了“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歌声。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困顿而艰苦的，可是他们却说出了“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城高且长》）这类快意当前的豪语。

这类思想是庸俗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颓废的，但其中却蕴藏着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

由于《十九首》的作者是在社会阶级急剧分化下而出现的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被压抑的社会阶层，通过亲身的感受，他们对当时统治集团腐朽堕落的黑暗现实不但有所揭露，同时还表现了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满。像《青青陵上柏》所描写的当时政治首都洛阳宦官外戚及其党羽们奢侈享乐的情况，即其一例。这种愤激不平之感，无论是从正面着笔，诉说自己的苦辛，或者正言若反，故作豪语，实质上同样表现了“骄人好好，劳人草草”〔二三〕的对抗情绪。从《十九首》所反映的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会使人联想到《诗·小雅》中的《北山》、《巷伯》等篇。所不同者，《北山》、《巷伯》的作者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当中的一员，而《十九首》的作者更为落拓失意而已。

必须指出，这种不满和憎恨仅仅是从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饥寒体验到广大人民的疾苦。因此，在《十九首》里，不仅对黑暗的揭露不够彻底，而且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它必然流入于感伤颓废，给作品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忧伤愤激的另一面，表现在《十九首》里的则是一种纯真质朴的情感。这种情感，一接触到生活中具体而实际的问题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如前所述，《十九首》里关于客中及时行乐的生活的叙写，往往在深微的太息中发散出一种强烈的浪漫气息；但当我们读到“思还故闾里，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晈皎》）这类句子的时候，感觉又是怎样呢？很明显，乡土的眷恋怀思，已经冲淡了富贵功名的思想；真实生活的向往，已经突破了钻营奔竞的浮嚣，无一不是写得真挚异常，足以发人深省的。特别是涉及男女相思的情爱问题，更是如此。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这种像火花一般迸发，像磐石一样坚定的热情，表现得力透纸背，真是“一字千金”，令人“惊心动魄”。它和“空床难独守”的情感，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冰炭不相容，但同样赤裸裸地唱出了明朗而深沉的人生调子，在精神实质上有其相通之处。